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洧河发大水，很多郑国人受灾淹死了。有个富人家里也被淹死了一个人，尸体被一个穷人得到了。富人愿意出钱赎回尸体，穷人开了个很高的价钱。富人知道穷人在敲竹杠，就去请智者邓析想个办法。邓析对富人说：“你急什么？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会向他买这具尸体。”言下之意，只要你拖着，穷人自会降价的。富人一听有理，就耐心等着，不急着买。那个穷人等等富人不再来，也来请邓析帮忙拿主意。邓析说：“你急什么？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有他想要的尸体。”言下之意，只要你拖着，富人自会加价的。穷人一听有理，也耐心等着，不急着卖。 邓析出的两个馊主意，每一个听起来都不错，但合在一起就有问题了。一个不急着买，一个不急着卖，买卖一时还做不成。你也有耐心，我也有耐心，大家都有足够的耐心耗下去，就不知尸体有没有耐心耗下去？我担心尸体会没有耐心的，它急于摆脱这具臭皮囊升天，所以这具尸体一定在努力让自己尽快烂掉。因此，不急着买的富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心爱的亲人已经面目全非了，到时候他就是以最便宜的价钱买来，恐怕也无助于对亲人的哀思了。不急着卖的穷人也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以为奇货可居的尸体已经不再值钱了，到那时他就是愿意出跳楼价，恐怕也没人要了。两个人恐怕谁都没想到，自己被邓析的两面悖论给坑了。 这个事件几乎可以当成中国自古至今的一切买卖的缩影。我认为中国自古至今根本就没有商人，只有买卖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商业，而只有周瑜打黄盖式的“自愿”买卖，或者是“强盗碰到贼爷爷”式的强买强卖──用上海话说，叫做“啥人比啥人流氓大”。因为无论农业、牧业还是工业，一切可称之为业的正经行当，都有基本的职业规范。一切正经职业，都遵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自然规律，然而惟独在中国人向来鄙视的商业领域，投入与产出完全没有规范可循，成本与利润从来不成比例，完全没有基本的商业道德可言。一本可以万利，无本可以暴利，有本却可以无利。因为不言利，所以反对商业；因为反对商业，所以没有商业的游戏规则。没有游戏规则但游戏却不得不玩下去，所以一切买卖都成了无规则游戏。于是中国的一切买卖人都成了囤积居奇者，所谓“无商不奸”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的商业几千年来一直是卖方市场，所有的买卖人都以暴利为唯一目标。但是在对买卖人如此“有利”的市场中，真正的商业文化却始终不能产生，因为帝王虽然不反对你的暴利，虽然不限制你的暴富，但帝王随时可以找个罪名没收你的亿万家当。卖方市场的最大赢家是帝王，帝王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更何况在没有游戏规则、没有商业道德可言的中国。就这样，在没有商业只有买卖，并对买卖人万分有利的卖方市场中，中国没有产生商业，没有产生商业文化，更没有产生商业道德。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怪圈，正如邓析的这个悖论。 然而，进一步的追问不能停留在商业领域，而是要追问，为什么帝王成了暴利性买卖的支持者和终结者？因为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是非可以有客观标准，所以一切是非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由于没有是非标准，没有真理规范，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不相信客观真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真理的客观标准，比如形式逻辑。然而即便在以形式逻辑为真理标准的古希腊，尚且诡辩风行，那么在不知形式逻辑为何物的中国，一切论者说客就只剩下诡辩了。任何一个说客，假如今天他的自身利益与秦国相连，那么他就为秦国君王画策，把一件事说得对秦国君王有利；假如明天他的自身利益与齐国相连，那么他就为齐国君王画策，把同一件事说得对齐国君王有利。就像上一篇《秦赵相约》中的“公孙龙子”一样。用杀了邓析的子产的观点，这种策士“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这几乎就是一切战国策士和纵横家的四项基本原则。 邓析生当春秋末年，与老子和孔子基本同时。其时礼崩乐坏，旧体制已不能维持，贵族与平民矛盾激烈。老子和孔子都主张愚民政策，“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儒、道两家的创始人都不许平民议政，反对历史进步。而郑国有一个杰出的开明政治家子产，他顺应历史潮流，于公元前536年率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开的法律──刑鼎，鼓励“乡校议政”。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子产是相当于雅典立法者伯里克利的伟大政治家，而且比伯里克利还要早一个世纪。然而不幸的是，狂热激进而不知深浅的邓析却以诡辩的方式对子产的刑鼎进行了无限度的挑剔和攻击，使子产无法进行任何正常的行政管理。于是郑国大乱，保守派以此为端攻击子产的开明政策纯属愚蠢，于是进步的晨曦被倒退的黑暗吞没。子产（一说不是他）不得不杀了邓析。子产的民主尝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民主尝试。邓析的捣乱导致了子产的失败，子产的失败导致了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愚民政策永远成了帝王们的基本国策。 虽然我认为子产没有以思想罪杀掉邓析的权力，正如雅典人也没有以思想罪杀死苏格拉底的权力一样，但是我同情子产的苦衷，正如我同情杀害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派。在没有客观的真理标准和解决现实困境的良策时，暴力就是结束一切是非之争的最后手段──如果这是非之争威胁到政治安定的话，统治者就不得不出此下策。