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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陕甘宁边区安定县西区枣树坪村。安定县紧邻革命圣地延安。我的父亲谢子长逝世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安定县改称子长县。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我们一家人被迫离乡背井。刚刚7岁那年，我便随父、兄参加了革命队伍。 继1927年清涧起义，1928年至1931年底，我父亲与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西北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前身），父亲任总指挥。1933年底，中共驻北方局代表委派父亲为西北军事特派员，领导西北革命武装力量。1934年7月，陕北特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父亲兼总指挥，后又兼任红26军42师政委。 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父亲率42师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进行反“围剿”，不幸在清涧河口一战中负仿。但他全然不顾伤势的严重，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这时已经到了10月，党组织决定要他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去养伤。就在这时，我来到他的身边，朝夕侍候他养伤。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和父亲相处最久、受到他的教诲最多的一段时间。不幸，这竟成为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最后的日子。他于1935年2月离开了我们。 父亲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我们全家。我们全家从1924年到1937年，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9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人牺牲在战场和敌人的屠刀下。 我永远记得，为了给革命部队筹集一笔急需的经费—— 50元大洋，父亲含泪把他自己的亲侄女顶帐嫁人。 我也忘不了，父亲养伤转移，路过安塞小界墕村，父亲当时已经连说话都感到很吃力了，他还十分关切地向贫农薛大伯问长问短。当他看到薛大伯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也没有时，坚持要警卫员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留给薛大伯。警卫员为难地说：“你只有这床被子，留下了你盖什么？” 父亲指着他身上披的皮袄说：“我有这个就行了，被子留给娃娃们盖罢！……” 父亲养伤期间，刘志丹叔叔来看望父亲。我偎依在刘志丹叔叔身上。他一边抚摸我的头，一边问：“双玉（我的奶名），你长大了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父亲便在一旁兴奋地说：“长大了跟你刘叔叔去扛枪当红军。”我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好！”我从7岁加入革命队伍起，就时刻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像父亲及其他红军指战员一样，有一匹好马，一支好枪，去打反动派。后来开始学文化，又多么盼望能有一杆好自来水笔。不幸的是，1936年，我敬爱的刘志丹叔叔东征抗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没有能够实现父亲要我跟刘志丹叔叔当红军的遗愿，当时，我是多么地痛苦和失望啊！ 父亲和刘志丹叔叔的牺牲，更坚定了我扛枪当红军的意志。父亲的遗愿，我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实现了。在延安保育院小学上学时，我有了一杆自制木枪，除了学文化知识，还经常练操习武。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我奉命赴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担任热河省赤峰市一区区委书记。第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赤峰，我们撤出后组成武装工作队，我被任命为武工队政委。这时我有了马，也有了枪，我骑马打枪同日、伪残余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我也有了自来水笔。 从延安保育院小学到延安的许多学校，都始终遵循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指示，注重学生自治，提倡自己管理自己。于是各学校便选拔一些学习成绩好，年龄较大，有过一些革命锻炼一定工作能力，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的学生当干部，或担任党团支部工作。1939年1月，我在保育院小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14岁。随后曾几任支部书记。 同学们和我的关系特别好。他们不称呼我的名字，而亲切地称我“支书老大哥”。