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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已经20岁出头的我，一个只上过两年小学的我，一个当过八路军军区干部的我，一个从豫西死里逃生的我，竟会在1946年4月下旬走进延安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和那些当时只有十二三、十四五岁的弟弟妹妹们一道读书上课。 “哟！田又生？”班主任老师看了我的介绍信，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我：“姓田地的田，又一次获得生命的‘又生’，我说得对吗？” 我点了点头。 “恐怕你的名字也还有一个故事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能告诉老师吗？”看来这位老师对我的名字挺感兴趣。 “可以，只是我的故事说来话长，恐怕耽误老师的时间……”我抱歉地说。 “好的，回头再讲。”老师先忙别的工作去了。 转眼到了“五四”青年节。一天，老师对我说：“小田，五四青年节学校要举行讲演比赛，咱们班准备让你代表班级演讲，你看可以吗？” “我？”我感到吃惊地反问：“我怎么行呢？没上过几天学，文化水平低，再说来到学校才几天，有什么可讲的呢？还是……”我向老师推辞着。 老师笑了笑说道：“我知道，你还是很可以的，你就讲讲你在豫西是如何从虎口中脱险的吧！最近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准备发动内战，你讲讲，对咱们这些生长在革命根据地的同学们认识国民党反动派是很有好处的。”既然老师要我讲从豫西敌占区脱险投奔延安的经历，我就没有理由推辞了。 5月4日，讲演大会开始了。我又激动又紧张。当大会主席宣布说：“现在由刚从豫西抗日根据地回来的十七班的新同学田又生讲演。”台下便响起热烈的掌声。我随着掌声走上了讲台。我看了看台下的同学们，便讲起了我投奔延安的经过…… 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但是，在我的半生中，却有过三次生命。而后两次新的生命，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拯救与培养。所以党组织把我的名字“康荣福”改为了“田又生”。 1925年，我出生在巩县大平北庄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 父亲康邙山，在孝义兵工厂当工人，我和母亲、弟、妹五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我8岁起，就远离家乡，给地主家当了长工。我12岁那年，日寇轰炸，兵工厂被迫南迁，有家小的不能南迁，随之失业。我父亲遂靠下煤窑或给人家修枪、修锁、配钥匙维持生活。旧社会富户私人都有枪支，国民党拿我父亲当替罪羊，以给人修枪为由，将我父亲判处无期徒刑。母亲养活不了全家，弟弟不久便病饿而死，母亲也自卖自身走了，撇下我兄妹二人。我在康店地主康方中家当长工，妹妹举目无亲，生活无着，12岁那年在瓜庵里用裤带上吊自杀了。我15岁那年被解雇。那时河南是“水、旱、蝗、汤”，灾难重重，到处是饿殍载道，民不聊生。人吃人的有，全家自杀的有。我饿得头晕眼花，瘦得皮包骨头，只有坐以待毙了。 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爱国将领赵寿山领导的国民党38军来到巩县。我的同村人向38军地下党组织反映了我的情况，党组织对我很同情，让我到教导队学习。在这里学习的人，多是因白色恐怖在国统区无法存身的地下党的干部，而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从此，我生活有了着落，还跟着老同志学习了革命的道理。 1944年春，蒋介石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赵寿山军长调去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又派亲信张耀明到38军当军长，负责清共。