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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延安中学三班的学生，我们班最小的同学，今年也已届花甲了。四十多年来，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不管工作性质如何，岗位如何，职务如何，个人境遇如何，总有说不完的话。永恒的话题，就是那令人魂牵梦萦的延中生活。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为我们的成长呕心沥血，日夜辛劳的老师们。 几十年没有谈完的话题，怎么能在短短一篇文章里概括得了呢？烦恼、眼泪，都早已随岁月流逝，只留下无穷的回味，无尽的思念。回忆往事，总是那么温馨，那么充满乐趣。那是永生难忘的少年时代，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何况我们这一班，从1943年到1946年，朝夕相处了整整3年。那是怎样多姿多彩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 我们三班是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唯一的毕业班。它的前身——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五班，以调皮捣蛋著称。要说我们班“难缠”，其实是冤枉了大多数同学，但为数不多的几个调皮鬼，就足以使我们班闻名全校了。 延中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少人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或者家庭贫困，耽误了上学时间，到成年之后，才和刚从小学升到初中的孩子一起坐在课堂上。这些同学很用功，只是基础太差。而适龄就读的小同学，在初一的时候，还不懂得为什么要学习，也不珍惜时间，只惦记着玩。我们班就有几个好奇、贪玩的调皮鬼。一有空便几个人凑在一起弹珠子、挖蛐蛐，或者上山摘酸枣、捋“茹茹”（一种红色草生野果），一个蚂蚁窝，也可以挖半天。有的同学上课，不是打瞌睡，就是找个头痛肚子痛的借口“溜号”。考试能及格就心满意足。一个同学英语考了个“大鸡蛋”还满不在乎，有的甚至互相攀比：“看谁考的分数少！” 我们班的一些调皮鬼也常以捉弄女同学为乐。有时邻居鲁艺开舞会，一些年龄稍大的女同学也溜去参加，调皮鬼们便想方设法和她们作对。诸如编个顺口溜：“O形腿，飞机脑，走起路来水上漂”呀（用陕北腔念起来十分押韵）；女同学们摸黑往舞会赶时，他们猛地从半路上跳出来怪声大叫，吓得人心惊胆颤呀；有对象的女同学回家，他们跟在人家背后挤眉弄眼呀；往人家兜里装石头呀……。说也奇怪，大男生从不欺负小女孩，倒是小男孩对女生，不论大小“一视同仁”。什么劳动的时候故意往女生的脸上扬土呀；值日分菜，就是不往某个女生碗里倒呀……女同学们见了这些男生，就像耗子见了猫，连大气也不敢出。可有的小女孩不服气，挨骂要还口，挨打要还手，即便被人拧住胳膊也不求饶，还要当面揭人尿炕的短。有时“骑马打仗”，男女生各自派出年龄最小，身轻如燕的战将。经常是：围观的男生在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拥而上，把奋力厮打的女方主将拉下马来，于是一场混战。最后，当然是女方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败下阵来。 男孩子之间吵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然而对付起老师来，却又会结成“统一战线”。在课堂上，常常提些莫名其妙，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有的老师不是被气哭，就是发誓再不教小五班了。 就是这么个一提起来就叫人头痛的小五班，从1944年下半年起，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校举办的各种学习展览会上，我们班参展的作业，不论数量、质量都名列前茅；思想上更是突飞猛进：有理想、有追求、懂得严格要求自己（回家往返步行几十里，不再要警卫员牵马来接；吃饭不再跟大人去小灶……），许多同学先后入了党；生活上，相互体贴，男同学帮助女同学干重活，挑粪种菜，从山下往山上宿舍提水；女同学帮助男同学拆洗被褥，缝补衣服……就这样，小五班（1946年毕业时经过班级合并，人员调整，成了三班）以品学兼优，团结友爱，政治、思想进步而得到全校师生的赞扬，获得优秀班集体的光荣称号。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班由贪玩、无知、令人头痛的老大难而变为优秀班集体的呢？除了革命环境、家庭的熏陶、延安精神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事之外，我们的李绵、李纳、郭绳武、曹达、贾芝、张仲纯、王刚老师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 那时的延中，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班几十个人，就像兄弟姐妹，学习、劳动、生活，日夜都在一起，学校就是家。 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不但要管教学质量，课堂纪律，还要管思想作风、劳动生产、衣食起居。学生睡了，他们要批改作业，备课；节假日，他们要为留校的学生补课；防旱备荒，要组织学生上山打柴，下地挖野菜，从延河汲水种瓜；劳动生产，要分配人种西红柿，纺棉花，给被服厂纳鞋底，绗棉衣；天冷了，要张罗给无冬衣的同学领棉袄；有人病了，要去找医生，送医院；谁闹得太出格了，要晓以大义；谁告状了（“老师，他又打了我两拳”，“他又骂我了”），要去调解、劝导。他们没有假日、休息日，没有份内份外，不管酷暑严寒，大事小事他们都要操心，真是又当老师，又当爹妈。其实从年龄上讲，许多老师并不比有的同学大多少。 