到延安中学以后，我也是担任班长、学生支部的支书，后又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1939年我还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 1940年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大会，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4年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再次受到表彰。 我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主要是党的教育培养，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们革命精神的激励，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在我自己，最基本的一条是热爱集体，热爱同学，把学校看成一个革命大家庭，把同学们看成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当年我们是同睡一个炕，同吃一锅饭，同学习，同劳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在保育院小学的时候，小同学多，老师和保育员少，照顾不过来，就组织我们“大带小”。我被分配带方荣波。方荣波是方志敏烈士的儿子。当时我14岁，他才7岁。一年365天，学习、吃饭、睡觉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小荣波都是我的尾巴，他总是跟着我。我不仅每天要帮他洗脸、洗脚，每天还要为他晒尿湿了的被褥。夜里我还常常要摸摸他的被子，若发现他的被子湿了，就把他抱到我的被窝里。有时还要给他洗衣服、补衣服，和他谈心。有一次，天气很冷，方荣波做了一个烧马粪的小火炉，带进教室取暖。接着有许多同学仿效，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影响了课堂秩序。我找方荣波谈心，记得当时话说得很简单，只问他：“你想想，如果是你的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小荣波想了一会儿说： “父亲绝不会为了个人影响集体。”此后，小荣波再也没有把火炉带进教室。 1937年初，我在新文字干部学校学习时，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老人担任我们的校长。徐老当时有个勤务员叫李贵仁，山西人，是红军东征时参加红军的一个红小鬼。他年龄小，也有尿床的毛病。徐老每天夜里要叫醒他撒尿，早晨还要给他晒尿湿了的被褥。一些勤杂活儿，徐老都自己顺手做了，给他腾出时间让他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常和他开玩笑，说贵仁真是个“贵人”，有徐老这样一个好勤务员。当时徐老除了给我们讲课，还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他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成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新文字干部学校，以及以后的青干校、保育院小学、自然科学预科班，一直到延安中学我们都拥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卓越的教师队伍。他（她）们积极热情，始终一贯地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培养教育我们成才。当时同学们的各门功课普遍都很好。当时我们的英语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许多同学可以进行简单会话，可以写短文、短信。 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经常抢着干重活、累活、脏活。我能开荒，种瓜，种菜，砍梢条，搭菜架，挑大粪，背砖瓦石头……也能行棉衣、做棉鞋，捻毛线。我还是个纺棉线能手，一天能纺1斤头等棉线。有一件最难干的活就是施肥。我们的厕所是在半山腰，挖一个长方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这种厕所，冬天掏粪还方便一些，粪尿冻成了冰，可以铲成一块一块的搬上来。最困难的是夏天，站在木板上，挥舞铁锨，要把一人多深的粪坑中的粪弄上来可就麻烦了。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小心，掉进粪坑，弄得满身粪便。同学们用绳子把他拉上来，带他到延河去清洗，有的同学还取来自己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这件事倒给了我一个启发。以后挖粪，我们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就干脆跳下粪坑去挖，反正有的是延河的水，挖完了就去河里洗。这大概是今天的同学们想不到的。 还有一次，快要收工了，还有一小块地未创完，于是许多同学都自动来到这块地上，一个叫李和的同学，挥镢刨地，不小心砍破了我的头，血流不止。李和很紧张，老师和其他同学也都很担心，就地给我作了包扎以后，一定要送我回学校休息。记得老师一再劝我说，头部受伤，容易产生脑震荡，或引起破伤风。我当时想起了战士们的一句誓言：“轻伤不下火线。”便脱口而出，坚决不肯回学校，一直坚持到劳动结束。 看到李和紧张的神情，我还安慰李和说不要害怕，以后小心点就是了。以后，李和和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当时虽然生活艰苦，劳动任务也很繁重，但我们的学习丝毫也没有松懈。相反，因学习时间短，大家分秒必争，抓得很紧。