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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4年8月1日由延安保育院小学毕业后升入延安中学的。在那里，我度过了黄金般的中学时代。在延河边上，在桥儿沟，从杨家岭到清凉山，从延安鲁艺的大教堂到我们的露天教室和窑洞；可亲可敬的老师；活泼可爱的伙伴……一生中有多少往事只是稍纵即逝，然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却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晰，那么强烈！ 闲下来，抹不去的记忆从心底涌起…… 吱吱吜吜纺车响 又鲜又红蕃茄热 1944年的延安，生机勃勃。经过整风运动，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敌后各根据地更加发展扩大，政治气氛很好。延安刚刚走出1942年到1943年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延安中学也不例外，我们除了繁重的学习任务外，还要参加生产。 陕甘宁边区缺棉花、布匹，但是部队对战士的着装又有严整统一的要求——一色的灰军装、灰军帽、灰绑腿。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纺线线，还担负起织毛袜，纳军鞋，做军衣的任务。 窑洞里、院子中摆满了纺车，吱吱吜吜的响声和大家的说笑声、歌声融成一片。秋冬之交，我们一天要做2～4套军衣。我记得在延安保卫战前夕，彭德怀将军视察富县、甘泉前线归来，发表演说，号召大家为部队打毛袜，支援前方。 延安中学坐落在桥儿沟的山坡上。桥儿沟里面有条小溪。 为了解决蔬菜的长期自给问题，学校开了菜园，菜是集体栽种的，菜熟了要交给伙房。另外，我们几乎每个人还有一小块“自留地”。我的小小自留地上种着30棵西红柿。到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西红柿成熟，鲜红酸甜，真叫人喜欢。我把它们摘下来送给嘴馋的小同学，送给女同学，回家时还背上一书包带给父母。看到一棵棵小苗经过浇水、施肥、打杈、搭架结出的果实，那种经过辛勤劳动后收获的幸福感，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代替的。 1942年，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为了清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全军全民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好准备。 在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提出了“挽救失足者”的口号。他认为，在党、政、学、工中混有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要把这些反动分子清理出来。他的错误行为导致这场运动完全背离了整风的目的，伤害了大批忠诚于党的同志。 1943年，我在保小时，也被选派去参加安塞真武洞的县委整风，做记录和整理材料工作。“逼、供、信”的整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理解的迷惑和创伤。 毛主席发现问题以后，及时提出一定要对“抢救失足者”的错误进行纠正；对错整的同志进行甄别，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翻，冤假错案一律平反。那时，我正在延安中学读书，我的老师和同学也有受冤枉的。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们在鲁艺礼堂召开了甄别大会。那些曾被打成“特务”的同志，摘掉了压在头上的沉重的帽子。他们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感激党对他们的信任。我还记得在延安大学召开的大会上，毛主席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向大家表示道歉，我向大家敬个礼吧！如果大家原谅了，我就把手放下；大家不原谅，我就一直向大家敬礼。”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一片掌声。伟人的气度、有错必纠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人们的认同和尊敬。1943年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的“左”的阴影也一扫而光了。这场运动使我在政治上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并使我受益终生，永远不能忘记。在以后土改、三查、五反、反右倾运动中，我都能注意对过火的整人的做法保持距离。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那么多老同志、老领导因莫须有的罪名挨整时，我心中愤愤不平，尽力去看望他们，对他们进行照顾。我依然深信我们的党有勇气、有能力纠正这种“左”的错误。 当年思想上的感悟和认识，指导着我的为人处事。我至今牢记：对同志要充满友爱和善意，对人不能随便怀疑。党内的是非和矛盾不能简单地用整人、压服的办法解决，更不能搞“逼、供、信，”对待复杂的事物不要轻易下结论，而要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 在延安，人人读报，蔚然成风。 当时的《解放日报》社位于清凉山，每天下午4点到5点，从中央到各基层单位都派出通讯员到清凉山下的一个石窟里去领报。有的通讯员还弄上一辆旧自行车，“叮叮铃铃”地跑在小路上。五六点钟，领报的通讯员便带回泛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一时间，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一张对开的报纸，是由马兰草制成的纸印出来的。马兰草是我们端午节用来捆粽子的像韭菜叶一样的长长的草，它开着幽香的兰花，人们常用它打草绳和编草鞋。延安军民用马兰草造纸也算是在纸张奇缺情况下的一大发明。这种纸很厚，但不结实，一受潮就会折断，字迹也就模糊了。 晚自习时，老师组织我们读报。我们把读报看成非常重要的事，读报时我们还自动作笔记和摘抄。从报纸上，我们了解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学习党的政策和革命理论。记得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消息就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的消息，还有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我边区军民搞摩擦等情况。那时，除了读《解放日报》，我们还读《参考消息》，上面都是直接援引世界各大通讯社，包括日本《共同社》、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这些消息和信息使大家能够提高判断分析形势的能力，坚定和增强胜利的信念，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 这种马兰草制成的报纸，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它给我知识，也留给我一个几十年来都未曾改变的天天读报的习惯。现在，工作再忙，我每天也要看几种报纸。 革命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无比神圣的。从保小升到延中，我觉得我长大了，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的党的“七大”决定18岁以上方可入党。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都很着急，就组织了时事政治学习小组，努力学习政治和革命理论。1946年秋，我们开始在学校组建青年团。12月9日，毛泽东青年团正式成立，我作为第一批团员加入了组织。这批最早的团员共71名，全部是骨干分子，成为基本团员。建团后，苏红、张珍、王黎明和我创办了一种油印小报《团内生活》。