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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水力资源，西北带领了几个专业干部，绕道去了一趟延安，拍了许多照片。 每次出去考察他总要拍照，除了工程上所需要拍摄的以外，对于一些生活、风景照，他一向是不大重视的。可这次却一反常态，回来以后为找不到在延安拍的胶卷，好些天耿耿于怀，一想起来就念叨：四十多年了重返延安，多么不容易，这些照片很珍贵……。好在终于找到了。冲洗出来以后，他兴致勃勃地一张一张讲给我和女儿们听。看他的神情真像又回到了那个幸福而充满激情的年代。平常每当他和延安时代的老同学们相聚时，神态也是这样的，大家不论职位高低，仍然像孩子似的在一起嬉笑玩耍。只要他们聚会在一起，个个都“返老还童”了。这大概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延安生活留给他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吧！ 1990年秋，我有幸与西北为开发黄河北干流的事，再次去延安。一提起去延安，他话就多了，兴致也特别好。我常常在想，延安为什么会使这么多离开她多年的儿女们至今魂系梦绕？这得从四五十年前去延安说起。 西北的童年是在外婆的身边渡过的。1928年震惊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西北的爸爸罗亦农被叛徒出卖牺牲了，留下1岁多的独子小西北，由外婆马淑平带回她们的家乡四川。为了避免国民党“斩草除根”，在成都上小学时他改姓周，叫周西伯。已经七八岁了他还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外婆早年居孀，做得一手好针线活，靠开个小裁缝店养家餬口。目不识丁的外婆能保住小西伯的温饱已属不易，放学后由他在街上、茶馆里游荡。西北人长得又黑又瘦又小，不过念书还算聪明。他虽然经常逃学，跑到郊外偷地里的嫩葫豆吃，吃饱了枕着书包睡大觉……但成绩却一直在班上拔尖。西北的童年没有得到过正常家庭生活的温暖和父母兄妹的爱，他几乎是个野孩子。学校每学期入学时都要填表，在父母一栏中他总是不知道填写什么。他常常想，同学们都有爸爸妈妈，而自己怎么除了外婆以外什么人都没有呢？每当他问到外婆时，外婆总是神秘地对他说：“你还小，等长大点再告诉你。”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他。 1935年底，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岷江上游，成都有钱的人都怕“共产党”，纷纷逃往重庆。外婆十分镇静地对他说：“长征的队伍里都是你爸爸的朋友，他们和你爸爸一样都是好人。” “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呢？”他又提出了那个老问题。外婆沉痛地对他说：“你爸爸是个大共产党，被蒋介石杀头了，你妈妈在莫斯科学习时淹死在河里了……你长大要为父母报仇！”从那时起，他突然显得懂事多了。怪不得同学们一提起“共产党”就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开始盼望快点长大了，去找爸爸的朋友，也当个大共产党，为父亲报仇。 1937年党中央找到了他，并让外婆将他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外婆用她一针一线挣来的钱给他缝制了新衣、新被褥。临行前，外婆在他对襟的小褂内用密密麻麻的针脚缝了个小袋，装了十几块钱，把他打扮一新，交给了正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伯伯。在武汉停留了几日后，周伯伯就送他上火车，交给一批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一同去延安了。外婆送他到火车站时，流着眼泪嘱咐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此时的西北，第一次一个人上路，够神气了，何况是去延安——他向往已久的爸爸的朋友们所在的地方。从此以后再也不是那个不知父母是谁的可怜孩子了，他将要和爸爸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大共产党。 到延安时已是1938年初，11岁的西北对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鲁迅小学读书，遇见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每次吃饭都排队，先唱吃饭歌：“我们吃的粮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从那时起，西北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老百姓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件有趣的事是，孩子们集体住在窑洞里，个个剃光头，穿着不大合身的军服。起初他和一个叫陈英的孩子最要好，简直是无话不谈。有一天，另一个孩子突然提醒他，陈英是个女的，西北大吃一惊，怎么能和女孩子打得火热呢？真有点不好意思。他与陈英疏远了，但心中一直记着这个女孩子。时隔多年，他俩在我家相遇，提起过去的趣事，仍然忍俊不禁。 西北保留下来唯一的一张延安时代的照片：身着棉军装，裤腿和袖子都挽上去一大截，的确太不合身了。我问起外婆为他缝制的新衣呢？他说，新衣和新褥单都打草鞋穿了，到延安就是“革命军人”了，谁还愿意穿小孩的衣服？ 我们一行尚末踏上延安的土地，西北就开始嚷嚷：“有没有羊杂碎吃？”同行的专家们都感到奇怪，羊杂碎有什么好吃，胆固醇一定很高吧，可是他却津津有味地边吃边讲起了羊杂碎的故事。1939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纺1斤毛线给1元零花钱，孩子们拿到这1元后，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去市场上吃一碗热腾腾、辣呼呼的羊杂碎了。其味道鲜美远非如今的山珍海味可比。一路上吃了好几次羊杂碎，西北当然是吃得最有味的一个。他的这种感情，感染了不少同行者，大家开玩笑说，吃羊杂碎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谁怕辣，吃不下去，就是拒绝接受革命教育。 