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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校场口发生了一次震惊国内外的事件——国民党特务、打手冲击了广场上的一个群众集会。他们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等好几位知名人士被打伤，而这个集会只不过是为了庆祝国共联合的政协会议的召开，是很正当的。小哥和我随妈妈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当时我14岁，对有些事还不很懂。不久，妈妈兴奋而神秘地问我：“我要到延安去，你去不去？去找润之先生。”我高兴得跳起来，不假思索地答道：“去！”——有什么好想的呢？既然延安是共产党的地方，毛润之先生在那里，那当然是好地方。 1946年早春一个晴朗的早上，我随妈妈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离开了“蒋管区”的重庆，飞向延安。我哪坐过飞机呀，还是军用的。它颠簸得好厉害！不多久，我的新鲜、好奇劲就被不断地呕吐冲没了，我难受极了！这时，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位面目慈祥，说话和气，略有点上年纪的人，递给了我几块水果糖，他安慰我说：“不要紧的，吃点糖吧！”我正为自己的窘相不好意思，旁边一个妇女对我妈妈说：“他是周恩来同志。”就在这一瞬间，我完全忘掉了难受，眼睛睁得老大，使劲地看着这位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妈妈欣喜地只是连声：“哦！哦！……”—— 谁不知道周恩来呀，何况妈妈多年来在家中订有《新华日报》，她常引导哥哥们讨论时局，我经常旁听，对这个名字早已熟悉了。我加入革命队伍，竟然是和这位世人敬仰的人物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相遇为开端，多么意想不到和令人庆幸！ 两个多小时的航行，使我得以第一次俯视祖国的壮丽山河。飞机降落在春光明媚的延安机场。在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中，我一下就看到了身材高大的“润之先生”——毛主席。抵达延安的第一天所经历的这一切，令我终生难忘。不久，我被安排到桥儿沟的延安中学学习。在这里，给我留下了一生中珍贵的一页。 我被编入最低年级的十三班。这个班在沟里头的山腰上，一排好几个窑洞。我的个子小，又来自重庆那样一个城市，使人对我产生“没吃过苦”的印象，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我，特别是班上几位年龄稍长、比较老成的女同学。当时，小米是我们的主要口粮。初次吃这种东西，一口下去，感到它粗糙、发干，难以下咽。开始，我用一个儿童漱口杯当饭碗，就这样还吃不完，到晚上，能不饿吗？可是我不敢说，忍着。一天晚自习过后，下着雨，我肚子又饿了，便早早上炕，缩在被窝里静听同窑洞几位女同学说笑。忽然，班上的两位大姐姐从外面进来，来到我的面前，有一位手里捧着一个中号的搪瓷缸，她把缸子递给我说：“吃吧，这是煮挂面。”我又高兴又难为情，爬起来，接过缸子把这珍贵的细粮往嘴里送。可是妈吔，咸死了！又因为缸子小，挂面已成了一碗齁咸的面坨坨。我老老实实一口一口地往下咽，因为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真诚关怀啊。45年来，每当谈到小米，我就想起当时的这件事，两位大姐姐的身影，更是历历在目。一年后，由于胡宗南的进攻，我们分散撤退，我再也没能和她们聚会，我甚至都想不起她们的名字来，这使我心里很不好受，深感对不起她们。今天，让我从心底呼唤一声：“大姐姐们，你们现在在哪里？请回答我！” 我在十三班处处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和照顾，与这个集体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不久之后的一天，班主任老师突然通知我说，我被调到高一个年级的九班了。我很不愿意，因为我已经爱上了十三班。可老师说必须服从决定。晚上，我便睡在九班窑洞里了。虽然九班的同学多数都是哥哥姐姐，他们对我也都很热情，但是我刚入学时得到的关怀、友爱来自十三班，我已经习惯了十三班，我眷恋十三班的老师和同学。我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边哭边琢磨。最后，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才渐渐睡去。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我悄悄爬起来，抱着铺盖，回到了十三班。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窑洞生活是别有滋味的，给我留下的情思和感受也是独特的。我们住在窑洞，上课在窑洞，革命长辈工作也在窑洞。多少个扭转乾坤的决策，多少篇经典著作产生在窑洞；多少震撼中外的消息在窑洞里编辑成文，又从窑洞印发出去，用电波传播出去。在桥儿沟东山、西山、前沟、后沟这一排排窑洞里，培养着革命的接班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人才，往往不是在宽敞明亮、设备完善的大厦里培育出来的。在我们上课的窑洞里，老师面向洞口而立，课桌是长方的，靠洞墙两侧排列两行，中间是走道。