我们党组织迅速撤退隐蔽，我也回到了家乡。不久日军进攻豫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37天失城38座，大片国土给日本鬼子占了。这时，我父亲乘乱的机会逃出了监狱。父子团聚，又联系上了地下党员刘天若，我们以联防自卫的名义把群众武装组织起来。我和父亲生起炉火修枪造刀，为迎接我军的到来做准备。 那年9月，皮定钧司令员、徐子荣政委率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到豫西。支队首长让我父亲继续修造武器，让我到豫西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到了学校后，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不仅学习军事、学政治，而且懂得了怎样做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干校学习结束以后，组织上分配我到巩县二区当武委会主任。赵敏是我们的区委书记。她是个女同志，虽只有20来岁，但工作很有魄力。她长得秀丽端庄，性情爽快。在武装斗争中她胆大心细，明快果敢，所以在涉村一带很有威望。我比她只小1岁，但处处显得幼稚。我很注意向她学习，她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都很大。特别是她那坚强的意志，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1945年8月上旬，抗日战争进入了大反攻阶段，朱总司令下令日军向我缴械，不投降的坚决消灭之。我们豫西根据地军民也频频出击，还另组建了一支陇海支队，准备出师郑州，解放陇海沿线。我也被派往巩县县城附近，为解放巩县县城做准备。这时，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中央军倾巢出动，杀气腾腾地向我解放区扑来。那些投降日寇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们，摇身一变都成了蒋介石的人。过去他们依靠日军，联合伪军打我们，现在又依靠中央军，联合即将投降的日军还是打我们，而且来势更凶猛，更残酷。巩县的反动势力也起来了。豫西解放区的平原、丘陵先被占领，土豪劣绅们以10倍的仇恨向我军反攻倒算，到处捕杀抗日军民积极分子。 9月2日那天晚上，我住在小关附近的竹林村。第二天黎明，听到敌人的枪声，我便向小关转移。敌人分两路紧追不舍。我刚进小关村，敌人也随即赶到，把小关团团包围了。我走进小巷，进入一农户家里想躲避一时。我一上屋棚，只见上边已躲藏了几个人，看样子其中也有我们的同志。我想，敌人明明在追我，我把敌人引到这里，对同志和群众的安全不利，我便跑出来。刚到巷口，几个敌兵扑上来把我逮捕了。敌人抓到我以后，马上撤围收兵。当天晚上，这个汉奸队实行严刑审讯，问我涉村区干队有多少人和枪，我呛他们说：“人多得很，机枪大炮都有！”敌人看我不服，便把我的两臂绑在一根木杠子上，再用另一根杠子压住腿弯处，杠子两端站人。 每多站上一个人时，他们就逼问一句：“说不说？”我咬紧牙关，一句话也不说。当两边杠子上站满6个人时，我一下子疼得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被投进了国民党巩县监狱。 巩县监狱，每个牢房大约两间半房，共25平方米左右，房内又安装一个木笼，笼外留有4尺走廊，放着一张床，是狱卒值班睡觉的地方。犯人住的面积不多于20平方米。一个木笼里塞四五十人，连身都转不过来。我们自行分为两班，轮班站、坐，这一班站累了再换那一班站，名曰“换岗”。按规定每个犯人一天4两麦子（16两一斤），监狱中层层克扣，实际只能吃到三小两左右。我入狱后便注意观察，辨认我们党的同志，又从新来的难友中了解外边的情况。经过认真的观察了解，我认识了支队司令部特务连的马廷瑞。与他同时被捕的有洛阳地下党负责人郭显坤。马廷瑞被捕后，首先不考虑个人安危，而是想着如何保护地方党的同志。当敌人审问时，他抢先回答：“我是八路军。”郭显坤暗吃一惊：“敌人还没有逼供，你怎么就招认了？”颇有点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鬼子，偏偏喜欢这样的硬汉子。