到达延安之后，先登宝塔山，在山顶上远眺山下，延安已不是当年的旧模样，她已变得接近现代化了。蜿蜒的延河水流量已经很小，下山后，西北沿着河边去寻找清凉山下的河滩和河滩上的那块大石头。因为当年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那里洗澡，那时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洗澡前先将衣服洗了晾在那块大石头上，洗完澡后就躺在河滩上晒太阳，一直等到衣服干了才穿着回去。谈到这里他无不骄傲地接着说：“我就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从大石头上一跳，扎个猛子，来个‘狗刨式’就浮起来了，一直游到对岸。”联想起这些年来，他在人生的风浪中几经磨难，正是以这种扎个猛子下去再浮上来，游向彼岸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这种严峻的考验。 1938年后，由于日本鬼子的狂轰滥炸，西北就读的边区中学已无法在延安城里上课，于是随同党政机关一起迁移到安塞的吊儿沟。蹚河时，大点的孩子背着小点的，强点的扶着弱的，12岁的西北尚无能力去背别人，他就抢着替比他更小点的孩子背背包、杠板凳。那时每人一个小板凳用处可大了，无论上课、开大会都得带着。上课时在小板凳一坐，摘下脖子上挂的小黑板当桌子，在上面又写又画，开大会时，只要在小板凳上一坐定，队与队之间就开始唱欧。“××队来一个！”“再来一个要不要？”呼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西北是他所在队的指挥，十分活跃。我以前对他小时候在唱歌方面有如此高的“组织才能”表示过怀疑，近年来遇见过好几位他在延安时的同班同学，他们都谈到西北当年如何爱唱歌，如何擅长指挥。 我好奇地问过他们都唱些什么歌，他们说许多歌都是自己编的，歌唱生活和生产的，唱起来可带劲哩。大家都感到自己正在为创造新的生活而做着贡献。 “你们小时候有过夜行军吗？”西北回过头问我们，接着他又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当年的夜行军：夜里面得正香，一阵哨声，孩子们立即起床，穿衣，打背包，集合……这一切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然后，开始行军了，爬山、过河……只要脚底下稍平坦些，他就可以紧挨着前面的人边走边睡。他又想起了另一件趣事。有一次他领头打了快要成熟的杏子吃，为此还被罚站，写检讨。延安中学的老师们培养他们从小爱集体，爱护公共财物，严守纪律。罗西北一直到老，只要是组织上的安排，工作需要，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服从分配，一向不知什么叫讨价还价。 在延安短暂的停留期间，我们还匆匆地参观了边区大礼堂、枣园、杨家岭。在杨家岭的一排窑洞前，西北显得特别留恋，拍了不少照片。原来他就是从这里和朱敏、娇娇、继飞四人一起离开延安去苏联的。 在去苏联的头两天，王若飞伯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 让警卫员找了一天，才把西北从自然科学院叫到他家，对他详细地讲了1926年至1928年，在西北的父亲罗亦农等革命先烈的领导下，党是如何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以及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广大的革命群众和仁人态士如何惨遭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的过程。罗亦农在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就被调到湖北工作，任长江局书记。 1928年春因工作需要，他冒险回到上海，此时蒋介石反动派正以5万光洋的巨金悬赏捉拿罗亦农。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法租界与山东来的同志联系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为了营救他，上海的党组织布置工人纠察队做了许多的工作，蒋介石怕有变故，未经任何审讯，就将他枪杀了。 西北决心以后像父辈一样做一个伟大的共产党人，为迎接祖国的解放，为将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学本领，贡献力量。他就是怀着这样拳拳报国之心踏上异国的土地的。 延安对他的抚养、教育，影响了他的终生，不论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孤独苦难的流浪生活，还是在东北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不论是对待学习还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都是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战胜重重困难，克服各种挫折，迎着激流前进。他至今如此眷恋延安，正是因为她像一个伟大的母亲哺育了他，赋予了他伟大的精神支柱——对事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正是如此，至今延安还使他魂系梦绕。 -------- 罗西北 男，边区中学三班学生。现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常务副董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水电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有《河流规划与水电经济》、《技术政策研究》。曾获国家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政策研究》一书获著作一等奖。国务院定为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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