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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初夏，爸爸把我送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他所以不顾我的老师贺绿汀的劝阻，坚持要我离开鲁艺的原因是：鲁艺已经由整风转为审干，整天开会。我一个小孩子没人管。爸爸说：与其这样，不如到中学去学点文化。钢琴嘛，以后再弹。那时的科学院补习班似乎还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没有受到“审干”风雨的侵袭。 谁知到自然科学院没多久，“抢救失足者”的浪潮也席卷了整个学校，课是上不成了。大一点的同学集中编到整风班，剩下的，除了吃饭就是四处游荡。有时开大会，我们也去凑热闹。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激愤，而我们这些在主席台眼皮底下席地而坐的小不点儿，竟然忍不住打瞌睡。经常是，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大喝一声：“前边这一排，出去！”于是我们来了精神，飞快地冲出会场。久而久之，我们知道了：延安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什么三青团、复兴社、CC分子…… 有的坦白交代了，有的还在狡猾抵赖。现在就是要把坏家伙统统揪出来。当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参加全院的斗争大会了。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或者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偷来的马料——炒黑豆；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趴在地上弹珠子；或者正提心吊胆在老乡的西瓜地里……只要一听说斗争死不交代的特务分子，就会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飞奔到礼堂。 喊口号最积极的，叫“捆起来”最响亮的，前前后后最忙活的，就是我们这些“审干”的等外品。狗特务，想来破坏边区，还死不认帐，怎么不叫人生气？要不是大人拦着，早就拳打脚踢，让他受个够了，谁叫他不老实？ 以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了延大中学部，搬了家。可是“抢救运动”还在继续。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同学，不管是从大后方来的，前方回来的，都查出了问题。居然混进了这么多坏人，不“抢救”还行？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交代了问题，立即就可以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帮助那些“失足者”。顽抗到底的，只好送到保安处去了。当时，只有我们为数不多的人，这在世外桃源逍遥自在。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44年初的某一天，忽然有人把我找去。昏暗的窑洞里坐着的都是平时要好的伙伴，此时神情严肃，要我“交代问题”。真是疯了，要我交代，我有什么问题？有人说： “你没问题，为什么用《复兴小学课本》？”天哪，上哪儿去讲理？所有蒋管区的小学生都统一用这种课本，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我怎么辩解，怎么抗争，都没有用。总是那两句话： 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学们轮流帮助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我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我请求，我哀告，最后有人透了底：“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态度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组织这个概念，对我无比神圣，具有无上权威。是组织把我从“育才学校”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送到延安，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是组织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帮我们父女团聚的；是组织考虑我年龄太小，怕我营养不良，在鲁艺让我破格吃小灶的……我随时都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一毫的置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我有问题，那我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哦，对了，1941年初在重庆，“育才”开过音乐会之后，有几个三青团的人带着糖果、饼干来找过我，要我离开“育才”，说他们可以送我去美国。以后又找过我几趟，意姐（后来知道她是“育才”地下党的负责人）不让我再见他们，特地派几个同学“保护”，生怕我被绑架。是不是这些家伙替我加入了三青团，我不知道，而组织上却掌握了？对！一定是这样！ “到延安什么任务？”人家一定讲过，只是大概给我吃过药，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如果没有任务，算什么彻底坦白？怎么办？ 妈妈很早去世，爸爸到延安后又结了婚。对，就说这是我的任务。和爸爸吵架，搅得他不得安生！ 这么交代以后，我整天提心吊胆，怕人追问。可是居然没有人再理我，而且不久就允许我回家了。外公一见面就问： 你怎么成了三青团？我说不清道不白，急得直哭。 从前，我是班上有名的瞌睡虫，上课的时候，经常趴在老师的讲桌跟前睡觉，可是那些日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好容易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过来：我是特务，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可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恶梦啊！我失去了欢笑，十一二岁的孩子，尝够了熬煎、迷惘、焦虑、痛苦的滋味。 没多久，那些帮助我的，在延安土生土长的同学，也都纷纷被“抢救”了。 过了些日子，有两个“叔叔”来到学校，说是保安处的，找了好多人谈话。一天也把我找了去，要我讲清楚是怎么参加三青团的。我害怕极了。“叔叔”很和气，笑嘻嘻地，可一句接一句： “你填了表吗？” “什么时候给你吃的药？” “帮你填表的人到延安来了，你知道吗？” “你41年到延安，你爸爸42年结婚。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往延安给你交代任务？” 我吓傻了，前言不搭后语，一个劲地说：“我不想顽抗，我要坦白。”早就在眼睛里打转儿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又不敢大哭，只是不住地抽泣。“叔叔”说：“别哭了。我们看过你弹钢琴，现在你就唱个歌吧！” 唱多少都可以，只要别再问我！ 过了几天，全校召开大会。我头一次听说“平反”这两个字。保安处的“叔叔”在会上念了一长串名单，里边有我。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散会以后找“叔叔”问：“怎么我又不是三青团了，不是说组织掌握了材料吗？”“叔叔”摸着我的头说：“我们才代表组织。” 以后听说，延大初中部的主任挨了批评，因为他违反中央的禁令，擅自在中学生中“抢救失足者”，又听说毛主席在边府大礼堂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将近50年过去了，当年的痛苦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可是这不到一个月的经历却永远留在记忆里。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实事求是；懂得了为什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懂得了党会自己纠正所犯的错误。 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能够在所谓“反右倾”、“揪走资派”、“抓516”以及1989年的风波中保持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应该说和我自己这一段亲身经历有关。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变好事”吧。 1990年国庆前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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