同学们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自习时又都认真复习。个别人有问题个别帮助，大家有问题集体讨论，直到学懂为止。我们班干部在组织劳动时，特别注意给学习差的同学少安排一些活，让他们多有一点时间学习。 记得有一次正值期末考试复习，第二天考英语、化学。突然水井堵了，食堂要我们派人去挖井。我很为难，派谁去好呢？如果直接说让英语、化学好的同学去，会伤害另一些同学的自尊心。于是我采用了自愿报名的办法，结果全班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而我在确定人选的时候，便有意识地挑选了英语和化学成绩较好、且身强体壮的同学。后来全班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当时学生干部们热爱同学，把同学看成是亲兄弟姐妹，而同学们也热爱学生干部，把学生干部视为大哥哥、大姐姐，十分尊敬他（她）们，自觉地服从他（她）们的一切指挥。当时每个学生干部，都像一块磁铁石一样，吸引着一大批同学。 1943年，阴谋家康生以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整风运动中发动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投身革命的很多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指控为“叛徒”、“特务”、“内奸”，进行审查、批判、斗争、关押。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好同志，严重地破坏了整风运动。 延安中学的前身——自然科学院预科班的“抢救”运动，曾波及到学生。记得最初被审查的是牛旭光同学。牛旭光原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经历了皖南事变，以后他又辗转来到延安。就因为这段历史，对他进行了审查。有的同学还真以为他是“叛徒”、“特务”，甚至要动手打他。当时我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兼班长。我们学生干部都认为，审查归审查，但绝对不能侮辱人格，及时制止了一些过火行为。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一向关心爱护培养我们的老师突然成了“特务”，这已经不可理解了，而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有的是忠心继承父辈革命事业的干部子弟，怎么他（她）们也会成为“特务”呢？我反复思索，觉得情况不对头，有问题，应该去找中央汇报才是。 1944年元旦，中共西北局派人接我去汇报情况。记得我最先见到的是高岗和林伯渠伯伯。高岗当时是西北局书记，林伯渠是边区政府主席。一见面，我便伤心地向他们讲了我们学校的“抢救”情况。林伯伯一边听我谈情况，一边气愤地说：“假如这些娃娃们都成了特务，我们陕甘宁边区早就没有了！”两位伯伯招待我吃了饭，还留我住下来。他们当晚又请了西北局秘书长贾托夫和宣传部长李卓然来，听我详细汇报了情况。他们又问了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憋闷在心头的很多话，像打开闸门的流水，尽情流淌出来。我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又连夜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他们。 没过两天，西北局便派人到我们学校来，“抢救”运动很快被制止了。后来经过甄别，证明当时被“抢救”的老师和同学绝大部分是被冤枉了的。全校召开大会，为他们平反正名。并对勇敢地抵制“抢救”运动，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几位同学进行了表扬。 通过这次斗争，同学们经受了考验，革命意志更坚定，政治上更成熟，对党更热爱了，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许多同学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将要结束时，我们学生支部新发展了一批党员。 198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举办渭华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我应邀出席。1928年5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由刘志丹、唐澍和我父亲谢子长直接指挥许权中旅脱离国民党部队，配合渭南、华县一带的农民武装力量，举行了武装暴动。这就是所谓的渭华起义。 我们住在丈八沟陕西省委招待所。会议结束，我准备第二天即回北京。晚饭后我在院内散步，省委副秘书长李林森同志告诉我，李鹏同志也来到西安，也住在这个招待所。我和李鹏同志是40年代延安中学的同学，又是1948年留苏的同学。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我们虽然分散就读于航空、动力、理工等各大学院，但我们始终是一个党支部，像延安时期一样经常集体活动，互相帮助。1948年至1950年，我任支部书记；在我回国后，由李鹏同志担任支部书记。 文革中，所谓的“48·21”苏修叛徒集团，就是指我们这批留苏同学。1948年，我们21位革命烈士和干部子女—— 有我、李鹏、邹家华、罗西北、刘虎生等，由当时的东北局派往莫斯科攻读各种专业学科，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文革”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要把我们打成“苏修叛徒集团”。我们21人，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折磨。