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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干班任教前后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自小拦羊放牛，只念过两年多小学。1935年，我15岁时就参加了革命。1944年6月我被调在边区保育小学任党支部书记。一天，安塞县委书记李旺淮同志陪延属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景膺同志一起到保小来，要我去延中地干班接任贺平山同志兼任的教导员。并说，当时学生思想很乱，有的不安心，有的想转学，地干班似乎很难办下去。 听了李景膺书记的介绍后，我心里的确有些担心。前几任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有经验，而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怎么敢去办学校？战争年代，组织上的决定要无条件服从。我心想，不管有多少困难，我都不能辜负党组织的希望，一定要完成好这项艰巨的任务。何况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合并到延安中学后，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本人经过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也得了锻炼和提高。可以说，这次是精神饱满而又愉快地上任的。 学校的生活、学习、劳动及工作地干班，是延属地委主办的训练区、乡干部的训练班，学员有区上的乡长、乡文书，还有农村的积极分子、青年学生等。前者主要是提高文化，后者是培养他们做区、乡干部。记得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警卫员高世文，任弼时同志的警卫员都来地干班学习过。还有些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家属也来入学；例如大家习惯称鱼大姐的鱼建国，年龄较大，还是小脚女人，只识少数字，但她毕业后担任了保育院院长。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小鬼，叫袁先义，她到延安后曾在中央党校医务所当护士，但没文化，她也来学习了，毕业后分到边区保安处工作。 延属地委主办的这个干部培训班，附设在延安中学。学生的调进、分配、教学计划和教职员的调配，均由延属地委组织部和宣传部负责。我所经历的，共办了两期，每期学制为两年。第一期于1943年春季招生，1944年底结业，共50余名学生，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班。第二期是1945年春招生，1946年结业，学生170余名，按照文化程度分为第三、四、五、六班。他们水平最高的相当于高小毕业，最低的是稍识几个字或文盲。经过两年的学习，要求最高的达到初中毕业程度，最低应达到消灭文盲，识字达1500—2000个。 在地干班工作期间，我大胆地进行了教学改革。我长期做青年工作，并且具有农村工作的特长，我牢记毛泽东同志“向群众学习”、“当个小学生”的教导，甘当一个小学生，不懂就学，边学边干。用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方法，从地干班学生实际出发，向校内教员学习，向同学们学习，听取前教导员和支委会的意见，多次召开同学座谈会，虚心听取各种意见。经过分析研究，我了解到了大部分学员不安心学习的真正原因。根据同学们的意见和特点，即：年龄大，文化低，社会实际经验丰富，理解力强等，我决定减少课程，把不必要的边区地理、读报指导等课取消，主要学语文、算术，并增添政治课，改变过去一天上几种课的办法，一天只上一门课，而加强课后的具体辅导，做到当天学的当天会。这样，课程少而又集中学，容易记，学会忘不了，学习效果好，大家都满意。 在解决课程安排之后，如何来提高教学质量又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采用了小学生制和互学互教的办法。在调查中我发现庄银忠学习方法好，进步快，他创造了分合识字法，将学个别字和几个字或一句话结合起来学和记，苦学苦练，在50天内学会500个生字。我及时把庄银忠好的方法和苦学精神向同学们介绍和推广，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结果用50天时间每人都学会了200多个生字，有的同学还学会四五百生字。 这样，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从根本上解决了不安心学习的现象，使乙班成为地干班学习最好的一个班。 我到地干班后增添了政治课，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解决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人生观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事业学文化，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宣读和讲解毛泽东同志若干简短而重要著作如《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及报刊上有关时事政策性的好文章。还采用了启发式和讨论的方法，这样，使同学们容易领会精神实质。 此外，在学习政治课时，要求把理论同学员们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发现好的典型进行推广，对学习差的和后进同学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如我们了解到乔××同学，因他哥去世，平日又有散漫习惯，不安心学习，指定组长帮助他，我在学习和生活上也特别关心他。在一次秋收回来路上，他突然病了。我将手指甲掐住他足三里穴位，止住了吐泻，并组织同学用担架把他抬回学校。他很受感动，决心努力学习，在10天内学会了400个生字。大家看到他的转变，都说： “乔××进步了，咱们不进步还行？”过去不安心学习想转校的一个同学也说：“现在在学校能学到东西，叫我去党校我也不去了。” 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同学们的觉悟，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有一段，班里经常有丢失东西的现象，但总找不到是谁干的，因此便产生互相怀疑和不信任的现象。一次上课间，有同学发现强××同学查看的字典是别人的，便向我作了报告。我根据线索反复调查，最后又耐心地同强××同学多次交谈，教育他认识拿别人的东西是自私和不道德的，如将来在工作中偷群众的东西，那怎么领导群众和教育群众呢？ 他终于认识了错误，不仅退还了字典，还将过去拿同学的十多本书和其他东西都交还原主，决心改邪归正，很快成了班上的好学生。 地干班的同学在学习之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们开办了农场、菜园，成立了运输队，还从事喂猪、养羊、纺棉纱等生产劳动。 