每桌坐4人，两人一边，共一条双人木凳，所以4人是相对而坐，两人面向老师和黑板，两人背向老师，需要看黑板的时候，便转过身去。学校发的是很粗糙的马兰纸、蘸水笔和自配的墨水。因为窑洞墙是土的，不写字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笔尖朝上、笔杆插进墙里，把墙当成了笔架。4人一桌，又是一个学习小组，男女混合编，自习的时候，有时探讨，也有时说笑，求学的气氛欢快而又凝重，至今令我神往。有一天自习，不记得又是什么滑稽的话题逗得大家直乐。我边笑边抬起右手去取插在土墙上的笔，没留神，墨水还没干的蘸水笔尖，戳进我的食指第二节，好疼哇！笔尖上的墨水渗进皮下，还留下了一个小蓝点。到今天，这蓝点仍然依稀可见。每当我瞥见它，脑海中就闪现出45年前的那个情景，教室里当时洋溢着的盎然生气，就像气功场上的“气”，任凭风吹雨打，似乎仍在我周围弥漫不散。小小蓝点，我珍爱你！ 初到班上的时候，我是班上第一阔佬。临来延安之前，爸爸给妈妈一块像小骨牌那么大小的金子，以备不时之需。为了购置生活用品和改善一下生活，妈妈就到新市场的银行，请他们从那小块金子上削下一丁点儿，换成边区纸币。我来学校的时候，妈妈给了我一些钱。可是我用它做什么好呢？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可花钱的事情。时至1946年，在经过大生产运动之后，基本用品如牙膏、毛巾……都有了，衣服虽然一年四季只有夏冬各一套，但大家对物质生活是那样知足，那么不在意，每当领到任何一种补充用品、衣物，都总是那样满意。 我的这笔钱财对身边的同学是公开的。我们为怎样使用它而动脑筋。终于，不记得是哪个聪明丫头想出一个好主意： 大家到沟口外大路边那个小饭铺去吃白面馍。多好的主意！多么诱人的白面馍！下课后，我们便下山直奔那家饭铺。它和古装电影里穷乡僻壤的那种饭铺一样，一间简陋的小堂屋，三四张板缝裂开了的旧方桌，晃悠悠的木条凳，桌上摆着酱油、醋各一小壶。老掌柜过来招呼我们，我们异口同声、神气地喊道： “馍，就要馍！”“好咧，馍！”白格生生、热气腾腾一大盘馍放在了桌子中央。好心肠的掌柜给我们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粗碗，一双筷子，还给每人碗里倒了白开水。每人拿起一个暄腾腾的大馍，香喷喷地吃起来。又有人建议：把酱油倒在馒头上，开水里也倒上酱油，再加点醋，就成了高汤。于是，不一会儿，盘子空了，酱油和醋也倒光了。大家吃得心满意足。谢了老掌柜，我们欢笑着回到了后沟。就这样，总算把我那笔财产花光了。 我们的“食堂”在沟底。没有“堂”，只是在伙房旁边开出了百十来米的一片土平地。从我们住的窑洞到伙房，是一条沿山腰蜿蜒而下的窄路。性急的人又从山上直对着下面饭场踩出了一条陡坡道。陕北的黄土地，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尘土飞扬的道路这时变得又粘又滑。女生多半胆小，一般都老老实实沿着那条曲里拐弯的“正道”去伙房。我最怕下雨，一走一滑，越怕越滑，好像每一步都可能滚下山去。那是我到沟里以后第一次下雨，我穿一双布鞋，颤颤巍巍地沿“正道”往伙房蹭。拐过最后一道弯，眼前的景象使我呆立在那儿。我看见，就在直通下面伙房的那个陡坡道上面，好多男生一手高举陶泥烧的大饭钵，一手举着边区自制的铝饭勺，欢叫着，直着身子顺陡坡道像滑雪那样呼啸而下，直达伙房。那虽然滑溜但毕竟发粘的、既不很直又不很平而且很窄的陡坡，那脚蹬布鞋直冲而下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多么壮观、精彩而又令人咋舌的景象！到现在为止，吉尼斯世界纪录也好，体坛奇观也好，我认为，我们桥儿沟骁勇的滑泥健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创造的也是一种世界纪录，透出一股英姿勃发的朝气。 小时候有次在画报上看到，外国一个电影女明星为了哗众取宠，吸引人们的注意，把自己的脑袋变成一个闪着蓝色亮光的秃头。在我的观念里，除这位标新立异的明星外，只有男人和尼姑的光头是合乎情理的。可是，我却在桥儿沟的延安中学看到了好几个既非外国明星，又非中国尼姑的光头女孩！无论她们走在哪里，既没有人嘲笑，也没有人诧异，人们都认可了这个现象，给她们冠以“假小子”的爱称。是因为长得“男味”？不，她们漂亮：白皙的皮肤，大眼睛，红嘴唇，青春健美的体型。只是不要头发，一推到底！有一次，我憋不住，怯生生地问其中一位：“你干嘛要推光头？”她不以为然地回答：“省事，凉快。”“噢！……”我恍然大悟。她言之有理。——解放区的女孩子不爱美吗？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只不过那时候更尚实际，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课题，是用血和火去开创明天。于是，假小子现象便成为延安独特风气中的又一种独特现象。 45年过去了，从桥儿沟延安中学窑洞走出来的少男少女们，沿着各自的人生轨道，经历了酸甜苦辣不尽相同的命运。 去了的，把不屈的灵魂留在了人间；尚存的，继续着未了的神圣职责。我，也由一名延中的女娃学生，变成了一个“六十老太”。可是，请不要把我想象得老态龙钟的，因为我童心犹在，透过时间留下的光华，昔日桥儿沟的幕幕情景，欢乐也好，苦难也好，今天，都变成了亲切的回忆，牵动着我们美好的情思，把未来衬托得更加鲜艳。 -------- 易达美 女，延中十三班学生，北京市三十五中外语教师兼教研组组长，高级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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