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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儿沟延安中学——我的母校。它对我进行着革命的启蒙教育，它让我懂得了生活的真正含义，它指引我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我将永远、永远记着这一切。 1943年的冬天，我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出发，经灵寿、岢岚、岚县、兴县，走过封锁线，渡过黄河，又经神木、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一步步踏入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走了3个月，行程2500里，我终于看到了那清澈的延河水，巍峨的宝塔山，还有从抗战开始就分别的爸爸。我激动，我兴奋！但我更在思考，思考我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很快，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延安中学去读书。 读书，我不发怵。因为我虽然只有14岁，可是我已经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到了初中三年级，应付延安中学的文化课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说学政治，学劳动，我可惨了。比我大的续磊姐姐（续范亭将军的女儿），还有谢绍明大哥哥（谢子长烈士的儿子），他们在政治上都比我懂得多，而我临上路时，晋察冀边区的刘仁叔叔送给我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我还没有读懂呢。论劳动，我更差劲了，真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纺线、做棉衣都要从头学起，连纺线线搓棉花卷儿也搓不匀呢！从山下抬水上山，也要大同学把重头放在自己肩上，给我轻的一头。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虽然多念过几本书，但既不懂政治，又不会劳动，也不会料理生活，我是多么无用啊！我必须在延安中学认真地学，补上我所欠缺的一课。 1944年冬天，边区开展扫盲运动，又推行陶端予教学法和小先生制，发动有文化的干部、学生下乡扫盲，教冬学。我当时真不知道下乡去该怎么干，但是我很想下去，学习我所不懂的、最欠缺的东西。 学校批准了我的请求。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到三边、陇东一带，我和一个叫陶萍的女同学一起到离延安90里地的甘泉县工作。陶萍比我大1岁，她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延安读书的，她的父母都在白区工作。学校为我俩雇了一条毛驴驮行李，我们跟在毛驴后面，说说笑笑到了崂山，休息了一阵又赶到甘泉，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被安排到县委会住下。住了两天，我被分到城关镇区政府，开始了我第一次的社会实践。 区长姓贺，是陕北闹红时的老革命，管文教的助理姓康。 他们见到延安来了洋学生，待我如上宾，一个劲儿地说：“看这娃，小小年纪离娘别爷，跑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恓惶的。”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小房，房里有一铺炕，叫我先住下。区政府的生活很安定，一日三餐，品种有小米饭、腌酸菜、红辣椒、炒豆腐。甘泉的豆腐是出名的好呢！有时还有白面条拌辣子吃。我很知足。 我到底该先干什么呢？区上叫我先办个民兵识字班。一到夜晚吃过饭，在一铺大炕上，很多人来上课识字。我每周还在街上办个黑板报，宣传识字扫盲，讲卫生，支援前方抗日的道理。逢到赶集庙会，还要宣传洗脸讲卫生，给妇女讲生娃娃不要坐在灰上，不要信巫神的鬼话，要听医生的等知识。那些婆姨听了我讲的话，一个个笑弯了腰，说：“这灰女子，一点点大，还懂得生娃娃哩！” 过了一段时间，区里又聘我到完小代课，给一、二年级教语文、算术。完小的校长叫雪莱，是从外地到边区的知识分子。他很信任我，对我说：“你在初中学的那些文化，是够教这些娃娃了！”陕北的娃娃红朴朴的脸，一副憨厚相。一班50多个娃娃，只有一个特别笨。一加三等于几，怎么教都听不懂。把我都急哭了。这个娃的父亲反来嘱咐我说：“娃笨，老师不要着急，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吧！”娃娃们的家长都是好心人，每天早上都让孩子们给我带来糕、馍、果子。他们都叫我“娃娃老师”，叫得我在一个区都出了名，都说甘泉镇上来了个“北平娃”。 我在城关镇都跑熟了，注意到妇女和女娃娃们是扫盲的难点。妇女出不了门，没办法认字；女娃娃们要帮家里烧火做饭，背小娃娃，家里不让她们上学。可这些娃在边区的新风气熏陶下，非常想认字。每天上午，我就在我房东家的炕上，教她们识字。她们背上娃娃来，我用在完小代课得的津贴，买些红枣、土豆，放在火盆里烤，大娃娃识字，小娃娃吃枣、吃土豆，我们就这样又办了个娃娃识字班。 婆姨们就更难了。她们出不了门，我便每天下午送字上门。缸上写个“缸”字，柴上写个“柴”字，桌上写个“桌”字，一天教一两个字，几个月下来，她们认了上百个日常用字，也认得钞票上的数码了。 有一次，我在镇上不小心惹了一个祸。吃饭之后，我想烧好炕再走，免得回来冷冰冰的。我把柴草点着塞到炕洞里，就到成人夜校去上课了。谁知柴禾烧得太旺，把炕席、被子都烤着了。等我回来一看，满屋浓烟，吓得我惊叫起来。房东一家赶紧帮我泼水灭火，可棉被已经烧穿了几个大洞。大冷天，我没被子盖了，怎么办呢？可不一会儿工夫，我那些学生知道了，拿着棉花、碎布来帮我补被子。虽然被子补得五颜六色，可我深深地感到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这一夜我睡得暖和极了！ 1945年5月，学校要我们回去。我和陶萍又见面了，准备一同回延安去。在区政府，我们洗头、洗衣服时，发现头发上长满了一串串白色的虮子，毛衣上的每个洞眼里都有一个黑色的虱子。我们俩用篦子梳，用滚水烫，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小东西也带回学校去呀？ 收拾完东西，告别了乡亲，我们又赶上毛驴回延安。我的学生们排上队，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个劲儿地问：“几时回呀？几时回呀？”我也泪眼模糊，不敢再回头望他们，真的，谁知几时能回呀！ 回学校总结这一段下乡的收获，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中国的农村，我也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懂得了什么叫为群众服务，怎么联系群众，学习他们勤劳纯朴的美德。我认识到，只有一步步地扎扎实实地工作，才能改变旧中国留下的创伤，改变农村的愚昧落后局面。这点认识使我终生受用无穷。后来在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农民运动中，我紧紧掌握这一条，永远不改初衷。 山不转水转，世界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1971年，我又调回到陕西工作。1974年我响应周总理改变延安面貌的号召，带工作团下乡到延安。走到黄龙县，县委书记来接我们，自称是我的学生，一直记着我这个“娃娃老师”。后来，我到延安柳林区麻庄蹲点，顺便来到了我曾教冬学的甘泉县，碰到了好几个我的学生。他们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供销社主任，有的在县上工作。他们都还记得我，可是我已经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我还到了房东赵大娘家，她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打伤致死，老伴和两个儿子也都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哑巴小儿子，靠编织手艺维持生活。哑巴还记得我，他比比划划，说我当年梳着两个小辫，在南屋里教课。赵大娘家的境遇，使我再一次看到陕北人民对解放祖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延安中学——我的母校，是你给了我第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近50年的革命生涯，尽管道路坎坷曲折，但我永远记得革命群众给予我的力量，它使我能沿着正确方向走到今天。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我相信这永远是一条培养人才的正确道路。发扬延安的革命传统，就会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这也应当是一条不应忘却的真理吧！ -------- 阮若琳 女，曾用名袁若琳、钟新、钟艺。延中三班学生。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一级编审。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全委委员。拍摄有《丝绸之路》、《红楼梦》等多部电视片，著作有《十人论集》、《电视评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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