地干班学生多数来自农村，有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在劳动中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生产劳动时间相对集中，学习时间也较集中。男同学主要进行农业生产，女同学主要参加纺棉劳动。 1944年秋收，我率领地干班同学去距学校50华里的农场——南二十里铺后沟的红四村。接受任务之后，我与同学们都背上行李和秋收农具步行前往。开始大家情绪很高，边走边说边笑，但走到山沟内，便上气不接下气，行李也感到很沉重，衣服全被汗湿透了。但谁也没有叫苦，很快到达红四村。 学校的农场位于红四村的山坡上，共种地约200余亩。我们一共30余人，要求一个月完成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同学们几个人住在群众让出的窑洞里，天不明便上山割秋，吃早饭时每人都要背回来一大捆糜谷，力气大的同学可背到150多斤。中午不回来，由几位女同学做饭，午饭就在山上吃； 饭后躺在地上休息一会再继续干，天黑时才下山。同样，每人背一捆庄稼。由于劳动力组织得好，同学们劳动热情高，仅用20多天，提前完成了秋收任务。同时我们还帮助红四村农民秋收，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给当地农民演出了《两亲家打架》和《二进宫》。我们当时自己带了胡琴、梅笛、管子、梆子等，向农民借了锣鼓和服装，没有板鼓就用搪瓷缸子和筷子代替。《二进宫》演起来有声有色十分逼真，特别是一个同学扮演李娘娘、徐延昭、杨波兵部侍郎三个角色，还用一只鞋代替了向阳霍板和小皇帝，引得农民群众哄然大笑，受到热烈欢迎。群众宰了一只羊送来，表示对我们的感谢和慰劳。 除组织集体劳动外，我们还号召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在学校周围山沟里种点大葱、南瓜、豆角、西红柿和其他蔬菜，改善个人生活。1945年，在木炭沟种地好几百亩，还有学校的运输队，并养了牛、驴、羊等等，可以说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家庭。通过劳动，既学会种地技能，又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思想，使所学的知识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为人师表，凡要求同学们做的，首先自己要带头做到。我是农民出身，又长期在农村工作，所以对农村和农民干部比较熟悉，因而在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要求同学们努力学习，自己也首先努力学习。我文化程度低，读书看报遇上生字，就要查字典，但我不懂注音字母和拼音，秋收时，每天晚上我请懂注音字母的同学教我。这使同学们很受感动，认为齐教导员有不懂的地方能虚心向同学学习，我们更应虚心地互相学习。劳动也同样，不能只是作一般性号召，也要自己带头做。有一次动员同学们割野草，全班开了动员会后，同学们下山去吃饭和领工具，没等同学们上山，我先上山去拔野草。同学们看了说，齐教导员已经用手拔起草来了，我们赶快去，结果超额完成任务。那次秋收劳动中我也一直和同学一起劳动。一个劳动不好的同学说：“教导员真能行，我在他旁边也不敢落后了。” 在言传身教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尊重民意，不能自己一人随意决定问题或改变大家的决定。如秋收最后一天下午，支部和同学民主决定要背两次糜子，把山地里的糜子背完。有的同学要求一次背完，我说：“背两次是民主决定的。要一次背完，会损害身体，我不能改变民主决定，要改还得经过大家才行。”在执行决定上也要带好头。 延安时期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采。记得当时为了提高同学的学习情绪，活跃文娱生活，我和支部把同学中会唱、会拉的同学都组织起来，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清唱表演；有的唱陕北民歌小调，有的唱革命歌曲，有的唱陕北道情，有的还会唱眉户、秦腔戏等等。1944年10月召开边区文教大会时，我们还专门为代表表演了学校的节目，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当时学校俱乐部主任是钟灵同志，他编了一个破除封建迷信的剧本，剧中的巫神角色，挑中了地干班的安塞人高海明，他起初不愿表演，怕装巫神不好看，也怕丢人，还怕耽误学习。我和支部反复考虑，认为他能行，因为他对巫神骗人的把戏比较了解，他也会摇巫神用的山山刀。 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说明装演巫神是为了破除迷信，也是革命工作，耽误了课回来再补。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经过反复苦练，演出很逼真，很成功。代表们都拍手叫好。 参加边区劳模大会1944年冬，延安中学为了表彰我在地干班教学和生产劳动中的模范事迹，推选我为模范工作者，并推选我代表延安中学出席了延属分区和边区第二届劳模大会。地干班的成绩，是包括我在内的全体教员、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我的表彰也是对延属地委和延安中学的表彰。荣誉应属于延属地委和延安中学。 大会是在延安城南原延安大学大礼堂举行的。劳模代表们住在原延安大学旧址山坡上的窑洞里。在开会期间，因地干班工作紧迫，我有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步行10华里回地干班处理工作，第二天清晨又回到会场，参加会议有关活动。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了开幕词，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作了《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的运动》总结。大会还听了从抗日前线回延安的彭德怀、陈毅、刘伯承等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使我和代表们万分激动高兴的是，1945年1月10日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 当时在延安，领导同志作报告或讲话都是站着的。毛主席作报告也是站着讲，有时也走动着讲，讲得很通俗，很生动，讲话中不断地抽着香烟。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劳模们的创造精神，指出劳模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即“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毛主席谆谆教导说：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骄傲。 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毛主席这个重要教导我是牢记在脑海里，后来在工作中还处处注意发挥“三个作用”，谦虚谨慎，力戒骄傲。 