李纳老师，我们初一的班主任，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她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延中当了娃娃头。就是她，在课堂上被气哭之后，立即拭干眼泪，又讲起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是她，正在备课，忽听门外一片喧嚣，赶紧跑出去，撕开扭作一团的“斗士”；是她，渡过延河去和爱人朱丹举行婚礼，被突发的山洪卷走。脱险后，不顾溺水引起的疾病和剧烈咳嗽，坚持回校给同学们上课。就这样，李纳赢得了起初存心要和这位“小老师”作对的孩子们的尊重，同学们从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教我们生物的曹达老师，不到30岁，一位瘦弱的年轻人。 他经常领着我们上山采野花，扑蝴蝶，解剖青蛙。大概是从初二开始，又给我们讲生理卫生。课堂上忽然变得异常安静，大家目光不敢旁视，屏息听教师讲男女生理构造，心怦怦作跳。 唯独这门课没有人提问。可是从此，半大男孩子不再对没去上体育课的女孩子不依不饶，也不再逼她们干重活，蹚凉水。 1945年，一位同学临产，全班女生忙着做小衣服，找尿布。过去嘲讽人家“就记着回去过星期六”的男同学，争着绑好担架，七八个人轮流抬着往十几里路外的医院跑。有人担心，生在路上怎么办？一个男同学拍着胸脯说；怕什么，我会接生，不就是在肚脐下三指的地方剪下脐带吗？这大概是曹达老师始料未及的课外收获吧？！ 我们的语文老师郭绳武，平时不苟言笑，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大有学者风度。他要求我们写作文，不仅要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要用词简练，避免华而不实的浮夸词藻； 更要求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要求主题明确，要对身边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有感而发”。正是这种严格的有的放矢、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锻炼了我们的思维和表达能力，为我们奠定了一定的文字基础。最近才知道，郭老师为此写了不少教案，想了若干办法，针对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要求，一步步地把我们领向学无止境的文字自由王国。历次学习展览会上参展的一篇篇作文，一页页学习心得，都是郭老师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的教学方法取得成果的证明。 李绵老师担任我们班班主任的时间最长，从1944年到1946年，整整两年，经历了我们班“质变”的全过程。他是我们班转变的催化剂，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程度不同地得益于他的循循善诱。 李绵老师是教历史的。别看他平时少言寡语，还有些口吃，可是讲起课来，却能使你入神。面对汹涌澎湃的历史长河，你能听得到陈胜吴广，“黄巾”，杨么、李自成、洪秀全，以及孙中山、黄兴、秋瑾、李大钊、瞿秋白、闻一多、李公朴的呼唤、呐喊，能使你为革命者的牺牲、失败而叹息，为革命的成功而欢欣；能使你懂得农民起义为什么不能成功，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是革命事业的领路人，懂得毛泽东怎样成为党的领袖，懂得为什么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李绵老师生动的讲授，使许多同学对历史、对党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更加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信念。 李绵老师到延安之前成过家，有一儿一女。现在他把全部父爱都倾注在我们这群孩子身上。他当时不过30来岁，却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不论班上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从来不发火，总是慢声细气给你讲道理，直到你心悦诚服。他了解每一个学生，熟悉他们的优缺点，懂得用怎样不同的方式来启发他们的觉悟和自尊。他选择忠厚老成的王鹤仁当班长，肯吃苦的杨廷藩当生产干事，学习好的同学当课代表。他让每一个人的长处都能在关心集体中得到充分发挥，从而认识和找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他鼓励我们关心时事，看课外书籍、写读书心得、练大字，使我们懂得了学习的目的，提高了兴趣。针对我们班大都是干部子弟、比较单纯而又有政治优越感的特点，李绵老师着力于正确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没有说教，没有压服，然而我们每一次都能从同他的个别谈话中受到启迪。 贺毅在班上不算调皮，从不招惹女孩子，甚至很少和她们说话，课余热衷于武侠小说。一天傍晚，累了一天的同学们都各自消遣去了。贺毅跷起二郎腿，坐在窑洞里的长条桌上拉二胡。正当他摇头晃脑得意之际，刘幼雪风风火火跑进来。她是来找她的美术作业的。遍寻不着，她急得直跺脚：“明明压在桌子上的。”问贺毅，贺毅说没看见，照样拉他的胡琴。等到幼雪把贺毅推下桌子，天呀，辛辛苦苦画好的列宁像，已经被贺毅坐得面目全非！幼雪哭喊着叫“赔”。被搅了兴头的贺毅哪里肯在女孩子面前服软，于是爆发了一场激战。一位老师“勒令”贺毅赔礼道歉，贺毅拧着脖子说：“谁叫她不放好，我的屁股又没有长眼睛！”李绵老师找到贺毅，从历史聊到武侠小说，海阔天空。贺毅情绪稳定下来，慢慢想通了。既然过去有扶危济困的侠客，还有廉颇负荆请罪，那么，在革命队伍里有错不认，对女孩子耍威风，又算什么好汉？李绵老师又找到刘幼雪和蔼地对她说，你也别得理不让人，又哭又骂，谁受得了？一席话，说得两个人的火气都烟消云散。以后几十年了，他们一直是好朋友。这不打不成交的缘分可以说是李绵老师给的。 