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1939年春，我离开了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不久，我就到边区中学学习。由于日本鬼子轰炸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搬到了安塞县真武洞。这时，边区中学也搬到了吊儿沟。 吊儿沟这个地方，是一个地主庄园。它建在四面环山的一个山梁梁上，有两座院子，齐齐正正的十几个窑洞，还有几间房子。附近有一个山泉，常年蓄着清澈的泉水。这个村的附近，还有七八个村庄，从前多是地主家的佃户。陕北“闹红”时，地主被赶走了。 在吊儿沟的一段学习生活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夜行军。 在那抗日战争严峻的日子，国民党不是一心一意打日本救中国，共同抗日，而是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地闹磨擦，企图有一天消灭陕北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学校的生活也比较紧张。校长蔡子伟在上政治课和上军事课的时候，常常讲到反动派不让我们活下去，加紧了对边区的包围，他们要来打，我们也不能不加防范。因此，学校加强了军事训练。这时，平常不十分忙的军事教官张致德，也格外地忙起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紧急集合，组织夜行军。同学们思想上都比较紧张，经常留神变化。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哨子一快一慢地吹响了，还没有等我打好背包，快速的哨子又响了，接着便是不断头的哨音连续地吹，这说明队伍已经集合了。这时大部分同学已经离开了宿舍，到院子里报数了。我一想，从大门出去要绕一个弯，已经来不及了，便从窗口上跳到院子里。当我跳下地时，才发现自己光着脚没有穿鞋。这时，只听军事教官喊：“入列！”我慌忙加入队伍。天是那样的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村子里的狗不停地“汪、汪、汪”叫，鸡架上的鸡，也“咯、咯、咯”地乱叫起来。微风吹动，树梢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同学们个个精神紧张。又一声刺耳的哨子声，军事教官宣布今晚夜行军的路线：“从学校出发，经过前村，翻过张家山，进到东沟门，爬上青龙岭，然后返回。大概有30多里路。希望同学们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不要喧哗，不要掉队！”讲完了，他命令出发。我毫无办法，只好光着脚丫子行军了。因为天黑，谁也没有看见我没穿鞋。我有心要报告，讲自己没穿鞋，但一来怕同学笑话我，二来怕影响班上的成绩。因为夜行军、紧急集合要比赛，看哪个班最好。我咬了一下牙，走！它能怎么样，无非是打泡、扎刺、流血，总要不了命。队伍在前进了，我排在后边，只能看见一列长长的黑影在行进。这时，前面传来了话：“往后传，脚步放轻。”可是前边一个同学传来的话却变成了“绝不放枪”。我也莫名其妙：同学们都没有带枪，怎么放枪？但我也来不及问他，照传：“绝不放枪。”开始走的路上，还算侥幸，因为是黄土地，觉得绵软舒服。不知道走到什么河滩之后，可倒霉了，料浆石、顽石，在脚下垫得人实在够受。好容易走过这一段，又走在一条长坡上。这里没有路，只是有时从梢子林穿过，一会有枣刺，一会有蒺藜。走过这一段，起码有几个酸枣刺扎进了脚板，有时我得赶快拔一下，如果行军速度过快，也只好去他的了！夜行军总算走完了。当回到院子里，天还没有亮，只听教官讲：“夜行军的纪律是好的，同学们的精神是饱满的。这说明同学们的思想是过硬的。如果有了战争，是能够经受考验的。”说到这里，他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就是传口令，有的同学没有传对，怎么能把‘脚步放轻’传成了‘绝不放枪’呢！” 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不要笑！解散！”谢天谢地，我总算得到了“解放”。 陕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文化也极其落后，群众大部分是文盲。为了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边区政府要求大办冬学，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1939年冬，学校接受了这个任务，要抽一部分同学下乡教冬学，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学校动员以后，我们七八个同学被分配到延安县。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延安县的教育科长唐扶同志。他说：“农村许多青壮年听说今年要办冬学，都高兴极了。希望你们能早日到农村，搞掉他们的文盲帽子。任务是光荣的，但是工作中也会有困难。”谈话之后，我们背上了铺盖，就奔赴延安西面的一个农村。