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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留在我脑海里的关于延安中学生活的印象仍然是很清晰的。那是1938年10月，我同雷鸣远、郝俊贤三个人，从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偷偷地出走，艰难跋涉多天，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终于来到了延安。 当时，我们血气方刚，正是处于编织美梦的年龄，很想学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杀敌救亡的本领，然后奔赴抗日前线。但由于我们只有十四五六岁，没能进抗日军政大学，而入了陕甘宁边区中学。到延安边区中学学习还不满两个月，学校就分配我们下乡教冬学，这我们可真没有想到。 离开这个革命的熔炉下乡教冬学，开始我们有些想不通： 自己才上几天课，怎么能教别人？后来边区教育厅的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校长蔡子伟、教导主任刘宪曾同志也作了动员，重要性、要求、注意事项等等讲了一大堆。我这才明白原来教与学、学与用不能截然分开，边区中学要学生下乡办冬学，实际上是一门重要的社会实践课程，何况这也是抗日救国的需要，同时是我们第一次独立工作，意义是很大的。于是，我怀着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任务。这年下乡教冬学，边区中学大约去了20多人，分到附近好几个县。我和雷鸣远、郝俊贤一起被分到了甘泉县。我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动身了。 甘泉县政府分配我们到离县城最远，与志丹县搭界的一区去。翌日，我们又背起背包上路了。这是沿洛河上行的乡村大道，但越走行人越少。我们人生地不熟，只能一边问一边走。天虽然不算太冷，但育包在身，一出汗就很不舒服。我们三个人中要数雷鸣远年龄最大，16周岁，路上他不时帮我们俩拿东西，问路也多由他出面。陕北乡村路程，究竟有多远只是一个大概。问第一个老乡说还有10多里，第二个老乡又说还有20多里。老乡说不远了，翻过崾崄山就到，实际走起来两三个钟头才见到村庄。离开甘泉县城时，我们带了些干粮，走起路来特别爱饿，没过中午就吃光了。大约走了六七十里，我们摸黑到了二区三家坪。这时，我们真是又累又饿，已经精疲力尽了。可是吃哪儿，住哪儿，心里一点谱也没有。我们走到村边亮灯的一家老乡家里，打问村长的住址。 老乡见是背背包的工作同志，便热情地邀我们进窑上炕吃饭。 一股暖流顿时流入我的身心，感动得我们不知说什么好。这顿猪肉熬酸菜就黄米干饭，我们吃得特别香。真的，我一辈子吃过不少宴席，却总不如这一顿家常便饭印象深。饭后，老乡找村长安排我们住宿。第二天一早上路，除了说感谢的话，还按规定给老乡开了饭条，他们可以到乡政府算帐。但老乡却毫不介意地说：“吃顿饭要什么条子，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我们没得吃的也得给你们找吃的！”说完就把我们开的饭条揉成团丢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表达了老区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政府工作人员的鱼水之情，使我们亲身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这也使我初步明白了一切要依靠人民群众的道理。终于，我们走到了一区政府所在地——桥夫峪。区上同志热情欢迎我们，并介绍了情况。我被分到紧挨着志丹县的一乡府君店村，他俩被分到三乡颜家坪和史家湾村。我与他们俩相隔有30多里。 我从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参加了游击队，转战几千里，后又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的不少战斗，走了无法计算的路，有不少难以遗忘的征途。但这一次近百里的旅程，却是我终生难忘的。 府君店只有十几户人家，处于洛河左岸，依山傍水，山上林木茂密，一条小溪流过村前，汇入洛河。这里是革命老区，经过土地革命，群众生活有了改善，生产也有了发展。但识字的人极少，能提笔的几乎找不到。群众要求识字，党和政府大力支持。我进村时，一孔大窑洞和简单的教学、生活用具已经为我准备妥贴。十八九个从八九岁到二十七八岁的青少年报名上学，我这个教员一到就开学了。 我没当过教员，但从七岁起上学一直是教员教，照葫芦画瓢，教识字，讲读音、笔画和意思；领着念念、写写，一天下来能教七八个字，有时也教十多个字。除了识字，我还给他们讲打日本救中国的道理，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政策。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我教得也很起劲。办冬学因陋就简，课本不够就手抄，纸笔不够就在黑板、石板上写，或在地上画。白天学，晚上也学。春节快到了，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和喜条，往年写春联要到外村请人，今年就由我来执笔，一家写完又一家，整整忙了两天，村里人皆大欢喜。一位老人说：“有你在，我们就不作难了。