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不论是从大后方来的，前方来的，还是在陕北土生土长的，都认为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在老师们的教育下，我们逐渐懂得了学习是革命的需要，只有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才能弥补知识的欠缺。然而对于要求入党，却很少去想。因为在我们的头脑里，我们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没什么可怀疑的。 那时入党是秘密的。1944年以后，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同学，脸上带着神秘而又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情走向后沟。起初我们没有在意，后来沸沸扬扬听人说，他们是去过“组织生活”的。什么？他们能是党员，我们为什么不能？ 最不服气的是贺毅。李绵老师知道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共产党有铁的纪律。你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平时松松散散，老爱躺在被窝里看小说，这怎么行？很快，贺毅一扫懒散，简直像变了一个人。1945年组织调贺毅去联防司令部参训队。虽然他的父亲是将军，但他本人并不想选择军事作为职业。不过，那时的贺毅已经入了党，有了严格要求自己和组织纪律的观念。于是，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报到了。 贺光辉在班上的年龄不大，可身强力壮，发起火来，大同学也怕三分。一次，一个大同学欺负小同学，光辉看不过去，直言了两句，大同学扬手就打，光辉躲闪过去，重重还了一拳，打得对方鼻青脸肿。事后，李绵老师对光辉说，要想入党，就必须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你打了人，虽说是打抱不平，但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注意动机和效果。从此光辉变了，不管什么情况也再不打架了。同学生孩子，他抢着抬担架；学校修篮球场，他光着膀子挖土推车，打大夯；修飞机场来回十几里路，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直哼哼，第二天一大早照样去，从不落空。学校成立秧歌队，本来光辉“不愿意和女娃子一起在台上扭达”，但还是服从了工作需要。几个寒暑假，光辉随秧歌队转遍了延安的机关学校，甚至深入到老乡家。光辉成了颇负盛名的延中秧歌队的主要演员。 班上开生活会，光辉给幼雪提意见：“政治上不开展”。这可捅了马蜂窝，幼雪委屈地哭个不停。李绵老师对光辉说：“你的用心是好的，想在政治上帮助她，可是方式不对，她接受不了，你的目的又怎么能达到呢？”一向和气的李绵老师，此时对幼雪正颜厉色：“就算光辉的话说重了，你也该想想，到底政治上是不是很努力，要求自己是不是很严格？你在班上最小，大家都让着你，可你也别太娇纵自己。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一点委屈也受不了，怎么能当党员？”一席话说得幼雪心服口服。 于是，他们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在支部指定的联系人——光辉的帮助下，幼雪各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毕业前入了党。 李绵老师的个别谈话使我们猛省：没有天生的共产党员，要靠自己提高觉悟，努力去争取。 从初二开始，我们班同学之间关系日渐亲密，学习成绩显著上升，班上的风气明显好转，这都是各位老师，尤其是李绵老师和党支部在政治上逐一启发，引导的结果。我们班在毕业时有90％的人入了党（尽管这里有当时即将离开延安奔赴各战场的特殊情况，更有许多是政治上并不成熟，虚岁16的年轻党员）。难怪我们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怀着对父兄般信任和尊重的感情谈起我们的老师。有的同学对李绵老师的感情，简直比对自己的父兄还要深。 如果李绵和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以及为我们的成长付出过心血的校领导、党总支、支部的同志们，能够明白我们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的用心，能够知道他们的努力，对于确定我们的政治、生活、为人准则等方面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是的，师长们，你们的辛劳没有白费，至今我们仍以所受的“正统”的马列主义和革命的传统教育而自豪。 1991年5月 -------- 刘幼雪 女，延中三班学生，1949年进城后，长期从事音乐工作，1976年后改任党政工作。现任中央歌剧院党委书记。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1990年，1992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党务工作者。 贺毅 男，延中四班学生。1948年入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事业，1955年毕业回国，长期从事水电科学技术和领导工作。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正军级，武警少将。 贺光辉 男，延中三班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长期从事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现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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