当日本鬼子指着郭显坤问：“他是什么人？”马廷瑞同志紧接着回答：“这是我找来带路的老乡。” 这时，郭显坤才恍然大悟，原来马廷瑞是为掩护他才挺身而出的。郭显坤脱险了，马廷瑞被投入巩县监狱。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巩县监狱，马廷瑞乘新旧交接之机，推翻前供，说自己是生意人被日军当八路军抓进监狱的。我们两个相互了解后，便设法做难友的思想工作，以唱歌、唱豫剧来鼓舞难友们的斗志。监狱当局克扣犯人口粮，经过斗争，敌人答应把粮食如数发给个人，让个人用砂锅轮流做饭吃。发下来的粮食是原粮。这样推磨、做饭还可以轮流到室外活动，便于我们串联。从陆续进来的难友中得知，皮、徐首长已率部队南下，敌人回来后到处捕杀我抗日有功军民。各村几乎都有被杀的人，村村有人带孝，处处有哭声。敌人残杀革命者的手段非常残忍。剖腹、剜眼、穿鼻、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我军在巩县、登封抗日根据地留下的许多伤员，除少数能走的逃出外，其他全被杀死。连偃师县参加过辛亥革命、双目失明的王三江老人也不能幸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司令张之朴也被敌人杀害，他的夫人谷效颜和三个孩子也一同关进巩县监狱。谷妈妈失去丈夫，携儿带女坐牢，仍不放松做党的工作。她在女牢利用她儿子志杰年幼来往方便的有利条件，让志杰了解男牢情况向她汇报，并关心着同志们在狱中的斗争情况。不久，敌人又对我进行一次审讯，企图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从我嘴里套取点什么。他们用一个被软化的犯人陪我一同受审。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先来了几句开场白：“你们都是小青年、土八路，估计你们也不会是共产党员，所以关于共产党内的事情我就不问了，就要你们谈谈是如何参加八路军的，是被迫的，受骗的，还是自愿的？”那个被软化的犯人讲了她如何年幼无知，如何参加八路军等等。她讲后，县党部秘书转而问我：“你呢？”我说：“我是自愿参加的。”县党部秘书把桌子一拍喝道：“时至今日，你还这样顽固！”我反问：“抗战打日本还能不自愿吗？”县党部秘书无话可说，恼羞成怒，大叫：“来人，把他押回去！”我头都没回，就自己走回牢房了。 10月30日，地主魏公茂派联保处的中队长赵昆山等人到巩县监狱来提我了。这次提出的有喂庄农会民兵队长张松茂和我两个人。魏公茂怕我跑，特意交代赵昆山给我上“血线”，即用铁丝将锁骨或脚后筋穿起来。赵昆山办此残忍之事，也有些顾虑，说：“那样干，血糊淋拉的，他再死活不走怎么办？再说，那么个小孩子，就凭我这枪法，还有我带的这些人和枪，不用绑，料他也跑不了。”最后方决定用绳绑，绳是到县城现买的新麻绳。他们先将张松茂五花大绑，然后用绳子的另一头绑我。我一看他们的绑法，就知道要杀我们了。因为绑身不绑手是捆死囚的绑法，按旧社会传统规矩，死囚留着双手好向生意人要吃要穿。 巩县杀人都是在城西不远的桑树园。一路上，我心里准备好了就义前要呼的口号。时至寒秋初冬，赵昆山已披上羊皮大衣，我还赤脚穿一身单衣，又被打得破烂不堪，冻得我浑身直打颤。但我咬紧牙关，挺起胸膛，心想死要死得有骨气。敌人押着我们一直往西，向孝义方向走去，桑树园过了，敌人仍没有行动，我便问牵绳子的保丁王改性：“要到哪里去？”王随口答：“到坞罗。”我心中有数，知道这是魏公茂要杀我，并借此镇压广大群众。当时，对于死我并不在乎，对于生我也不抱多大希望。但我只有一个想法：绝不能让敌人任意摆布，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与企图得逞！因此，我就以腿被打坏了为理由，慢慢地和他们磨蹭。一群保丁押着我们，走到东黑石关村，天已经黑了。这时，赵昆山大烟瘾发作，便交代手下人说：“我去吃点东西，你们先慢慢走着。”我想，他一躺到烟炕上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当走到益家窝时，我问： “今晚住哪里？”保丁们说：“住芝田。”我一听，心里更清楚了。芝田是芝罗乡乡公所的所在地，肯定今晚把我们秘密关在芝田，第二天在坞罗村开会杀我们。