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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学校分配我去崖窑河村办冬学。迎接我的是村长，一见面他就称呼我“教员”。当时，我真不敢相信他是在唤我。 我8岁入延安保育小学，后来升入延安中学，我几乎天天都在向关心我、教育我的叔叔阿姨们呼唤这个崇高的名称——教员。我是那么尊敬和爱戴我们的教员！可是今天一位身背大枪、头扎毛巾的年轻村长却向我唤着这个尊称，真使我感到羞涩、惊喜和激动。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声。要知道，我还仅仅是一名中学生啊！ 这位村长年近30岁，高高的个儿，一双机灵的眼睛，说起话干脆爽朗，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来到区政府，背起我的行李，带着我向崖窑河村走去。 沿途，每当遇到村里人，他都乐呵呵地介绍说：“这是从延安给咱村派来的教员。”他把“教员”、“延安”两个词讲得特别响亮，那话音、神情里流露出喜悦与骄傲。 我和村长沿缓缓溪流走在乡间小道上。初冬时节的中午，阳光和煦，滢滢水面波光粼粼。山谷两侧坡地里收割后尚未归仓的糜谷、玉米垛像壮实的秦川金牛散卧在田野里，道旁枯黄的草丛里不时地飞起羽毛斑斓的野雉……啊，这是多么迷人的景色！往常，我置身于这样美丽的环境中，我的歌声早已飞出山谷，飞向蓝天了；而现在，走在我身旁的是一位陌生的男子，何况我已是一名教员了。我只好默然地走着，偶尔回答村长的一些问话。 经过约两个小时，我们进了河边小村庄。村长领我进了一座黑漆小楼门。刚进院子，他便大声喊道：“教员来啦！”话音刚落，从正面两孔窑洞里先后出来两个孩子、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位老奶奶。他们面带笑容地来迎我。只听那个中年男子说：“快进屋，走累了吧？”接着他向偏屋小房喊道：“老二家，咱们的教员来啦！”“咱们”二字说得很重，我感到很亲切，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偏屋小房的蓝底印花门帘掀起，一位俊俏美貌的少妇快步走了出来。她身段苗条，穿一身青布薄棉袄裤；鹅蛋脸儿，白里透红；乌黑浓发在脑后盘成圆髻；她朝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轻声说了一句：“你来啦！”便从村长手中接过我的行李，转向我说：“进屋去，咱俩住在一起。” 这个只有18户农家的崖窑河村，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南面，属关中分区淳耀县①五区二乡，距延安800华里，毗邻国民党统治区淳化县境，紧连反动派封锁边区的铁丝网碉堡线和壕沟。这里经常遭受武力侵犯。组织上能分配我到这样艰苦而危险的地区来办冬学，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 ①淳耀县：今陕西省淳化县和耀县，当时合并为一个县。 校舍设在村子中间山腰打谷场上的一孔大土窑洞里，场边有三个哥特式屋顶般的麦垛。窑洞原是人们劳动歇息、平日放置农具和雨天存放农作物的地方。听说在我来之前，各家各户便将自家的条凳搬来，排放在窑里。他们还在窑掌上挂起一块黑板，窑洞就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教室了。村长向我介绍说：“一天晚上，我在村民会上刚宣布了乡政府同意今年在咱们村再办冬学的事，第二天各家各户就送来了凳子。我们一天工夫就把这孔窑洞整理好了。前两年的冬学也是在这里办的。” “你们办过冬学？” “办过。”他笑嘻嘻地说，“我如今这点文化水，就是念了两年冬学得到的，要不还是个睁眼瞎子。以前区上和乡上发来的通知、指示，得到别村请人看，记公粮帐在墙上画道道儿。” “你如今能认多少字？” “这倒没有细算过，只是看起边区《解放日报》来，拦路虎没有几个了。”他笑笑，接着说：“还得学呀，革命胜利以后，这点文化水儿是不够用的。” “你们村文盲还有多少？” “还有不少，尤其是妇女。前两年来的都是男教员，咱这里封建思想还很重，今年你来了，妇女们进冬学的就多起来了。” 听了村长的叙述，我被乡亲们的办学热情和他们对我寄予的厚望所感动。 开学那天，到校学生有20多名。几天后，增加到40多名，其中青年妇女占60％。上午是儿童上课，下午妇女上课，晚上男子上课。教材是董纯才同志编的《冬学识字课本》、《政治常识》、《农业常识》和《卫生常识》。 在晴朗的天气里，吃过午饭，妇女们收拾完锅碗盆筷，就赶忙来到学校。