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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延安以后受到的第一个深刻教育，就是工作应服从组织分配。1943末，鲁艺整风临结束阶段，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延大中学部工作，任教导员。在延中工作期间我也一直把服从分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注意培养年轻战友要有一个观念——“时刻准备着”。在战争环境下，革命队伍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无疑是具有头等重萝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也应当有这样的自觉的献身精神。鲁艺领导同志找我谈话以后，虽然那时我一心要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有从事文艺创作的计划，我却丝毫也不曾犹豫，当天下午就搬到后山沟的中学部去了。接待我的是后来在晋西北牺牲了的支部书记王玉珍同志，部主任是王志匀同志。王玉珍和教员王刚、曹达两位同志，一起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带来三班学生，于是中学部就成立了。我除了作为教导员，继续聘请教员，排课程，同时兼任三班班主任，教语文课。 我是第一次走进课堂教书，一点教书的经验也没有。那时也没有一套中学课本，都由教员自己编教材。我是从旧大学“西北联大”毕业又到新型大学抗大、鲁艺文学系学习过。 两种学校的对比，差别异常鲜明，深有体会。这些青少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烈士遗孤、干部子弟和边区群众子弟，今天学习，明天就随时要到工作岗位上去，我考虑语文教学首先要注意世界观教育的思想内容，再就是培养文学能力，因此重视选一些文学作品为范本。既从报刊上选材，也注意有一定比例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例如从《解放日报》上选了朱德的《我的母亲》，反映苏德战争的苏联潘菲洛夫的《目击记》；讲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药》。文言文选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较为浅显易懂的《少年中国说》，从《古文观止》中选了《邹忌讽齐王纳谏》，要青年们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爱听谄媚的话而要有齐王的觉悟，能广听群众的意见；我还讲了我自己小时也学过的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讽刺国王还不如一个小孩子敢讲真话。记得还讲过刘基的《卖柑者言》，要敢于揭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败现象。仅举数例，大致可以看到我当时的语文课教学。当时我也是一个初入社会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那时也学习写作和翻译文学作品，但在我批改同学的作文的时候则全然是一个生手，改动同学们那些天真稚气的作文，在我也很费踌躇，每每反复斟酌，才敢下笔。 我第一次走上讲台，不免有生疏之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边干边学，渐渐熟悉起来。 不久，延师和中学部合并，改称延安中学（后一度改名行知中学）。这时，我仍在教育处工作，担任教职员支部书记，跟着又做了一段新来校长霍仲年先生的秘书，管全校的事务。 从自然科学院和延师来的部分教师在审干中有冤假错案，由我做了较长时间的甄别工作，总书记王鼎勋主持召开了全校平反大会。从此我便解脱了班主任和语文教员的工作而改教政治课了。 党中央在农村、工厂、学校重建青年团的试点工作，延安中学是学校的建团试点。我作为总支委员，负责建团试点工作，因此更加和同学们朝夕相处。遗憾的是，在战争生活的艰苦条件下，我未能坚持写日记，有一部分笔记也在战争烽火中临转移时进行坚壁清野，丢掉了。幸存有一个小小的日记本，里面断断续续记了我在延中教学、建团直到解放战争中的大转移和上前线的部分行踪。最后竟连墨水也没有了，就用铅笔写，现在有的地方也已字迹模糊，不易辨认，还掉了最后几页。今天回忆往事，它也就成为至为珍贵的一点史料了。 日本“八·一五”投降，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撕毁协议，急急忙忙摘桃子，而且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于是抗日烟云刚散，又爆发了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这里摘抄几段日记，可以从中看到从桥儿沟撤退前的教学活动。 