而益家窝离芝田也只有6里路了，我必须在这6里路上做文章，若到芝田被关起来就不好办了。想到这里，我对他们说：“你们队长还没来。 走快了，他赶不上会骂你们的。”他们认为我说的是理，便坐下来休息。等到赵昆山赶来，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摸黑前进，我走得更慢，他们催我，我说：“天老冷，腿冻麻了。” 赵昆山为了赶路，只好将他的黑羊皮大衣给我披上，我利用黑色大衣盖着白色麻绳的机会，将手背到肩后将绳头解开，绳子暂且缚在身上。过沟时，敌人怕我们跳沟自杀，先由敌兵在沟边站上岗，然后再让我们过。过了沟，赵昆山突然下令： “检查一下绳子！”我精神紧张起来，心想，若发现我把绳子解开，一切全完了。幸亏检查的人只隔着大衣摸摸那个绳疙瘩说：“没事。”便又前进，我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这时，我把绳子偷偷解掉，掂在手里，因为另一端还拴着张松茂，丢掉绳子会被敌人发觉。很快到了芝田北边，要进北门，敌人以为大功告成，前面的人径直进寨，我走到北门跟前向东的拐弯路口时，突然把绳子和大衣一扔，拔腿就跑。敌兵急叫： “跑了！！！”赵昆山也喊：“打！打！”敌人枪响时，我已跑出50多步，走进寨门里的敌人听到枪声急忙掉回头来，前后敌人互相碰撞，有的掉到寨壕内，大喊大叫。这时，赵昆山怕打着自己人，又下令不叫打了，接着四下搜索，茫茫黑夜，他们哪里寻找？他们也会想我决不会在附近等死，所以胡乱找一阵也就不找了。 我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两腿忽然麻木不听使唤了，倒在路旁。经过反复揉搓，两条腿渐渐有了知觉。敌人因找不到我，便在向坞罗走的路上将张松茂枪杀了。 敌人走后，我决定先到老井沟我姑母家去。我不敢走正路，便爬坡越岭地向老井沟方向摸去。山上锋利的碎石把脚划开了一道道口子，圪针、蒺藜、石子搅和着血水深深扎在烂肉里，疼得钻心难忍。没办法，我只好把破裤子撕下半截，包住烂脚走路。谁知一层破布很快又磨掉了，脚疼的问题没解决，反而赤身露体，冻得我更难受了。我咬着牙一步挨一步，一直走到后半夜，才挨到我姑母家的破窑洞前。我压低声音叫门，姑母耳聋听不见，表兄嫂以为鬼魂显灵不敢答应，我叫的多了，表嫂说：“荣福呀，你死了，还来吓俺干啥？”我恳求说：“表嫂，我真的没死呀，你快给我开门吧！”又反复解释了好大一会，她才慢慢地点上灯。两口子还找了两根棍子，准备打鬼。开门后，我再三说明，他们才把我放进窑里。 姑母见到我悲喜交加：想哭不敢出声，只是呜呜啜泣。我们商量下步如何办？最后决定让我先在她家窑洞里藏一天，天明后姑母以到涉村赶集为名，到北庄我家通知近门伯叔兄弟们共同想办法。我父亲被魏公茂抓去做人质，因为就要杀我了，对他也就看管不严，他利用机会和我同一天逃回了家中。 亲人们商量，让我父子晚上到青龙山的青龙沟去躲避，先带3天吃食，然后再给送。这时，得知魏公茂为了杀我，特安排了一台大戏，从10月29日开始唱3天，第二天将我从县城押回芝田，到第三天将我拉到坞罗。杀我的方法更为稀奇，他准备了一口锅、一担油，并让狗腿子魏运和磨好一把快刀，到时候支起油锅，在杀前先割下我的肉放锅内炸。敌人扬言说： “非叫康荣福吃他自己的肉不可！”意思是：富人的肉长不到穷人身上，穷人应该吃自己身上的肉，也就是我不该带领群众分他的地，减他的息。 晚上，亲人们都来了，给我送来了不知从谁身上脱下来的破棉袄。我父子背上行李卷、砂锅、玉米糁，还带上镰刀，到青龙沟一个石山洞中住下了。 这青龙沟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只有农民放牛、割草、杀梢时才来这里。近来敌人闹得人家宅不安、鸡犬不宁，农民无心生产，所以山中空无一人。住到第三天，干粮吃完，还不见亲友们来送。等到11月4日，无奈中我父亲到5里之外的一户农民家中要吃的。房东大娘对我父亲非常亲热，哭着说：“您父子为给大家办事，受此大难，过去听说荣福不在了，我哭过多少回呀！咳！我多想见见荣福呀！”她给父亲准备了吃的东西，并约定第二天寒食节晚上我们到她家里吃饺子。第二天晚上，我和父亲走到她家不远的地方，仍不见灯光，我们顿感疑惑。父亲先悄悄地进了她家，一问情况，原来敌人已发现我在姑母家藏过，当即将所有山口封锁，到处捉拿我父子二人，敌兵岗哨就在不远地方。