她们散坐在窑前打谷场边，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用树枝代笔，平地当纸，练习书写。风雪天气，她们带来柴禾在窑洞里燃起火堆，围坐在四周念字或朗读课文。她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拿着针线活。她们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之强，使我感到惊讶；她们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在政治上翻身、生活上温饱后对文化知识的强烈追求，更感人至深。 她们的聪明天赋像喷涌出来的地下泉水，洗刷着被旧世界封锢而造成的愚昧。 24岁的妇女主任春花，她有着女议员般的口才，政治家的逻辑思维和军事指挥员般的组织才能。有一天，我参加了救国公粮自报评议的全村各户家长大会。有一户富农认为大家评议不公，给他家评的公粮数太多了。春花说：“老爹，什么是多，什么是少，要算这个帐，不要站在家门口算，要站在延安宝塔山上算。你看看前方八路军一天牺牲多少人，咱们军队一天流的血、流的汗与你这几石救国公粮比较比较，你就清楚了。” 言简意赅，寥寥数语，使那富农低下头来。接着她补充说：“老爹，过春节时，我从县上给你带个缴纳公粮模范奖状回来，贴在你家大门上。”那富农听罢，扬起头，欣喜地笑了。 当时我真为春花这种循循善诱的才能感到惊讶而又自愧不如。平时她能把难度很大的妇女工作做得生动活泼，把她们分别组织到各种支援前线的生产组里。 一天下午，我正在河边洗衣服，她从区上开会回来，还没有回家，便到河边找我。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张旧的《解放日报》说：“教员，我又遇到‘拦路虎’，求你来啦。”“什么虎？”我以为她又带回来宣传材料，今晚要在全村会上宣讲，其中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擦干手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是刊有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解放日报》。“我路上边走，边读，里面有两句话不懂。”春花指着《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说。 “哪两句不懂？” “啥叫‘泰山’，啥叫‘鸿毛’？” “泰山是山东的一座高大的山；鸿毛是大雁的羽毛，轻飘飘的。” “那么这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意思是不是说：人都要死的，有的人死得有价值，死得光荣； 有的人死得不值得，死得像一只蚂蚁？” “说得对！”我一边高兴地回答，一面注视着这位才能超群的妇女主任。她微黑透红的面庞，那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流露出她对知识的渴望。我由衷地钦佩她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的迅速而透彻。 离开延安，离开生气勃勃的校园，来到这黄土地山岭环抱的深谷里的幽静小村，我和可敬可爱的人们一起，生活是充实的，心情是愉快的，没有感到寂寞、孤独，我已成为崖窑河村社会生活的一个活跃的细胞了。村长、民兵排长、锄奸主任、妇女主任都常来和我研究商讨农业生产计划、征粮、参军、民兵组织以及冬学、卫生活动等事情，甚至民间纠纷、婆媳矛盾和对国民党顽固军逃亡士兵的盘查、接待，都成为我份内的职责了。一个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我，居然受到了这样的信任，我感到责任重大，我认真地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冬学工作要结束了，我将返回学校恢复我的学生生活。乡亲们听说我就要走了，男女老少连日前来我的住处送别。年轻妇女的再三挽留，老大娘依恋不舍的眼泪，孩子们惜别的目光和那些硬汉子们致谢的一言半语，像一股股暖流，注入我生命的肌体。 这天清晨，我告别簇拥在村口送别的人们，背着背包，踏着积雪，爬上山坡。停步回首，我向红日下的崖窑河村望去，她像是千山万壑中一颗光洁的明珠，璀璨美丽。 -------- 江峰 女，曾用名吴兰萍。延中三班学生。曾任四川省建安机械厂工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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