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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11月，在得到敌人可能空袭延安的通知后，紧急动员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已成为首要任务。延中的建制也已军事化了。 一天夜里，突然通知，有消息说敌人可能于第二天空袭延安，总支书记王鼎勋半夜亲自来敲门叫我，说准备出发转移。实际上头几天已经做了转移的准备，我把养的两三只鸡也一起宰了，一切背不了的东西都处理了。我们部分教员和一些年龄较小的同学与老弱病残先走，连夜行军进沟翻山，第二天转移到了预定的目的地安塞吊儿沟。 我们到了吊儿沟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同学自己动手修建校舍。男同学修理窑洞，割柳条编窗户；女同学搓麻绳、打草帘子。第一天就修了十一孔窑洞，打了五挂半草帘子，同时组织学习、出墙报并分头到附近做居民工作；很快就把一处有前后院的小院落和附近的窑洞修整好，各班随即开课了。 我所住的一个小屋，没有窗户，我自己也在门右边的墙上挖了一个小窗户，用几根木棍钉了窗格，糊上白纸，于是亮光从小窗户射进来，正好照亮了屋角我的一张小书桌。刚从大后方来不久的王兴林同志见我有了这么一个小窗户，到我们小屋里观察了一番；因为那时我和星华身边带着两个孩子，除各自教课外，每天还要烧火做饭，屋子里烟熏火燎，炕上地下到处都很乱。他笑着说：“唯独你的亮光下的小书桌上整整齐齐。”我在那里备课、选教材，此外还在小桌上放着一本来之不易的法文小说《冰岛渔夫》，我在业余对B388A照黎烈文的译文读了这本名著。在到吊儿沟前后，我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十分愤慨，在临走前写了一首《内战阴谋家》，并引用了惠特曼的话：“人民蔑视帝王的凶暴”（发表于《解放日报》）。12月25日，也就是修了小窗户的这天，当晚在这个小书桌上还涂了三首短诗。这也就是我的业余写作了。这些仅有的一点课余活动，把我与世界更多地联系起来。 我们在吊儿沟过了一个冬天。留在桥儿沟的同学是第二年（1947）春天敌人进占延安前，才全部撤退到吊儿沟来的。 我虽负责建团试点工作，但青年团的成立大会是冬天在桥儿沟开的，我没有能够回去参加。这期间，吊儿沟的教学也是很有特点的。 我教政治课，第一，这时除了时事教育在当时是重要的课程内容之一，主要是就地取材。我带同学们到附近农村作调查，了解农村当前的生活状况，乡政府领导生产和支前活动，陕北的历史变化，特别调查、搜集刘志丹领导打游击同反动民团作战的革命故事。比如著名的在李家塔塞子的一仗，打得非常激烈，终于击败了反动民团。我请了一位亲身参加过打游击的刘指导员到学校里来作报告，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大窑洞里讲当年陕北打游击的动人经历。那个大窑洞从此成了全校上大课的教室。这也就是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方法。教语文课兼班主任的宁汉戈同志，看到下乡调查这个办法好，就同我联合起来，我们一起策划组织同学下乡作调查。同学们搜集了刘志丹领导打游击的革命故事及其他社会调查内容，在我就是讲政治课的内容；在他的语文课，作文也就都有内容可写了。我们还共同出墙报，很吸引读者。 第二，由于延安中学具有干部学校的性质，学生随时要听候调动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去，无论将来干什么，首先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既要培养同学们有献身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又应培养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习惯于深入人民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要力戒产生像我从前上旧大学时代，一上学成了知识分子就越来越同工农群众距离拉远，以至格格不入的那种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所以在革命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我主张一边进行课堂教学，一边要走出学校与群众交谈。过去在延安也早有“娃娃先生”办冬学的优良传统。所以那年冬天，我们带同学到农村去教冬学，并且参加乡政府的会议，参加群众的节日活动，过年给群众写春联，等等。