但是却也更加考验和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加深了我们的友谊。 话题再拉回来说。当晚8点左右，我和李林森同志前往李鹏同志住处探望，本意是想打个招呼，告个别，哪知一聊起来便有说不完的话。他特别关心民情和国家的经济形势，很希望熟人或知心朋友多多介绍一些真实情况，多提一些建议。 在北京时，他也常常找我们一些能说真心话的老同学、老朋友去聊天谈心。当李鹏同志得知我次日就要返京时，一定要留我再住两天，同他一起走。我说机票都买了。他说，买了票可以退么！于是我退了机票，又在招待所多住了两天。白天他参加会议，晚上我们谈心、聊天，李鹏同志认真地听取了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两天后，我乘他的专机回到了北京。 李鹏同志对老同学、老朋友满怀着热情和信任，是他的情深谊长。同时这也是他从老一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作风和工作方法。陈云同志曾说：每个高中级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经常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才能做到“真、快、广”。敬爱的周总理更是重视言传身教。周总理在世时，只要有机会就找我们一些烈士子女和当年的一些红小鬼谈心，聊天，通过这个渠道多了解一些民情、民意。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冬季的一次会见。那年周总理来沈阳视察。当时我和李鹏同志、邹家华同志、叶正大同志都在沈阳工作。李鹏同志在沈阳东北电业局任总工程师，邹家华同志在沈阳机床二厂任厂长，叶正大同志在沈阳飞机设计所，我在沈阳航空工厂任厂长。一天下午，周总理约我们几个到宾馆去会面并吃饭。饭菜很简单：一条鱼、一盘豆芽、一盘豆腐，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和馒头，还有小米绿豆粥。周总理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开心地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喝延安时代的小米绿豆稀饭。”吃饭时，周总理和邓妈妈不时起座，一筷子一筷子把鱼夹给我们和我们的爱人及孩子。敬爱的总理一边给我夹鱼，一边亲切地问我： “你这个陕北人现在会吃鱼了吗？” 我们看到总理的生活如此简朴，对总理更是由衷地感到钦佩，听我们几个人汇报了沈阳职工群众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情况后，总理说：“我们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总理还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每天就吃点咸鱼和米饭。他感谢我们反映了一些真实的情况。邓妈妈还叮嘱我们，以后出差到北京，一定要到他们家里去，向他们反映一些基层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这次总理还讲了许多的话。 在讲到有些单位不顾群众疾苦，仍在大建楼堂馆所时，他很气愤地说：“像鞍山宾馆，这次是开馆，也是闭馆。北京的市政建筑公司大楼，必须没收。”我们告别时，总理还再次嘱咐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暂时的困难，要继续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这批当年延安的同学，留苏的同学，彼此仍然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友谊。 1991年春节，我曾邀请一些同学们在我家里聚会。这是一种传统式的聚会，吃的还是延安饭。我煮了一大锅什锦豆粥，名称好听，实际上就是红豆、绿豆、黄豆、红枣、小米一锅煮稀饭。还有手抓羊肉一大锅。有的同学自带一两个传统小吃。同学们济济一堂。有叶正大、叶正明、贺光辉、刘虎生、曾宪林、肖永定、贺毅、罗西北、任湘、崔军、林汉雄、项苏云……邹家华、叶楚梅同志出差外地未到。李鹏同志不巧有活动脱不开身，朱琳同志特意打电话转达了李鹏同志对大家的问候，并派女儿李小琳代表出席。 大家互相关心，情同手足。1974年，我的爱人被诊断患有直肠癌，我带爱人从沈阳来北京治疗。李鹏、邹家华、贺毅、叶正大等同志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请专家会诊。我爱人的病很快痊愈。1991年罗西北同志在西安开会期间突然患心肌梗塞，邹家华同志马上给陕西挂电话，请全力抢救，李鹏同志让爱人朱琳同志前往西安看望。当罗西北同志病情略有稳定后，又把他接回北京治疗。前几年，林汉雄同志的母亲涂俊明妈妈逝世，我们许多同学都去看望汉雄，为他分担悲痛。大家的心始终是息息相通的。 -------- 谢绍明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曾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劳动英雄、西北模范青年。1948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厂副厂长、总工程师。1954年又赴苏联进修，回国后任沈阳航空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后调北京，任八机部生产局局长、国家科委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中纪委驻国家科委纪检组组长。现任国家科委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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