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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汉南同志是湖北人。他的父亲张浩同志，是第三国际中共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一二九师政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在延安病故，埋葬在延安杨家岭对面的山上。延安当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各机关、学校、工厂成千上万人排长队到山上送葬默哀。我们延大中学部的全体师生参加了送葬议式。我看见将棺材放入墓穴后，毛主席首先铲土掩埋，然后是其他中央负责同志铲土埋。张浩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为革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浩同志1916年与涂俊明同志结婚。涂俊明同志是湖北黄冈人，也是1924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26年入党，在武汉、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多年的革命工作者。1932年被捕，她坐了3年监狱，坚贞不屈。1935年出狱后继续为革命奔波。 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组织部托儿所所长等职。建国后，是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1988年于北京病故，终年91岁。 林汉南同志生于1926年，排行老二，他哥哥林肖侠同志，曾任锦州、哈尔滨市委书记、《红旗》杂志社秘书长。他的弟弟林汉雄同志，曾是我们保小和延中的同学，1948年我们一起到苏联学习，他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动力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回国后曾任建设部部长。 林汉南同志是1938年到延安保小学习，第二年我到保小后结识了他。他天真活泼，爱看小说和英雄人物传记，立下雄心壮志，要作一番事业。1941年—1945年，我们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劳动战斗多年，相处得很好，成了好朋友。我们是1943年末到了延大中学部的。他为人聪明、机灵、正派、善良也很直爽。他学习很刻苦努力，成绩优良，一向关心人帮助人。他还喜欢打篮球、翻杠子。他的生活很充实，还经常参加种菜、打扫卫生的劳动。在“人人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他积极参加纺线线等活动，他纺出的线是一等品，超额完成了原定任务。 1944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月他与牛旭光、吴兰萍等一起到关中马兰办了8个月冬学。他是队长，他总是关心和帮助别人，自己却很能吃苦。因为教学效果好，学生、家长都满意，乡里人称他为“娃娃老师”。 日本投降的前夕，我和林汉南等人还到劳山锄了一个来月地。他积极苦干，不怕苦，不怕累，赶回来时晒得面孔很黑。 林汉南同我们班上的王球玉同学很好，两人作风都很正派。传说俩人约好胜利后到北京结婚。那时说到北京，就意味着全国解放。他坚信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45年，我和林汉南在延大预理科学习。8月8日那天晚上，我们睡下不久，日本投降的喜讯传到了校园，全校师生沸腾起来了。数百人汇集在操场上，点起了火把、火堆，扭起秧歌，敲锣打鼓热烈庆贺日寇投降的伟大胜利。很多人高兴得从火堆上空跳过来跳过去。我和林汉南跳过多次，最后一次两人相撞掉入火堆，立即爬出来，伤不重。我们继续扭出校园，一直扭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庆贺。延安各界成千上万群众，都从四面八方涌来。鲁艺的学生也从10里路外的桥儿沟扭着秧歌赶来了。人山人海，汇集在南关的广场上欢庆胜利，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沸腾起来的延安，灯火辉煌，到处在扭秧歌，到处是锣鼓声。由于过于兴奋，卖水果的也不要钱。直到深夜，我们才扭着秧歌回来，很晚才入睡。 抗战胜利以后，同班的林汉南、谢绍明和我，自愿报名到东北去工作。我们于8月下旬到党校二部集中编队，参加学习。一共一千来干部编了四个大队，大队下分中队、小队。 我、林汉南、谢绍明、林肖侠等编到一大一中一小队。我和林汉南的哥哥林肖侠编到一个小队。我们这支队伍总称干部团，林枫、张秀山是政委，黄永胜是司令员，他带一个团护送，林枫在山西兴县等我们。 我们于9月2日，从延安步行出发，每小队有二个牲口驮行李，每人的行李不能超过15斤。每天行军70—80里，后增到100来里。经宋家川，乘小木船划过黄河。经岢岚、五寨到神池。从神池走到铁路桥下，正是深夜，部队埋伏在桥附近，大队人马静悄悄，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然后继续急行军。走到天亮，忽然下起了雨，越下越大，路上满是泥泞，衣服也湿透了，很冷，很疲劳，真想住下休息。可是传下命令来要继续前进，防止敌人追来。我们咬紧牙冒雨前进。第二天依然是雨天，又是冒雨行军。因为过分疲劳，也有人掉队。我们经过雁门关，走到应县南面20来里处，发现了敌人，部队架起了机枪担负了警戒任务。我们走进小石口，爬了几十里大山，到砂河已很晚了。过了一夜继续走，经大营到灵丘。灵丘是老根据地，休息了一天后，才又继续前进。敌人盘踞在广灵、蔚县。经过这一带时，我们晚上轮流放哨。到了张家口郊区，不许进城，住在一个镇子上。离开时，我们改乘敞篷车，火车开出60里路，铁路不通了，又下车步行到宣化住了一夜。敌人盘踞在延庆，我们是在延庆北面20里的路上通过的。赶走到古北口附近，接受了苏军关卡的严格盘问，苏军怕国民党知道后造谣，让我们乘闷子通过关卡。火车开过关卡行走了一会，不通了，下车步行到承德附近，苏军关卡也不许我们走大道入城，也是怕国民党知道了造谣。天黑了，我们翻了十几里的山路，从小道进入市内，很晚了，走得相当疲劳。大家都埋怨苏联人太死板。 我和林汉南等同志自从延安步行出发，中途没有骑过牲口，经过一个来月的艰苦行军，行程几千里，胜利到达承德，很是高兴。林汉南同志在长途步行中，表现得很坚强，不怕苦，不怕累，从无一句怨言。 我们是10月上旬到达承德的。承德、东北这时由苏军驻守，国民党军队没有到那儿。到了承德后，奉中央指示，留一批人在热河省工作。指挥部决定除东北人外，每一个大队留一个中队，我们中队被留下了。我们小队的林汉南等同志留到承德工作，我和谢绍明、马青年等分配到赤峰工作。 1946年5月，林汉南等赴东北工作，途经赤峰，他到县政府找到了我，建议一起去东北工作，我同意了，但办手续拖延了时间，他们来不及等我就先走了。 我于是同其他十几名干部从赤峰步行出发，一路也没有追上他，到了哈尔滨，竟没有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后来听说林汉南同志任东北工业局组织科长。1947年7月14日，任克、刘子毅等同志乘火车途中在林口站与土匪遭遇。当时任克是负责人，他号召下车消灭土匪。任克、林汉南带头下车向土匪冲去，但土匪在暗处隐藏，他们在明处，不幸被土匪击中，壮烈牺牲。刘子毅没有下车，在车里坚持战斗，直到援兵到来打退了土匪。 我听到林汉南牺牲的消息，非常悲痛。我万没有想到，在赤峰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多少年来，他那诚实、善良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很想念他，我常常想到他。安息吧，汉南！我们永远在怀念你！ -------- 江明 男，曾用名周实生。延大中学部一班学生。1948年赴苏学习，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农学院经济系。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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