只要一到群众中去，对边区的生产、生活、群众支援战争的活动、陕北的历史等等，就会了如指掌，获得很多新鲜的知识。同学们初与群众接触，也有从彼此生疏到交朋友的深刻体会。 吊儿沟这段教学，基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和与群众相结合这两把钥匙。有人总结说我们是“说”、“学”、“做”三合一，是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的学习方法，这话不错。确实具有这些特点，而且始终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这段教学也曾引起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注意，曾派人来了解我们的一套教学做法，还看了墙报，很表称赞，在当时是政治、语文课教学改革的一个典型。 关于吊儿沟时期的教冬学、年节给群众写春联等活动，这里再摘几则日记如下： 腊月二十六日，雪天。 寒假后参加乡村工作，今天是第三次出发到乡村里去。第一次去的是庙岩，第二次是延属的梢嘴子沟，今天仍去庙岩。 这两天来，同学已在这里开始教四个娃娃识字，一个杨姓的女孩子，一个贺家的女孩子，和姓米的两个弟兄。（略去对这几个孩子及识字情况的介绍） 先是去到杨家。炕上坐着母亲和父亲。母亲在补棉裤，父亲在缝破了的鞋底。母亲骂女儿不该一边识字一边笑。父亲总在带着一副笑容。我们只谈了寒暄的话，教完他们的女儿和米家的两个孩子，便去到贺家。 贺家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坐在炕上数钱票；米得智也坐在这里，手里在挑毛袜，有时递给贺，叫他看挑得对不对。闲谈中我问了他们五月初五以内老乡们出门不出门？外人能不能来？他们说可以来。 说起识字的问题，米得智讲了一个他小时和一个同伴砍薛生华的树的故事。他叹气说，人家现在和他不同了！（那个同伴现在是蟠龙的区干部）他说，现在心思就在他的不知该怎么过的问题上：过年后揽工呢？还是自己租地种？等等。他说，目前和杨家（庙岩最富的一家，不是学识字的那个杨家）讲好，过了年后变杨家的牛工，但昨天杨家又不愿意干了。他说：“有钱的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一会儿，说曹操曹操就到，那个杨家却来了。瘦高个，微有髭须，他是杨家的老二。当我背后席同学和贺家婆姨、娃娃拉话说笑的当儿，娃娃问起杨家老二他的两个女孩子念不念书时，他瞪了一眼，说：“念不成！因为一个是聋子，啥也听不清；一个是‘结巴子’，口不伶俐。”当他进来时，贺正对我谈着安塔一个地主怎样怎样；话才开头，杨一进门他再也没往下谈了。我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便没有再追问，留待以后再探听。 到窑里来的还有一个总患扁桃腺发炎的胡家一个青年，20多岁，只有一个母亲。他说过年正月二十七他就要娶婆姨，而他去年问婆姨时花了十二石小米和麦子的财礼，连最近又要的一石八斗，一共十三石八了。明年春天婆姨过门后就没有吃的了。 最后来了一个张村长。他是从白家河来。看见人不少，我们谈起时事来，米得智要求我把报上的消息讲一讲。关于横山解放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贺数出我们已经解放了九个大村镇，杨说是“开”了九个大村镇，他家在那里买得有几十垧地。 看来识字课本很不合用，太深了。开头不如从最容易的日常用的字如水、火、山、牛、羊、人等单字教起；如果旁边画个红绿画，就更好。 晚上参加去张家村等的那个组的汇报会。每次总是听到些新的事情。 雪已晴。同十八班同学到茨儿沟给老乡写对联。由于昨晚听到十四班汇报，说老乡们不愿意你给他写新对联而要写旧的，颇觉是一件伤脑筋的事。道上我就谋虑怎样对付这个工作。要有迁就，但必须增加些新的，用旧的也得选其中较好的，或略加修改。总之，要使他们乐意接受一些新的教育，扫除一些毒素。 果然，四儿沟的老乡好像和七八里地以外的老乡商量过似的。当我进入一家抗属家里，刚坐在炕上准备写对联时，20岁的年轻主人就提出他们要写旧的，不要写新的，并且匆匆忙忙要去找一个旧本子来。母亲在旁边也嚷着叫儿子到什么人家里去寻对本去。我说：“好，你寻去！”我表示旧的里边也有好的；反正神位之类我是决定给他们写了，只希图在对联横额中夹一些新的进去便好了。主人不幸没有找回旧对本来，因为对本的主人嫌麻烦，干脆说找不着。我想这下可该写新的了。但主人却背出一副来要我照写。该对联是： 门对青山水长流 荣华富贵不断头 头一句确系他家门前的自然风光，虽然山并不青；后一联就很有些糊涂的宿命论观点了。我说：“横联写个‘民主幸福’好不好？”他没有反对，说：“好。”窗上的对联，我先征求他的意见写什么，他不能背出第二副来，便说随我写什么。 我就翻开冬学识字课本来对他说：“我给你写一副新的你看好不好？”