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在40年的悠悠岁月中，我无论走到哪里，是苦还是乐，是喜还是忧，总忘不了延安，忘不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点燃起革命火种的延安中学。那夕阳辉映的古塔，浮光耀金的延河，小米饭、南瓜汤的清香，年轻战士雄壮的歌声，这一切都使我梦魂牵绕。1988年7月，我带着帮助延安钢厂扭亏增盈的任务，奔赴阔别四十多年的延安，终于又回到了这片炽热的土地。 延安钢厂位于延安城东40里，去那里正好经过桥儿沟。 那儿正是我曾经生活过、学习过的地方，又是我无数次梦里所见的地方。 在延安钢厂谈完工作，我专程来到桥儿沟。东面半山腰就是延安中学的旧址，现在只留下一排排破旧的窑洞。我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沿着崎岖的山路寻找我所在的九班宿舍和教室。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能容纳30多人的大窑洞，我弯着腰，钻进已经塌落的窑洞，一股熟悉的泥土味，沁人心脾。我捧起地上的黄土，闻了又闻，这里就是我们听课、自习、讨论问题的地方。走出窑洞，我爬上山顶四下瞭望。远处，黄土丘谷，连绵起伏；脚下，延河如练，飘然远去。我的思绪随着山顶上的风，沟底的水，随着弥漫的泥土芳香，回到当年的延安中学，回到了我们的九班…… 我们延安中学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抗日前线来的小八路，有从文工团来的小演员，有来自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干部，也有像我这样来自国统区，刚刚参加革命的小战士，有革命烈士的遗孤，也有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的子女。延中的老师几乎全部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过着供给制生活的革命战士，随时准备组织一声令下，奔赴前线或其他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在延中不仅学文化知识，而且把学政治、提高学生思想觉悟放在突出的地位。我们的政治老师严华同志当初给我们讲解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从她那里，我懂得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革命原理，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新华社编辑吴冷西也常到学校里为我们讲形势，他从苏德战争讲到太平洋战争、抗日战争。经过延中的学习，我们这一群小八路的头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单纯的革命热情，逐步升华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延安中学实际上是培养青年干部的政治学校，是一座锻炼青少年的革命熔炉。 延安中学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吃的是小米、南瓜、土豆，穿的是陕甘宁边区生产的土布衣服。鞋子不够穿，春、夏、秋三季穿自己做的木板鞋（这种鞋类似现在洗澡穿的木拖鞋，即一块木板，前面钉上一截旧皮带）。上课、吃饭、上街，都穿这种鞋，走起路来“啪答、啪答”地响。我们住的都是土窑洞，有的学生宿舍还搭了二层铺。有一次我住的那孔窑洞上铺突然塌落下来，把睡在下铺的李鼎铭先生的孙子李雪峰压在了面。大家急忙抢救，李雪峰却自己钻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笑嘻嘻地说：“没事！”我们的学习用具也十分简陋。没有课本，就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没有墨水，就发一点染料，自己用水泡了当墨水用；没有笔，自己用木头削个笔杆，学校发给一个蘸水笔尖，绑起来写字；没有课桌，自己做块木板垫在双膝上作笔记。尽管这样，同学们还是生活得非常快活。正像陕北信天游中唱的：“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我留恋着延安中学的生活：在那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当年延安的土地是贫瘠的，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但我们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生最贵是精神”，在那里，我们的革命人生观得到确立，我们的品格得到塑造，我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在那里，一个个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打下了革命的印记，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延安中学的师生们都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这就是把日本鬼子从国土上赶出去，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从东北来的同志，时刻想着打回老家去；从国统区来的同志，盼望家乡的明天也像边区一样。在所有同志的心目中，不仅有延安的山，延安的水，而且有着全中国；不仅有眼前的艰苦生活，更有着祖国美好的明天。 记得有一次我走进地理老师陶克的窑洞。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幅用蘸水笔画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没有省界，却画了山川河流，并标了一些显眼的符号。我好奇地问：“陶老师，这地图是啥意思？”