哲学家可以批判这是下策，但不得不承认政治家也是实出无奈。哲学家不能与政治家站在同一立场上，但哲学家必须懂得并理解政治，否则哲学家的政治空谈就只会添乱，缺乏可操作性的纸上谈兵和想当然的支高招只会使局面更不堪收拾，徒然煽动起民众的愤怒，而找不到正当的发泄口。欲速则不达，是一切激进主义者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所以虽然有人把邓析推崇为中国最早的民主斗士，我却认为他是一个缺乏道德操守的政治投机者。他没有真正的信仰和一贯的思想，只有颠来倒去、翻云覆雨的邪恶智力，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我认为邓析是战国纵横家的鼻祖，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名家鼻祖。苏秦、张仪之辈，与其说是鬼谷子的学生，还不如说是邓析的私淑弟子。 由于邓析及其战国纵横家后辈的捣乱，导致了两个恶果，一是邓析式的两面悖论使中国人从此对寻找客观真理失去了任何热情和信心，于是伟大的逻辑哲学家公孙龙被视为与邓析是一路货色。客观真理及其标准的探索再无下文，刚刚萌芽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二是由于没有客观真理以及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老子和孔子的愚民政策派终于占了压倒优势，一切求同于在上者，愚忠愚孝从此成了帝王对臣民所要求的最高道德。忠孝的愚蠢信念就是，生命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你一旦上了注定要上的那条船，决没有重新选择的第二次机会。你生为某人之子，无论此人是盗是圣，作为儿女都要孝到底；你选择做某个君王之臣──在秦始皇之后则是生为某个帝王之臣，无论此公是纣是舜，作为臣民都要忠到底。只要我是老子，我就说了算；只要我是帝王，我就说了算。“说了算”的意思就是，哪怕我说错了，但是我的权力使我可以强迫你按我说的做。更何况你没有办法证明我错了，连事实都无法证明。因为你有一个事实证明我说错了，杀错了；但我却有更多的事实证明我说对了，杀对了。“我说了算”是我最痛恨的中国专制文化的野蛮宣言。只要“我说了算”，就不会“真理说了算”。如果“真理说了算”，那就不会“我说了算”。“我说了算”，是中国人对“话语权”的最朴素理解。“话语权”近年来成为一种舶来的洋时髦，其实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身体力行了，只不过行使话语权的只有一种声音，即权力的声音，至高的权柄成了至高的话柄，而公孙龙的真理之声却成了笑柄。 在这个寓言中，邓析的诡辩有一种反讽的意味。他对每个咨询者，都有“我说了算”的权威性，人人信服他，但把他的两面话一对质，就能发现他说的任何话都不算。他开了个近乎恶作剧的玩笑，他在自己拆穿自己的西洋镜，所以邓析也相当于希腊哲学史上持极端怀疑主义的皮浪，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客观真理可言。我相信这种极端怀疑主义不仅影响了纵横家，也影响了儒道两家。然而擅为长短之说的纵横家却没有邓析这样的坦率。他们明明不信仰任何客观真理，但却通过审时度势的主动选择和因缘际会的被动接受，把出于私利而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的任何主张说成绝对真理。对纵横家来说，真理是由抓阄产生的。无论机会来的是什么，他们都抓住这个机会，为之巧下辩辞，作慷慨激昂状。张仪的第一个机会是替秦国卖命，他就上了秦国这条连横的贼船。苏秦的第一个机会是替齐国卖命，他就上了齐国这条合纵的贼船。在结果未出之时，胜负未定之际，让他们俩换个身份，他们大概也会同意的，反正他们本来就是赌博，就当是换换手气──听天由命吧！ 近年来颇为热闹的大学生辩论赛，几乎就是这种上哪条船就说哪种话的战国策士生涯的模拟练习。我相信这种辩论赛只有不信仰客观真理的中国人才会如此乐此不疲。作为一种诡辩游戏，在大学生辩论比赛中，每个人为之辩护的“观点”是用抓阄的形式获得的，与自己的信仰无关。你坚信“人性本善”，拈到的题目却可能是“人性本恶”。他坚信“人性本恶”，拈到的题目却可能是“人性本善”。既然是抓阄，拈得什么“观点”就具有绝对的偶然性，而哪怕你拈得的“观点”与你的信念相冲突，你也不得不鼓动如簧巧舌，痛下辞说，曲为之辩。这对听众是一种思想的误导，对参与者则是灵魂的出卖。口才好的人，随便你给他个什么题目，他都能像邓析或战国纵横家那样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他为“人性本善”辩护，固然能够胜利；他为“人性本恶”辩护，同样能够胜利。然而真理失败了，信仰丧失了，人格破产了，灵魂堕落了。 我相信，这种辩论形式的始作俑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信仰。爱因斯坦说过：“上帝不掷骰子。”我想，真理也不掷骰子。这种令中国文化蒙羞的恶作剧，可以休矣！ 我最后要说的是，不能停留在仅仅看出邓析的两面悖论，以为邓析是个妄人就一笑了之。邓析的两个建议，由他一个人提出固然荒谬，但如果是买卖双方自己的决策，也不过是利用对方弱点的放刁而已，即便到最后有一方屈服做成了买卖，也不是真正的商业成功，因为买卖没有遵循公平的商业道德。与此相似，两个互相冲突的意见由同一个人说出来，固然是谬论；但是，这两个互相冲突的主张由对立的两个人说出来，同样是谬论。因为这种主张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说服对方的任何可能性！真理虽然不总是能说服持有错误意见的人，但它的逻辑合理性保证了它具有说服对方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迟早会化为现实性。但邓析的两个谬论，以及更多的是持有与这两种谬论相似的思维方式的两个论敌，总是徒劳无益地把这种不可能说服对方的谬论一说再说，但结果正如吾乡谚语所谓：“日里讲到夜里，菩萨还在庙里”。邓析虽然是不自觉地步入了思维误区，但后人却可以从中看出独断论思维的荒谬性。也就是说，正确的思考和表达，必须以能够说服对方的逻辑合理性为根本法则，否则就只是胡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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