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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我随父母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经重庆撤回延安，入自然科学院学习。 刚到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我们一家人吃饭。我既紧张又高兴，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朱老总。毛主席身材高大，面容慈祥，穿着灰土布衣裤，膝盖上打了补钉。吃饭就在毛主席会客的窑洞里。窑洞中间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四周是长凳子。靠墙有一个“长沙发”，是从报废的卡车上拆下来的驾驶员坐椅，底下用木头支着，靠背用墙撑着。吃饭时，菜都是用搪瓷饭盒装的，饭盒上的搪瓷掉了不少，显得很破旧。我到延安后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毛主席在生活上十分朴素。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企图把边区的党政军民困死、饿死。边区只有10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物资极为匮乏，要养活党政军机关、院校和众多部队确实是困难重重。毛主席后来谈到这段生活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毛主席号召整个解放区的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自然科学院的全体师生也投入到大生产的洪流中。 那会儿，我们只有十四五岁，算半劳力，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纺纱线。女孩子心细学得快，我们这些粗手笨脚的小伙子可犯愁了，望着那白茸茸的棉花卷直发呆。我们潜心模仿“师傅”的样子，转起了纺车。明明和他们的动作一样，可就是纺不好，手指捏紧了，线断了；放松了，线粗了，总是纺不匀。别人顺顺溜溜地把那空心棉卷纺成了均匀结实的白线，一天能纺三四两，而我呢，吱吱吜吜一天只能纺二三两，还累得腰酸背疼。 后来我也渐渐摸到了门道，掌握了要领，缕缕白线居然也从我手下纺出来了，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就这么着，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男娃都成了“纺织郎”。 -------- ①《毛泽东选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我们纺完线交给延安织布厂织成布，再交给被服厂做成衣服。扣子是我们自然科学院实习工厂用铜铸成的。穿上用自己纺的线做的衣服，那舒服劲儿难以用语言表达。可惜的是，每人一年只发一套，没有换洗的，而且不结实。穿脏了，要等晴天到河边洗了，晒干，再穿上；扣子丢了，买不起，找条绳子往腰里一扎完事；衣服破了，找块旧布歪歪扭扭补上再穿。 那时在延安穿补丁衣服是很“时髦”的。有些人甚至新衣服也要找块布在膝盖和屁股处补上几块，既结实，又时兴。当时延安种的棉花有限，一个时期，棉衣和棉被里的棉花用羊毛代替。羊毛总往布外钻，弄得羊毛到处飞，甚至连饭菜里也有毛。 为了解决大家穿鞋问题，学校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外出拣破布。不知为啥单单选中了我，也许是因为咱纺线技术不高才被“另行分配”的吧。好在大家都有分工，有纺线的、纳鞋底的、做鞋帮的、种菜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拣就拣吧！于是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就背上筐儿，到各处的垃圾堆去拣破布。开始总觉得不好意思，但完成任务要紧，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那年月，谁都省吃俭用，布头自然不容易拣到。我们专找垃圾多的地方，哪里脏就去哪里，见到垃圾堆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用棍子挑、用手扒，拣到一块大点儿的破布特别高兴。为了捡得多，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回来后把布头拿到河沟里漂洗干净，在石头上、草地上晒干。每当背着“战利品”回来，想到大家鞋底上也有我一份劳动，心里美滋滋的，就越发爱上了拣破烂这一行。除完成本职工作外，我还抽空跟着学纳鞋底。 参加大生产，虽然累点苦点，但我们得到了锻炼，知道了吃饭穿衣来之不易，增强了劳动观念，体会了工人农民的艰辛，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亲身感受到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幸福的真理，更加体会到革命的艰苦和伟大。 那时候，我们年纪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活冲，吃饭也冲。每天还没到开饭的时候，肚子里就打鼓。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3钱油、3钱盐、①1斤半小米。菜靠自己生产，数量很少，食堂只能做汤菜——一大锅水煮菜放些油盐，很少吃炒菜。小米饭泡汤菜，吃得也蛮香。有一段时间小米没有了，成天吃老百姓用来喂牲口的煮黑豆，难吃难咽，又不好消化。 -------- ①旧式秤，1斤是16两，1两是10钱。 大生产以后，生活有了改善，一周可以吃一次馒头，一个月可以吃一次肉，春节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还能经常吃到炒菜。有些家在延安的同学，从家里带点羊油和牛骨髓油，很快就被大家“共产”了。羊油、牛油拌小米饭，简直就是“会餐”。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为我们的饭菜起了许多动听的名字；汤里放几根葱叫“青龙过海”；小米饭加胡萝卜丁叫“沙里淘金”；小米饭加白萝卜丁叫“金银饭”……当时我们大家最爱吃的，是当今最流行的“营养丰富、余味深长”的“小米锅巴”。不过那时的锅巴是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小米饭下边那层黑乎乎的厚锅巴，每次吃过饭大家都希望分点锅巴拿回宿舍当“点心”。