没几天，学生就陆续到校了。一共有20多名18岁到20多岁的小伙子。虽然他们都是老实憨厚，但对当时只有14周岁的我，却是一种威胁。 我心想，能管住这些学生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自己要拿出一个大人的样子。开课了，学的是新编《千字文》，一天要学十个字。写字没有本子也没有毛笔，只能用木棒在木头做的沙盘内写。学生们不愿做睁眼瞎，学习非常努力，常常是读书到半夜。老师是轮流在学生家吃饭，今天在张家，明天在李家。老师来了，学生家总得想办法给吃些好的，有黄米捞饭，也有羊肉饸饹和陕北腌酸白菜。到了1940年清明节前，我们完成了教学任务，回到了学校新迁的校址柳树店。冬学是我走向社会的开始，使我了解了陕北一些风土人情。回到学校，我们总结了这次工作，交流了经验。有一个同学讲，因为他爱和同学开玩笑，一天几个学生把他压在地上，解了他的裤子，要摸他的“小牛牛”，可把他吓坏了。另一个同学讲，许多学生不来上课，得一家一户去叫，有一次途中他差点掉在冰窟窿里淹死。还有一个同学讲道，他教冬学差点给人家当了儿子，也差点当了上门汉。原来，这个村里有一个寡妇，身边只有一个十六七的姑娘，长得聪明伶俐。她妈妈看上了这个同学，要认他做干儿子，他也就满口答应了，想不到她要把她的女儿许给他，还要他每天给她女儿教几个生字，这叫他为难了。他说，教几个字可以，婚姻大事以后再说。当他教完冬学要返校时，那个寡妇和女儿竟然找到乡政府要把他留下。寡妇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乡长说：“这是个好娃，他答应给我做儿子，你就把他留下吧！”弄得乡长也没办法，只好说：“这是上边通知要他们回去的。我们可以给上边打报告，请他回来。”就这样，他才回到了学校。总之，这些15岁的小先生、20来岁的大学生，闹了不少的笑话。 1940年春，教冬学的同学都陆续返校。大家见了面都畅谈前后几个月的生活和碰到的许多有趣的事情。可是唯独王佑同学没有回来。不几天，一个噩耗传来，说王佑同学被土匪杀害了。这是多么惊人的消息，多么不幸的消息！噩耗传来，全校都震动了。谁能想到他死得这样惨。 王佑同学是和我一道进边中的，又曾与我一道搬家，合伙盖一床被子。从那以后，我们便分别被派去教冬学，再也没有见面了。从消息中知道，他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被环县的土匪头子马老五抓走的。敌人知道王佑同学是边区派来的，要他交代是不是共产党，要他投降。王佑同学坚定不移，破口大骂：“老子死不投降，你们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坏蛋是没有好下场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恼羞成怒，用一根铁丝穿在他的胸骨上，把他绑到马上，活活地拖死了。当人们发现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血肉模糊，体无完肤了。 王佑同学是山西静乐县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当时，他才只有15岁，比我大一两岁。他长得五官端正，额宽颚方，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嘴唇上时常流露出笑容。他憨厚，正直、诚实、腼腆、内向，经常有些羞羞答答的样子，真像一个白面书生。因此，有些同学总想在他面前挑逗，占他的便宜，开他的玩笑。他总是脸一红，憨厚地一笑说：“胡说些甚！”他为人勤劳，勇敢，热爱公共事业，常常把宿舍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开荒中，他不甘落后，总要比别人多开一点。学习也特别用心，他的课堂笔记总是记得整整齐齐。这样一个同学离开了我们，怎不令人痛心？！ 据了解，在我离开学校之后，学校为他的光荣牺牲举行了追悼会。党中央、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发来了唁函，送了挽联。毛主席还写了纪念王佑同学光荣牺牲的短文。边区政府副主席王杰云、教育厅长周扬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我当时被调到别处去了，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王佑同学的死，使我感到人生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可揣摩，也感到革命随时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王佑同学的死，也使我悟到一个道理：敌人是不会甘心灭亡的，阶级斗争总是会发生的，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千万不可书生气十足。 -------- 谭克智 男，边中二队学生。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识。著有《山峰红花》、《汉水东流》等剧本。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