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图前说：“我们中国这么大，大江大河多得很，这些江河哺育了人民，但也给人民带来很多灾难。将来我们一定要把江河治理好，变害为利。将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要修上大水库；这些地方，要修上水电站。”他边指边讲，讲得热情洋溢，充满自信。 我们延中九班的黑板报，是宣传抗日形势，讲革命道理的主要阵地。说是“黑板报”，其实并无黑板，只是把土墙铲平，用黄泥抹光，再刷上烟墨而成的简易黑板。学习委员惠庶昌，14岁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负责板报宣传，能画画，会写漂亮的美术字。他设计的报头“大家看”十分别致。此外，还有抗日漫画，短小精悍的文章，我们的黑板报真是生动活泼，令人瞩目。 同学们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自己的责任。记得来自朝鲜的金海燕同学对我说：“我的祖国沦陷了，我不能在祖国读书，跟随爸爸来到延安，和你们一起学习、战斗。抗日使我们成了早熟的孩子，懂得了许多道理。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赶出朝鲤去！”的确，这位朝鲜女同学当时只有十几岁，是革命事业使我们都成熟起来，是革命理想把全体同学包括外籍同学凝聚在一起。 延安中学的生活令人怀念向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真诚，革命友谊，同志之间的情谊，无比深厚。在艰苦的岁月里，这金子般宝贵的真诚，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并培养了人们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延安中学，无论是普通的小战士，年轻的干部、革命烈士的后代还是高级首长的子女，都一律平等，一样吃苦，没有任何特殊。 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我们男同学不会拆洗被褥、棉衣，女同学就主动帮助，并且手把手教会。开荒种地则是男同学们“耀武扬威”的机会。男同学们猛打猛冲，尽力多完成任务，减少女同学的劳动量。那时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细粮。过“三八”节发给女同学每人一份大米。她们把大米全部拿出来和男同学的小米煮在一起。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二米饭”，女同学们开玩笑说：“男同学沾了我们的光，应该向全体女同学致谢！” 同学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别人，大家都以能够帮助别人为荣。有一位从前方来的女同学会做鞋子，她为同学们做了不少双鞋。有的女同学会织毛衣，于是由同学们捻毛线，她帮同学织毛衣。有位同学会拉胡琴，但没钱买胡琴。几个同学跑到山上，抓了条大蛇，剥下蛇皮，再用刀削个木筒和琴杆，自己制作了一把胡琴。于是闲暇时他便给同学们拉一段，增添了我们生活的欢乐气氛。 我们九班的班主任肖坤，在同学们的眼里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她的爱人在国统区工作，自己带着孩子来到延安。她关心每一名同学，和大家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她多才多艺，很善于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有一次，她组织全班开了个篝火晚会，还邀请了其他老师和“鲁艺”的同志参加。大家面前摆上自己种的西红柿、土豆、南瓜，边吃边演文艺节目。我唱了《血泪仇》中的一段，虽然唱得不好，但老师和同学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位来自东北的老师，用低沉浑厚的嗓音唱了《在松花江上》，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时，他声音颤抖，热泪夺眶而出。这时全场一片沉寂。我们特约的“鲁艺”的音乐家刘炽走出来，表演了一段精彩的口技，才使大家从悲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活跃了气氛，重新泛起欢歌笑语。 1946年10月的一天，老师通知我，组织决定调我到新华社工作。说心里话，我真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胜似亲人的老师和同学们。但为了革命工作，我离开了延中，离开了我的老师，我的同学，离开了那一排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土窑洞，走上了工作岗位。 40年后重回延安，重到桥儿沟，唤起了我对当年战斗岁月的无限怀恋，对老师、对同学、对战友们的无限情思。当我的思绪从往昔走回今天的现实，我在想：当年延安人的理想、品格、情操，当年延安中学那种丰富而又高尚的精神生活，真挚而又纯朴的同志情谊，今天的人们，今天的中学生们应如何继承，如何保持和加以发扬呢？这也许是每个老党员，每个年轻的同志，都应当思索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 张巨才 现名张羽，延安中学九班学生。1944年由国民党统治区进入陕甘宁边区富县参加革命。1946年10月调新华社工作。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任教学工作。先后任鞍山钢铁公司计划处长、副经理；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现任鞍钢党委书记。1958年起有经济著述，在全国性刊物发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经济师。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