秋天到了，我们上山去采酸枣。那一颗颗红红的、圆圆的小果实，最招女孩子欢喜。山上的甘草根也是我们的主要零食。甘草根虽然有股味儿，但嚼来嚼去，细细品味，倒也甘甜。有时候我们还到收过庄稼的地里去拾人家遗落下来的黄豆，用茶缸子煮着吃。在一日三餐小米饭的年月里，这些不常吃的“野餐”也还是“味道好极了！” 我们的宿舍是窑洞，睡大通铺，被褥十分单薄。冬天窑洞里到处是风，大家就紧紧挤在一起睡，彼此取暖，有时半夜出去解手，等解手回来地方就挤没了，回来只好使劲挤进去，那才叫“亲密无间”呢。 冬天没条件洗澡，夏天只能在延河里泡泡，加上窑洞里潮湿，身上长虱子、生疥疮的很多。在延安，有人把虱子戏称为“革命虫”，干革命的人身上有虱子是常事。最麻烦的是年纪小的女孩子，那些“小动物”最喜欢把家安在她们的头发里，所以她们干脆推光头，让虱子无处藏身。 我们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因为我们有美好的理想，有远大的目标，想着现在吃苦牺牲是为了将来过美好的生活。眼下大家都过着“共产主义”生活，上至主席、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马夫，大家平等互爱，同甘共苦，目标一致，毫无怨言。 我们一年能看一两次电影或话剧，每次都得步行十多里到大砭沟里的八路军大礼堂去看。电影也只有《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十三勇士》等几部前苏联影片。虽然年年看，但也觉得很有意思，看完电影走回来要到半夜。后来，鲁艺成立了秧歌队，逢年过节，总要热闹一番。我和同学们都是鲁艺的热情观众，跟着秧歌队，走了一处又一处，看个没够。 当时唱歌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延安可真算得上一座“歌咏城”。大路上，山沟里，窑洞中不时传出嘹亮的歌声；会前唱、饭前唱、几个人聚在一起唱。同志们来自四面八方，都会唱几句家乡的民歌、戏曲，有山西梆子、陕西秦腔、河南坠子、陕北民歌等，南北混杂，各有千秋，分外热闹。尤其是陕北“信天游”，那高亢、悠扬、扣人心弦的歌声，令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在露天上课。学生每人一个小板凳，老师一块小黑板。发的笔和纸根本不够用，我们练字都是拿根小树枝在地上画来画去。这种笔和纸是永远用不完的。 那时延安有不少苏联出版的书籍，很便宜，我们有时就用书的空白地方写字。蘸水笔没有笔杆，就找根直点儿的小棍代替。墨水是墨水粉兑的，时间长了就沉淀，用时再摇匀，冬天结成冰，化开才能用。晚上宿舍里只有一盏小麻油灯，规定只许用一个灯捻儿。我们七八个人，头对头地挤在一个小油灯下看书、写字。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同学们学习都很刻苦。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我们这些青少年汇集到这块黄土地上，就是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当时政治空气很浓，我们既学文化又学政治，对政治很感兴趣，尤其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关心，经常自发组织讨论。我们和大人一样，每个时期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学习规定的文件，同时，学校还系统地讲解“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特别是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些革命理论，并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这一段对我教育极大，为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我最爱读的是《中国革命近代史》、《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传》等书籍。革命的熏陶，使我渐渐懂得了唯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坚持武装斗争。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让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像当时苏联人民那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饥饿、幸福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这种思想使我萌生了入党的要求，迸发出学军事、上前方打日本鬼子的念头。 1944年，我如愿以偿，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转入抗大二大队学军事。1945年初为迎接大反攻，延安成立炮兵学校，我又被调到该校学习。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是在前方战斗部队里渡过的，亲身尝到了战斗胜利的喜悦。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是个军人。每当我回忆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我总是深切地怀念着延安黄土地上的学生生活。是她，为我奠定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她，始终激励我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 李伦 男，曾用名李润修，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后转入延安抗大，炮兵学校学习。曾任总后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部长，后勤学院院长。现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参加过淮海战役，在解放战争中荣立一等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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