大娘把事先烙好的糠饼递给我父亲，要我们快走。我和父亲又跑到另一个秘密山洞中躲了一天。农历十月二日夜里，我们又跑到盘龙尖我本家姐姐家中。姐夫把我们安置在村外一个偏僻的山洞里。姐夫回家不久，村里响起了枪声，敌人又跟踪追来。我和父亲急忙钻进山林，从盘龙尖往东跑。盘龙尖山峦起伏，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父子俩时而爬坡，时而攀登悬崖，一不小心抓得不紧或一脚踩空就会摔下去。走到半夜，我父亲饿得实在走不动，我只好对父亲说：“爹，您看眼前这势头，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走下去。您老肚子实在空得慌，就把破棉袄里的套子掏出来充充饥吧！咱要在天亮前翻过五指岭，逃出巩县县境。”父亲咬咬牙，往嘴里塞了几把破套子，含着眼泪说：“走，孩子，咱们就是爬也要爬出去。”就这样，我父子俩互相搀扶着，一夜之间不知翻了多少山头，爬了多少悬崖绝壁，终于在天亮之前进入了密县地界，到密县郭洞煤矿当了矿工，暂时隐蔽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到延安去找党组织。矿工们早已知道我是八路军，纷纷伸出友谊之手，你一毛，他两毛地凑了一点路费，不少矿工拿不出钱来，就回家拿了些馍馍、窝窝头让我做干粮。我告别了父亲和矿工兄弟，从密县出发了。 我和几个到陕西逃荒的人一起上路，饿了啃几口干馍，渴了喝几口冷水，遇有机会还向人家讨要点吃的。在人家的廊檐下，门洞里，或是野外的草垛旁露宿。寒冬腊月，冷风刺骨，风雪交加，我们几个背靠背挤在一起。为了多赶路，总是晚宿早起。我的右腿在敌人审讯时压坏致残，长时间走路，腿肿得有碗口来粗，但又不能向同路人暴露真情，只有咬紧牙关，坚持走下来。 因为挤不上火车，我就从密县一直步行到陕西黄龙山逃荒在那里的姨母家。我谎称要去在延安逃荒的姑母家，要她设法把我送过封锁线。她派她的侄儿送我。通过杨家沟封锁线时，被蒋军哨兵发现，她侄儿谎称我是附近老财家的小长工，过了年送我上工的。蒋军哨兵看我衣着破烂，年纪又小，便信以为真，放我们走了。过了封锁线，我才把我的身分告诉了表兄。 我先到了南泥湾，向当地同志讲了我的遭遇。同志们对我非常亲切，热情接待，还用马把我送到延安。 经过审查，我被送到延安中学学习。我太幸福了，是党救了我，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是党教育了我，又给了我智慧和力量！ 也许是我的出生入死的斗争经历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这次讲演我竟然得了全校第一名！ 但是，我没有想到延安中学的学生生活刚开了个头，在我全身心沉浸在学习中的时候，国民党38军55师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在孔从周将军的率领下在河南巩县起义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我迅速赶赴河南巩县一带接应孔从周将军和起义部队。由于任务的特殊，我就又不声不响地与敬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不辞而别了。他们使我领会到，延安精神将是我今后在血与火的斗争征途中战胜一切困难和险阻的法宝！ 我回头看看桥儿沟罗家坪那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再望望那巍巍的宝塔山，我感到恋恋不舍…… 再见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再见了，可爱的母校——延安中学！ 再见了，革命圣地——延安！ 1990年12月1日 -------- 田又生 男，曾用名康荣福。延中十四班学生。河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671处副书记、副主任、顾问。荣获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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