是这样一副： 丰衣足食春光好 女织男耕喜气多 他听了我的解释，觉得说的是吉利话，就连声说“好。” 为难的是给财神爷写对联，我一时不知该写什么，他也背不出来。我于是自己编了一副写在纸上征求他的意见，对联是： 劳动生财全家福 勤俭起家光景新 他说：“一半靠人，好，好，好！”我很惊异这个青年的理解力；他的脑子里全是神是一家之主，而“一半靠人”这个“人”的力量他是没有理由不承认的了。 李××已经来看过几次了，我觉察出他是来看给这家写的是什么。他一字不识，但是他一面问年轻的主人给土地神写了没有？“抬头见喜”写了没有？等等，一面有的似乎他也认识，拿起来辨认说：“‘出门见喜’也写了，灶君神位也写了。”等等。农民们对他们每年都贴些什么对联、斗方早已看熟了，他们不认识每一个字，但能看出大样来，知道几个字……他又问主人门对联写的是什么？主人说写的旧的，是他背出来的。 李××放心地把红纸拿来了。怪！他也背给我一副，叫我照写，那对联似乎是： 大地山河千古秀 ××日月万年春 我装了一个糊涂，我说：“你说的我解不下，你把意思给我讲讲，我就知道字该怎么写了。”他说：“深哩！”他也解不下是啥意思。主人替他想了半天也解不下那对联是什么意思，他也没法翻译给我听。我说：“你不懂是什么意思怎能知道它好不好呢？”“好，旧的好。”他坚持说。我说：“旧的里边有好的，但有的不好。你门上贴的对联你总该知道上面是什么意思，过路的人看了也能晓得是什么意思才好。”主人接过来说：“不懂意思要把字写错了不好。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谁知它是好是坏哩。”这一下李××孤立起来了，脸上显出迟疑之色。我心里把一副对联修改了一下，缩成7个字（他只要7个字！）写在纸上念给他听，问他好不好，对联是： 学习文化腹藏玉 发展生产土生金 因为他的儿子也在学识字了，这对他家的情况还算适当。 特别是有黄金之类的意思，全是吉利话，虽然不是旧的而他又背不出一副旧的来，他同意了，主人在旁边也说“好。”这就加强了他愿意放弃写旧的意念。 这一课我总算上完了，是旧的加了些新的！ 两家的对联写完，天已暗了下来。 古历初四日。同学们分头到老百姓家拜年，我与邓涧音及一个同学到后茨儿沟。走过茨儿沟，在湾沟里走了相当久，有时在雪上，有时在冰上。 到胡家，正好……（下略） 今天和同学张斌文、×××，到苟家川参加乡政府的村长会议，离吊儿沟10里路。原说是谈土地、春耕问题，结果是谈去年没有结束的粮草工作、给军队送菜、肉以及正月里禁赌等问题。（下略） 也是仅举数例，从中可以看到当年我和同学们下乡作调查，学习为人民服务和就地取材进行教学的一些情况。这同正规制中学有一套规定的教材并且要求有升大学的基础科学文化知识自然很不相同，我们只能是从战争环境的实际出发，培养献身革命的青少年们；这种教学，即使是对今天的青少年教育，也未尝没有可供借鉴和吸取经验的地方。 战争中边行军边教学1947年3月，在胡宗南反动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前5天，3月8日，边区政府命令延安中学改建为第四后方医院。 由五个班的师生建成为医院的五个分所，分布在吊儿沟附近的几个村庄接收伤员。班主任宁汉戈、赵正、苏子休等任所长，同学们有作指导员的，有做管理员的，有当护士长的，大部分同学做护士。以女同学居多。岗位不同，职无高下，一律服从分配，积极投身革命战争。这可说是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效果最生动的一次表现和严峻的考验。留校的一部分师生不久也从吊儿沟开始了行军大转移。在行军转移中我是负责老弱病残的。3月23日离开张川，在敌情紧张下翻山涉水，日夜难安，绕了有整一个月之久，到了志丹县侯家河。这期间，在安塞涧峪岔住时，边区政府由教育厅高云屏来信通知要老弱病残、妇女一律就地疏散。鉴于已有的经验，母亲们都不同意离开队伍，因为外地人口音不同，装扮也与当地不同，不易在群众中藏身。由于做母亲的不便留下，有一天在走到一座高山上路过拓家洼时，我们只好把1岁多的女儿伟林送给了拓家洼的老乡，跟在我们身后的晓林，一见把她的妹妹送了人，大哭了一场。在行军转移中，每逢住下来，照常上课。 在侯家河的一个多月，不仅上课，还进行生产，开荒种菜。这时，在青花砭、羊马河、蟠龙连续三大战役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之后，5月14日在安塞真武洞开了祝捷大会，前去参加祝捷大会的寒十波和安琪同志，回来还和我们一家挤在一个老乡家里的小炕上过夜，闲谈了很久，形势是让人振奋的。 5月14日，我由苟家川转移到医院五所的新地点古庄库，医院李政委要我到附近的中庄做俘虏工作。已经集中在中庄那个山沟里的一部分解放伤员，共30多人。只有我和一个管理员两个人工作。管理员每天外出采购粮食、菜蔬。我因刚去路不熟，当晚在半山拐向另一个窑洞去看伤员，拐弯时不慎一脚踏空，滚下山沟跌在一眼窑前，腰受了伤，遂与解放伤员日夜躺在一个炕上。