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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我正在参加“边区文教群英会”的时候，国民党要来个议员团，到陕甘宁边区调查，看陕甘宁边区是否实行民主政治？他们是来挑毛病的。那天，我到边区大礼堂开会，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他说：“对待他们的来访，我们总的方针是：‘争取过来，宣传出去。’”吃午饭时，有人通知我到胡乔木同志那里去，那时乔木同志是中宣部副部长。吃完饭后，我立刻去到乔木同志那里，问他找我有什么任务？乔木同志说：“你坐下来慢慢谈。”我坐在炕上，他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这次来的代表团里有个王云五，他是搞科学管理法的，是搞正规化的。延安中学是为抗日和民主建设而学文化，不同于国民党的正规化中学。现在，延安中学的校长霍仲年是本地人，你去做副校长。”我说，我知道王云五这个人。乔木同志说：“要按周副主席提出的方针办。”我说：“好！ 我什么时候去？”他说：“吃过晚饭就去，延安中学有人带牲口来接你。”乔木同志最后还殷切嘱咐我：“延安中学干部子弟多，各方干部都有，出一点事，一周之内，上到中央、西北局，下至延属地委、延安县，满城风雨都知道了，所以应注意：不要出事！” 延安中学干部子弟约占2B3。干部子弟每人每月供给3斤肉，有人主张干部子弟和群众子弟分开吃饭，这很不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同志举行婚礼时，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这个问题。恩来同志说：“无论如何使不得，不能让他们分开吃。将来谁学得好，谁学得不好，还不清楚呢？”他还举了斯大林的例子。斯大林的儿子在初中念书时，一个外国记者知道了，特别去采访了他。记者走后，斯大林对学校同意记者采访他的儿子很不以为然，遂把学校的领导请了来说：“××同志，你做得不对。我儿子的存在是作为一个公民而独立存在，并不依靠我的存在而存在。将来他是什么资质，要由他自己的努力来决定。”我回到学校，把周恩来同志这番话讲了，霍校长听了也高兴极了。于是我们把总务处长田子玉找来，告诉他：肉照样领，干部子弟和群众子弟一起吃，按班级分桌，并要通过总支对干部子弟进行教育。群众子弟对学校这样做很满意。于是，师生皆大喜欢。 1945年春天，延安中学出了一件事，淹死了一个学生。学生的家长告学校的状，告到毛主席那里。事情是这样的，3月间，延河的冰刚化一点，天气还是挺冷的。延安中学的干部子弟每周六下午都回去与爸爸妈妈一起过夜，星期日下午回校。那个星期天，有三个学生一起相跟回校，其中一个山西的干部子弟，不大会游泳，可他胆子大，他一个人顺着河往下游，快游到延中的时候，碰上了石头岩，水流得急，一下就不行了。另外两个孩子吓坏了，急忙乱叫，但周围没有人。 这时，天快黑了，一个孩子守在河边喊救命；另一个孩子跑回学校去报告。总务处两个会水的同志赶到河边去救人。赶到那里时，已看不见人影了。我们又组织了打捞队，连夜打捞，还急速向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汇报，并通知了学生在党校学习的父亲。田子玉熟悉地形，在延河下游浅水处筑了三道防线。第二天，又找来两个水性好的老乡，请他们帮忙打捞。老乡喝了烧酒，扎猛子下去摸一阵，上来再下去，直到近午11点才摸到了。水流急，人被夹到石缝中了。把尸体打捞上来以后，霍校长说：“埋葬要按照山西的风俗，要隆重一些，准备新衣服和棺木，还要布置追悼会。”下午两点钟，学生的父亲来了，神情非常悲伤。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一起回校的两位同学和打捞的人也向他介绍了情况，大家心情都很沉痛。下午4点多开了追悼会，霍校长主祭，党总支书记王鼎新念祭文，奠了酒，烧了香。林老的秘书陈昭同志也来参加了追悼会。会后把死者葬在西山一个向阳坡上。 事情办完后，天已黑了。我们留学生的父亲吃饭，他不吃，我们派人用马护送他回党校。他走后，陈昭同志对我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是个损失，但也只能这样办了。”他这时才递给了我一封信。一看信封是党校二部给毛主席的信，原来是孩子的父亲给毛主席写的信，信的大意是：孩子死得太冤枉，这使他心中非常悲痛。这个孩子成长实不容易，他在山西打游击时，把孩子带在身边，他到党校来学习，又带他到延安，让孩子到延安中学学习。没有想到延安中学不负责任；像这样的党员校长，应撤职严办……。信的口气很重，看来对学校意见很大。毛主席在信纸上面批了这样几个字：“延河死人，此乃常事，请林老处理。”下面签名是毛泽东。我看了一方面心中很沉重；另一方面也很感动。陈昭同志说：“林老说给你看看这封信和毛主席的批示，就不要给别人看了。”事后我回想一下，自己的责任不大。我们学校凡新生入校，注册之后，都要带他看看学校周围环境。到延河游泳，也是要求由老师带领。延河死人的事，我们也常常谈到。尽管如此，事发以后，我们在全校展开了讨论，这样死于不谨慎，是没有价值的，要大家从中吸取教训。 （金茂年摘编） -------- 何 礼 男，生于1912年1月29日，原籍四川郫县，出生于云南宁安。1937年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系毕业。从“一二·九”学生救亡活动起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曾在延安任中央青委干部科科长。1944年9月任延安中学副校长。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曾任东北局社会部一处科长、哈尔滨大学副校长、哈尔滨道里区区委书记。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1963—1984年，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后任顾问。著有《一二·九运动史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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