过去实在找不到人写春联，就用小碗拓圈贴上，不识字真把人难苦了。”贴春联也成了鼓励人们识字的良机。冬学办了3个多月，一般学生能识到六七百字，最多的约识1000字，同时，他们也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老乡们都很高兴。 自从村里有了冬学，除了学生，男女老幼都不时到学校里来看看、听听、说说。一到晚上，学校里格外热闹，唱民歌，讲故事，说东道西，十分红火。我工作和生活都在这一孔窑洞里，学校热闹，我这个教员也引人注目。有的老人对我问长问短，不少老乡对我关心备至。最有趣的是对我的称呼，当时群众称我为同志，而学生尊称我为“先生”，年龄大的老乡又叫我“先生娃娃”。我看他们喊得亲切，也就应得自然。当时我刚过14周岁没几个月，确实是个小“娃娃”呀！ 然而，办冬学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村里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科学知识，普遍迷信鬼神。按上级布置，我担负起了宣传没有鬼神，不应迷信的任务。可是讲了几回，有的老人摇头，一些青年则偷偷地笑。过了几天，和我做伴睡觉的两个青年借口有事回家了，有人又向我讲这孔窑洞曾有女人上吊，闹过鬼，要小心。一天晚上，天晴夜静，月明如昼。 我刚迷糊过去，忽然，窑洞墙壁刷刷往下落土的声音把我惊醒了。睁眼一瞅，一个梳短发的脑袋在窗户上来回晃荡，我顿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但稍微冷静点后我就安慰自己，准是村里年轻人逗我，看我是否真不怕鬼，过不了这一关，就不能再宣传了。我忙下炕摸到砍柴的斧头，大喊一声开门追去。我听到脚步声急速远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我关门上炕，可是我一夜都没有睡踏实。翌日，有人说：“你胆大，不怕鬼！”当天，两个作伴的学生又回来睡觉了。我庆幸我熬过了这一关，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还有一回，一家老乡请了一位老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墓地。这位阴阳先生不满意学校宣传破除迷信，认为是砸他的饭碗，断他的财路，他也不把我这“先生娃娃”放在眼里。于是用黄表写了一张条子： “孔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先生此语何解：”叫人捎给我，我虽上过私塾，也念过几天四书，但一时记不起《中庸》上有这句话。但初生牛犊不怕虎，自恃真理在手，当然不甘示弱。于是我就用刚学来的一点马列主义常识，回敬他一张字条：“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话你懂不懂？”老阴阳先生不懂新名词，对村里人说，这“先生娃娃”还真有点学问哩！ 我是第一次独立工作和生活，免不了有时想家、想熟人。 我和雷鸣远、郝俊贤约定，每月聚会一次，说说各自的感受和心里话，彼此支持鼓励。 春节期间，我们聚到郝俊贤那里。房东大嫂特意安排我们三人单独吃顿饭，炒了半盆香喷喷的鸡蛋给我们吃，还给我们准备了酒。三乡乡政府的同志专门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过年。这期间，我最难忘怀的还是府君店的乡亲。他们对我这个小小年纪、文化知识不多的“先生娃娃”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刚去时，自己做饭吃，没过几天，学生家长刘大妈便约我上她家吃饭，天天把我当贵客待；村里谁家做了好吃的，总是再三邀我去。春节期间，村里这家请我吃年糕，那家邀我尝油馍，一片真情。这多方面的照顾使我第一次离家在外边过春节，也十分愉快。我深深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人民办好事，群众总是衷心拥护的。我这个教冬学的“先生娃娃”，也是革命群众的学生。 第二年3月下旬，春耕即将开始，冬学结束了。我们三人依依惜别乡亲，踏上归途，返回了这时已经搬到安塞县吊儿沟的边区中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先生”又重新当学生了。 府君店这个群众大课堂，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1947年4月，当我重返府君店时，有人知道了我就是当年的“先生娃娃”，真是喜出望外，一时纷纷奔走相告。我住的窑洞里挤满了人，年纪大的老乡和长大了的学生都问我认不认得他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乡亲们尽最大可能热情地接待我，从国事问到家事，从敌情、战事谈到工作和生活。事过9年后的重逢，加深了我的记忆和情感。在我有生之年，但愿再回府君店一趟。如今我的两个小战友都已成为故人了，然而，沧桑人海翻变，难忘战友情深，对我们一起生活、学习和我当“先生娃娃”的往事，我是永难忘记的。 -------- 赵正才 男，边师学生。陕甘宁边区乙等劳动模范。曾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上校（1962年）。立三等功两次。北京市人大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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