今天礼拜一，赶编后天的政治课提纲，讲边区的几个政策。此外就忙于领导学习党章了。 假期译的爱伦堡的小说，已中途搁起。 时间是以礼拜计算的，过得十分可怕。 上午，一架飞机又来侦察，也是轰炸延安后第二次来飞机了。内战正在全面展开。 各机关刈草的第三天。学校从今天起刈草，我是随六班去；贾萌因患风湿病不能劳动。 21个人分为三组，分组出发。我跟霍绍兴组，和他们一道刈草，倒也有机会认识每一个人了。上午，到后沟往西第一个山沟进去很深，进沟时，看见石崖上有老鹰的窝，悬在没有人能去的石砭下。到了沟尽头，颇为荒凉。刈了四种草： 野黑豆，狗尾巴，谷莠子和芦草。天阴着，不热。霍绍兴和×××到山顶上去了，所以他们最后才回来。蒋文义是很沉着的，低头只顾寻草，一直在割。陈小笙也拿着一把镰刀在谷地或什么地方到处跑。王必干年纪最小，但很要强。张珍是女同学，活泼能干，也要多背。回来时，大家抢着多背。 下午热了起来，走得比上午远一倍，去的是从后沟尽头往西的一条沟。可惜是人家刈过了的地方，很不好找草。先走过一些有芦草的地方，嫌不好，但走了很远时，草并不见得比先前的好。芦草还都是杂在山坡上的草里。霍和×××又走得很远，上了山，但割来的芦草也并不多。碰到一片野黑豆，缠的艾很多，颇不好办。最后总算割了不少。 晚上，和三个小组长开了会。各组尚无问题，只是有根的草要当天铡根。决定明天留三个人在家里铡草根。 大家都喊找不到草，因为我们割在医校后边，近处草少了，非走很远不可。早饭后，我又跟韩陆组过河南去割草。秋天了，河水很凉。过河后进了一条沟，沟底一片水和草，踩得草鞋全湿了。野黑豆很多，可惜杂草太多，特别是马莲很多，没办法用；只割了刚进沟的两边草较旺和干净一些的地方。苦于无处找草，乱跑，从无路的陡山坡攀登，山上早已有人去了。上山后，在山洼里找到一片谷莠子，大家才拔了一阵。韩陆和两个同学在下面摘黑豆。 李凡民是最小的一个，但很精灵，而且有信心，他总是走在前头。王大福则有些怨这怨那。王丽珠是女同学，很诚实地总在低头拔，不说什么。 下午，我又跟罗维明组，他的这一组和霍组一道，这回人多了，有十几个。仍走在昨天下午那条沟里，只是刚进沟处往北走的一条拐沟里。山高，一片芦草，十几个人都上去了。我和李绵在底下割。道上刘旷给了我一把镰，十分畅快； 没有镰刀十分苦。 芦草很高，深进去，有野葡萄、苦艾和其他乱草纠缠在一起；镰起处，草根下尽是很厚的终年积下的干草，——这是从没有人理过的处所。 天近黑回来，显然都累了。 上午、下午都是跟罗维明组割草。上午翻了一架大山头，在山顶上谷地里割谷莠子，只留下我和两个小女同学——刘延令和刘迎香。她们都是极老实的、话都不会多讲的农村女孩子，只顾努力完成任务。另外的大部分同学走下山沟去。我们先回来，已是中午。 下午出发晚了些，太阳藏在云里，凉快起来。一群群走在山沟里的男女同学，虽然不知往哪里走好，只是往后一直走；因为附近的草都被搜索净尽。许多山沟和路上，都有人遗下草，说明有人去过，甚至去过多次了。我们无目的地走了比平常远一倍时还不知去哪里好。最后分开来，我们四五个人进了一条山沟，想不到沟底里毛芦草长得一片一片的，银白的穗子飘在草上面，进去草和人一样高。我于是占了一片割起来。罗维明到山坡上割其他地方的草去了。刘迎香因没有镰刀，到谷地里拔莠子。鲍克明小鬼和刘延令在看不见的另一块芦草地里割芦草，有时又在旁边的田里拔谷莠子。 我割倒了一大片，割得十分顺利。有的地方芦草上缠满了野黑豆，又长着许多黄菊花、紫鸡冠等等。天快黑了。割下的草多得没法背完，只好背了一大捆，剩下的他们背了些，又把够一个人背的扔在那里。 回来，十分疲劳。 下了一个礼拜雨，昨天下午晴了，今天又下起来，是所谓秋雨连绵，山沟里满是雾和雨。今天又是中秋节。又是一年过去了，十分可叹。 从上礼拜六到今天，4天内什么也未做，完全学习党章，读了4天的材料并记笔记（只有昨天下午开了一个支部会），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的思想方法论，从活的生活里求创造，十分可贵。它是人类智慧的丰富表现，是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的利器。 晚上，雨声淅淅沥沥不停，同学们分成两处开灯谜晚会。 西山地干班也在唱道情。王微、化龙（即赵正）、李绵、曹达来，大家一起吃酒、吃红枣、吃西瓜，闲谈。他们走后，外面雨声仍在不息地淅淅沥沥，西山响起了芦管和铙钹，仍在唱道情。 这几天的日记里，完全可以看到我们那时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师生关系亲密融洽；虽然生活艰苦，却都是泰然处之而又有多种的乐趣。这几则日记里也留下了当年一些男女同学、几位教师和战友们的面影；从教学来说，我也深切地体会到，教学自然首先该是要在课堂里的言教，但确也是身教重于言教。我也只能就是以此自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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