我除征稿、编稿外，还承担了刻写蜡版的任务。1986年，王黎明同志在团中央的档案中查到了仅有的一期《团内生活》。他惊喜地告诉我，并复制了一份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我。我看着当年自己刻印的小报，稚拙里透着成熟，心情可激动了。王黎明当时是团总支书记，他说，他还保存着1946年12月9日我入团那天的会议记录，那上面记着我的发言，其中有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当团员不能白当，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以后，一直到今天，我确实都是这样在要求着自己。 1947年3月，我直接参加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那时，延安中学大部分改建为第四野战医院，卢勤良副校长任医院院长。卢院长了解我，说我机灵，又能吃苦，就让我去当了通讯员，不久又成了通讯班长。同学们看着我骑着马，挎着枪，穿山过岭，往来送信，可羡慕啦！一次，我送信到医院的五所。我跑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非常冷。我那时才14岁，小脸冻得红红的。贾芝老师把我拉进他住的窑洞，他和李星华老师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问冷不冷？还拿了一些东西让我吃。我当时心里暖暖的，一路的风尘和疲劳都无影无踪了。 我又一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延安中学的我们，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成人的。露天上课，沟坡里劳动，每天都少不了爬山。当时布鞋缺少，我们穿一双硬硬的木板拖鞋。这双木板拖鞋并未限制我们的活动，大家一个个仍像灵活的小山羊一样在蜿蜒的山路上奔来跑去。 艰苦的战斗岁月，政治思想上的早熟，并未磨灭少年的天性。学习劳动之余，大家都爱唱爱跳，爱玩爱笑。晚饭后，我们三五成群到江边或山沟去散步；在鲁艺看陈强、王昆、王大化、李波等大哥哥姐姐们排练《白毛女》、《兄妹开荒》；到召开过中央重要会议的天主教堂，去寻找那条古老的裂缝，看它又加深了多少。夏天，延河中到处是畅游的人，河边挤满了洗衣服的男男女女；冬月，我们在木板上钉上粗铁丝做成的“土冰鞋”，在延河的冰镜上追逐嬉戏。高原阳光，野外气息，山谷清泉……使我们健康成长。 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知识，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生命。 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也为我们注入生机和活力，注入朴实和纯洁，注入坚韧和顽强，使我们在以后的一生中享用无穷，使我们经受住种种的磨难和考验。 我们这辈人是从延安的战争年代走过来，又在党的培养下，受到较全面的教育，掌握了现代化科学知识，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的。我在改革的第一线已4年了，在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开创工作中，我深深感悟到：延安精神不可丢！ 我是在延安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基础的。在延中，我曾和老师一道学习《整风文献》等著作，其中《反对自由主义》记忆犹新，至今我还能背诵，而且它竟成为我一生遵循的准则。 比如，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有话当面讲，不背后乱说”的习惯。现在，价值观念变了，有的人不仅乱说，还要造谣诬陷，抵毁别人。这种自由主义是我们队伍的涣散剂。我们如果不能恢复过去的好作风，不建立诚恳的同志关系，将是很危险的。 延安还给了我坚定的革命信念，告诉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培养了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还教会了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和工作方法。这些都是我工作和生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无论是战争，还是学习；无论是设计、研制，还是思考和实施改革的“系统工程”，都是延中培养的那种努力上进的精神，支持我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在改革开放中，我记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让人们都富裕起来，是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大起来，跻身于世界先进的行列。我的这些觉悟都是和延安的教育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文明，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它不同于过去物质匮乏的艰难困苦，也不同于战争的残酷考验。它要求我们面对全世界的挑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科技竞争、经济竞争以及政治上的较量。我们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靠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大协作的精神，我们取得了原子弹爆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等许许多多出奇的成就。要攀登科学和现代化的高峰，我们需要一支忠于人民、报效祖国、忘我奉献、执著刻苦、团结协作、不畏艰险的新一代队伍。这支队伍的素质要求优良的革命传统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有责任做出这种结合的典范，把老一辈手中的革命火炬传下去。中国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延安精神作为一种革命的传统，作为一种精神财富要坚持传下去。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没有过去的奋斗和牺牲，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今天的青年为改革开放，为四化建设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又将为后人创建美好的未来。历史也不会是重复的，今天不可能是昨天的简单翻版。我们希望年轻的朋友，记住当年延安青少年那种与人民共命运，积极上进，严格律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金茂年黎子杨阳整理） -------- 鲍克明 男，延安中学六班学生。山东掖县人，1932年生。1947年参加西北解放军。1946年秋入团，1948年7月入党。195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1953年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发动机系学习，任留苏学生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59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实习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副所长，航天部三院副总工程师，院长，航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中央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宇航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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