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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群当年延安时代的中学生，已先后进入了花甲之年，近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仍历历在目。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延河母亲的呼唤声，总在耳边响起。 “勇敢些，沉着些，我相信你是会考取的！” 1944年冬的一个傍晚，父亲托人捎信给我，说延安大学预科要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的学生中招生，用两年时间完成中学阶段的复习任务，然后转入延大本科。父亲鼓励我去考一考，并在信的末尾写上了一句颇有诗意的话语：“勇敢些，沉着些，我相信你会考取的！” 这个消息，叫我又惊喜又犹豫。延大自然科学院是我向往的地方，可是考试就在明天，我毫无准备啊！怎么办？去不去？ 我问小伙伴们，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有人说：“去，反正是一次机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去，一定去！”不到10分钟，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小同学就把决定生活道路的大问题解决了。当时，要一起报考的还有吴群（世益）、云泊娟、何理文、孙静兰。有人提醒我们：“快去做些准备吧！” “准备什么？明天就考试了。” “那就今晚早点睡觉，明天好有精神头！” 第二天，我们去自然科学院报了名。一位姓刘的老师接待了我们，还进行了口试。 “你们几个小同学为什么要考理科的预科呢？” “我们希望能学到建设新中国的本领！” “你们几个是小学毕业生，人家都是中学毕业的，跟不上怎么办？” “我们一定能跟上来！” 口试是简单而又严肃的。我们那时还无法描述未来的共和国的蓝图，但我们坚信胜利是会到来的；建设新中国的重任要由我们担当。我们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理科预科班。 口试之后，又作了笔试。共两张试卷：数学、自然、史地一张；语文一张。我打开试卷，想起了父亲的话：“勇敢些！沉着些！”于是我满怀信心地交上了答卷。 过了几天，延大来通知，我们五个人都考取了。大家为我们祝贺。我们打起背包，带上简单的学习与生活用具，到延安大学去报到。 1944年时的延大预科班附设在延大行政学院内，这里没有宽敞的教学楼，连一间平房教室都没有，全部的教室与宿舍都是同学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窑洞，全校最大的房子是修在半山腰上的一间大礼堂。这里没有操场，最宽大的平地，就是半山腰上伙房前供大家吃饭用的一小块空地。教室里没有桌子，每个人的膝盖就是自己的书桌；没有椅子，每人发一把小马扎，走到哪里都可以上课；夏日山风和我们做伴，它轻轻拂去我们头上的汗珠；隆冬雪花跟我们嬉戏，她顽皮地遮挡住我们的视线，一节课后，同学们都变成了“白雪老人”，配合着周围一色银装素裹、延绵不断的山峦，犹如一个神奇的童话仙境。 我们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可是，我们学校的生活却是最充实的：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担任校长和老师。周扬同志是我们的校长，江隆基、强晓初同志是副校长，张如心、林迪声同志是教务长。王哲时和于修同志是我们预科的正副主任。著名学者、教授于光远同志和何思敬同志给我们上课。执教的老师大多毕业于蒋管区名牌大学，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们的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江天成老师的代数和物理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他是我们理科二班的班主任，他博学多才、思维敏捷，全班同学都十分敬佩他；几何和三角课教师王哲时同志不但会教书，还会开火车，他的课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解放后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荣孟源同志担任历史课；教化学的夏淑慧老师讲课清晰易懂，语言娓娓动听； 向明老师的热情生动、富有抑扬顿挫的语言把地理课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上英语课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教材，都是教我们英语课的许老师自己编写的。他编的教材生动有趣，至今我还能背下不少章段。记得有一课书的第一句是： “Weliveinanoceanofair”（我们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 他在课堂上总爱说：“Anyquestions？”（有什么问题吗？） 他的耐心与认真的教学态度至今还在影响着我。我喜欢语文课，芦白老师的文学欣赏课，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曾在课堂上放声嘲笑过《藤野先生》一文中清朝留学生的丑态；大家曾被莫泊桑的巧妙的情节安排所吸引，为人物的命运而哀叹。当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十分清贫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十分富有的。我们身居偏僻闭塞的黄土高原，但我们的视野却十分开阔。 我们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了。每晚我们都利用晚上熄灯号吹响前的片刻教唱歌。 当时教唱的都是我国著名革命歌曲和苏联革命歌曲。 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1945年在凯歌声中到来了。我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举行元旦联欢会。理科二班的同学，集合在宿舍窑洞前的一条狭长的坪台前，头顶青天，脚踩高原，四周延绵不断的群山峰峦像大海的波涛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是多么壮观的礼堂！这里没有灯饰，没有彩旗，但满天飞舞的瑞雪，却给我们的兴致点缀得晶莹剔透，五彩缤纷。这里没有糖果，没有饮料，但戏嬉顽皮的雪花偶尔闯入我们的喉咙，使人感到分外甘甜！ 四部合声的《国际歌》，以她特有的魅力震撼人心。熟悉的旋律，此时此刻更是有深沉的含义。“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我们不是在对别人做“救世主”式的召唤，而是用自己的心发出庄严的誓言。因为我们自己能曾经历过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不但是理想，更是我们切身的实践，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实践，我们唱得自豪，唱得痛快！在歌声中，我们重温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历经磨难挫折，屡遭困顿惘惑，但始终不改追求光明的心。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的世界！”在悲壮高昂的音符中我们高声抒发出自己的信念：“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们深感到这句歌词的分量，深感到历史的重担已落到我们的身上。大家在心里默默地宣誓：要用自己一生的奋斗来实践这庄严的许诺。近5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们大家是言行一致地恪守了这个誓言的。 “我们的歌声飞扬，作光荣号召！”是的，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是以歌声作武器，唤起千百万人民同仇敌忾的勇气与决心。 1945年8月的来临，国际风云变幻，历史到了最伟大的转折关头。 在苏德战争结束3个月后，苏联红军按照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于8月5日对日军空战，并出兵进攻占据我国东北14年之久的日本关东军。中国的抗日战争迅速进入到最后的反攻阶段。国际上一连串的重大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的思维活动进入到一个最活跃的时期。 8月6日，延大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听张如心老师的形势报告，会场十分活跃，提问的小纸条源源不断地传向主席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苏联参战后，日本关东军会不会负隅顽抗？”“中国的抗日战争什么时候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人们预计这场战争还会打一年半载的，但谁也没有料到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以她自己特有的方式展示其不可违逆的必然规律。 日本投降了！半夜，消息传来，全校立即沸腾起来，延安大学这座大山都活跃起来了！19个班系像19条支流，一齐涌向食堂前的平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学校对面的山上的机关干部也兴奋地欢呼起来，我们山脚下的市府交际处的同志也在呼口号。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同学们举着火把上街游行，有的同学甚至举着蒸馒头的笼屉作火把，以致第二天要改善伙食吃馒头时，竟因无蒸笼而改吃面条。8年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这古老而多难的民族终于在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列强侵略者的面前站立起来了。 但是，抗日胜利的欢呼声还未逝去，战争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国民党反动派要下山“摘桃子”，日本军队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内战的危机步步紧逼，威胁着渴望和平的人们。 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做《我们在抗日胜利中得到了什么？》一篇命题作文。全班同学慷慨陈词，表述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的极大的愤慨。在课堂，在课外，在校内，在校外，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着“战争”、“和平”这一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我们已无法安静地在窑洞里学习了，同学们从白天争论到夜晚，又从夜晚讨论到天明，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彻夜难眠之夜！ 紧接着是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毛主席要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 “这怎么能行？” “去重庆，太危险了！” “蒋介石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政治太流氓啊，谁不知道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阴谋家呀！” “反正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叫他蒋介石来嘛，我们保证以礼相待！” “真没有想到，我们苦干3个月修的飞机场，却是要送毛主席去重庆呀！” “那个美国特使赫尔利，他倒装得挺像的，中国人不再上他的当了。”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延安大学的夜晚，已失去往日的静谧。每个班组都在热烈而又不安的气氛中争论着一个共同的难题：“毛主席应不应该亲自去重庆？”焦虑、气愤、担忧，困扰着我们。 中央的决定很快下达了：“毛主席决定于8月28日赴重庆谈判！”大家从理论上弄懂了，但思想上仍不通；从组织上是服从了，但感情上却受不了。 8月28日的上午，我们延大高中部同学和延安军民在机场，欢送毛主席乘机去重庆谈判。 毛主席的飞机昂首直穿云层，飞去了。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们的心也紧随着飞机远去了。 1945年9月的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人流如潮。人们在欢送一批又一批的战友奔赴新开辟的解放区，奔赴斗争的最前线。昨夜，我们还在同屋讨论国家大事，今天，战友们已整装上路了。告别的方式既简单又豪迈。大都只有一句话：“前方见！过两天我就跟上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期望着新中国的早日到来。 在欢送奔赴前方的队伍中，我看见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她在一个月前还住在疗养院里），我赶忙上去告别： “妈妈，您要多注意身体！” 母亲笑着说：“你们放心，有组织上关心，有同志们照顾，没问题。你们留在延安，要好好学习，听从组织安排。” 短短5分钟，我们话别后，母亲骑上牲口远去了，我也赶回了学校。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这些长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人，很少考虑个人的需要与利益。大家想的是怎样才能为革命多做贡献，怎样为党多做工作。 我渴望上前线去，与同伴们并肩战斗。但是父亲接受了周恩来同志分配的任务，要去大后方蒋管区进行文艺统战工作。 因工作需要，我们留下来了，我在延大高中部继续学习。 1946年5月11日，我16岁了，组织上批准了我的入党要求。当时，虽然没有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但在我心中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一生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 1946年5月16日，组织上调我去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工作。我二话没说，第二天，打起背包就去报到了。 我的中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延河流水日夜不停，喝延河水长大的儿女和母亲的心一脉相通，我们会牢记母亲的期望与叮咛！ 1991．8．10 -------- 欧阳代娜 女，延大中学部学生。鞍山十五中特级教师，曾被评为省市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模范教师、十佳教师、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人民教师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著作有：中学语文教材《阅读》、《写作》、《作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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