医生来看过我的腰伤之后，拿出一瓶红汞药水，但还犹豫有些舍不得用的样子，那时有红药水也很不容易，我说：“别给我搽，留下给伤员用吧！”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俘虏伤员的情况，向他们讲明政策，凡愿意回家的可以发路费。除了一个自称是在宝鸡被抓兵来的，一再强调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之外，没有一个提出要回家的。不久，有19名解放伤员要归部队，部队派人来接他们，我还给王震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余伤员后来转到宁汉戈的古庄库五所。有一天月夜，我也参加了由宁汉戈所长主持的全所欢迎伤病员娱乐晚会。 6月6日，在敌人以安塞为目标妄图聚歼党中央指挥部的时候，我又随学校从侯家河东撤，当晚得讯，敌人正向我们方向走。这时，应东进？还是应西撤？途中遇到的人意见不同，举棋难定。由于敌人分几路齐头并进，主攻方向又不断变化。在毛主席的战略指挥下诱敌深入，把敌人装在口袋里打，学校从吊儿沟北撤，后又一时西撤，一时又自动东撤，每天七八十里，也总是离敌人很近。有时夜间还看到对面山上敌人的篝火。为防敌机轰炸，我们白天休息，夜里行军，有时夜里休息也往往只能是和衣而眠，一有情况，翻身而起就出发。那时我们只带着晓林，她和王刚同志的女儿小艾，行军时两人驮在一头毛驴上的两个筐子里，一人在一边，她们两人还聊天。夜里一有敌情，叫晓林一声，她从老乡炕上爬起来就跟我们出发，一声也不哭。就这样经过十几天的急行军，又到了马蹄沟附近的霍家渠。在霍家渠又住了一个多月，照常上课。这种在战地又行军，又上课、生产的学校，历史上也少有吧？所以老乡也说它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学校”。 7月间，学校撤到葭县的高家畔，准备过黄河到晋西北。 这时，中央领导同志也在葭县。敌人要进攻绥、米、葭、吴，我方则要把敌人吸引到无定河以东消灭。 7月31日这天，边区政府忽然通知我去榆林前线，准备打下榆林后接管学校。当天下午我和地理教员张思俊、理化教员王兴林二同志一起出发，天黑到了马蹄沟。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部队开往前线的状况：大队人马，前前后后，威武壮观。我的背包仅只是一条薄被、一件破灰棉袄，另有一个挎包，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棍子——这对我走夜路，上山下山，是最重要的向导。第二天看到了无定河，两岸平川，林木葱葱，风景如画，而这正是有名的古战场。头天下午，无定河上的桥被炸毁了，我们摆渡过河，沿河上去一百四五十里就是榆林。 我经历了炮火连天的战地生涯，参加了为时8天的榆林战役。敌人包围葭县的突围中，我参加下乡动员粮食，还曾经在一个山坡人家门前，一边端着碗在赶吃一餐晚饭，一边看对面山顶上敌人从南往北的单列长队走过；听到有炮声的地方，正是沙家店战役在交火。这都与教学无关，这里就长话短说了。 我们没有打开榆林，我即随军南下。在葭县突围后，一天夜里我们路过一个山腰，正是胜利后的沙家店战场。部队向宜川进发，中途我一个人在葭县过黄河，手中还拿着那根枣木棍，到晋绥去寻找学校。 1991年8月18日 -------- 贾芝 男，1938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去延安。曾在鲁艺学习和工作。1943年，任延大中学部教导员、教师、三班班主任。1948年任延安大学文艺系副主任。解放后，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和领导工作，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副主席、首席顾问。1981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民间文学论集》、《新园集》、《贾芝序文集》及其他论文多篇。译有小说《米特利亚·珂珂尔》、散文诗《深夜》等三种。主编《解放区文学书系》民间文学编、说唱文学编及其他书刊十多种。1980年参加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现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主席。1952年获广西柳城土改“甲等功臣”奖，1984年获芬兰《卡勒瓦拉》银质奖章。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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