毛主席的报告中着重讲了经济工作，要求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他特别强调我们处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我们的思想要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些话对我教育和启发很大。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一直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任何工作首先要注意调查研究，从实际环境出发，这样才能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 齐心 男，原名齐俊林，延中地干班班主任，党总支委员。曾任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顾问。主编《新民主主义时期陕西大事记述》并获优秀科研学术成果奖。 那是1947年6月上旬的一个夜晚，终生难忘的夜晚啊！ 天，黑透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黑得有点怕人，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我带领一支12个人的病号队伍，在陕北靖边县以东的山沟里行进着。一边走，我一边心里在打鼓，孙主任临行前交代任务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 “现在情况很紧张，敌人离我们很近。今天夜里一定要闯过危险区。你带领病号下午5时动身，比大队提前两小时出发。”一脸络腮胡子的教导主任孙伟，用指挥员的语气向我下达任务。接着，他拿过军用地图，向我说明了行军路线：“我们现在住在畔沟村，今晚的目的地是梁坪，正东方向，离这里60多里地。中间经过羊圈、大水沟、石湾。”最后问我： “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像个战士那样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感到自己的声音似乎与往常不大一样，也许是意识到肩上担子的重量，也许是精神有点紧张。我知道，我要对11位小同学的安全负责啊！ 其实我当时也只有16岁。在延安中学，我并不是干部，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可孙主任那天为什么偏偏要我来当“负责人”呢？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和非党员就是不一样，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吃苦在前，享乐在后”。3月16日，也就是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的前3天，我随延安中学最后一批师生撤离延安。从此，每次行军，我们党员不是打前站，就是在最后收容病号；党员除了背自己的背包、米袋等等以外，还要帮助小同学和病号背东西；全校仅有的20多支枪和几十颗手榴弹，大部分也发给身体较好的党员，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这样，叫我负责带领病号先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下午5点，我们从畔沟村出发。刚走出村口，雨就停了。 乌云渐渐散去，太阳露出了笑脸。尽管同学们连续几天在雨中行军，又有病痛在身，疲惫不堪，步履艰难，但是，一看到阳光，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有说有笑，歌声不断。 只有这时，你才能从笑声和歌声中分辨出，谁是男同学，谁是女同学。因为在这次转移之前，学校要求所有女同学同男同学一样，都剃成光头，以防万一头部受伤时便于包扎和抢救，所以，平时不出声，你就很难认出她们是“假小子”。 只有这时，你才能从笑声和歌声中感受到，孩子们的心灵是多么天真、纯洁、可爱！他们沐浴在金色的晚霞中，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只知道人间充满了欢乐和友爱，忘记了苦难甚至死亡的威胁。 我，也许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笑不起来，唱不出声。我在回忆，在思考，孙主任为什么说今天夜里一定要“闯过危险区”？这就是说，我们是处在“危险区”内，而且今天夜里就可能发生“危险”。什么危险呢？孙主任没有说明。也许，他当时也不知道。 事隔多年之后，我才彻底弄清楚，那天夜里，形势的确非常严峻，非常危险，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从延安撤退之后，短短一个多月工夫，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近两万人，这使蒋介石非常恼火。特别是5月24日，周恩来副主席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庄严宣布：“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这对蒋介石真如五雷轰顶。占领延安，他得意忘形，一心想把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出陕北，赶过黄河，从而宣布我党在政治上破产，在军事上成为“流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党中央、毛主席岿然不动，硬是冒着极大的危险留在陕北不走。于是，他恼羞成怒，命令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领四个半旅，于6月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王家湾发动突然袭击。后来才知道，延安中学当时离王家湾并不太远。一有敌情，我们自然也跟着行动起来。400多名师生，从6月6日起开始转移，一连3天，夜晚行军，白天睡觉，于6月9日到达畔沟村。按原定路线，我们那天要向东走，可是哪知道，敌军四个半旅正从东、西、南三面压过来，我们向东走，正好是自投罗网。多危险呀！ 太阳落山了。渐渐地，黑夜降下了帷幕。自然，笑声没有了，歌声也没有了。按规定，夜行军连大声说话也不准。四周静悄悄，除了脚步声，几乎什么声音也没有。乌云先把月亮遮住，接着又把一个个星星吞没了。它好像一只怪物，向大地撒下了魔网，把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片刻间，我仿佛看见黄土高原上那一座座山包包，如同一个个坟丘似的，在眼前忽隐忽现。啊，我一生当中好像还从未见过黑夜是这样可怕，这样叫人毛骨悚然。我预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敌人就像凶恶的野兽匍匐在黑暗中，张着大嘴等着我们。可我们还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危险来自何方，敌人藏在哪里。我边走边想：万一，不，不是万一，而是很有可能，遇到险情怎么办？遇到敌人怎么办？ 果然，险情发生了。当我们快要到达大理河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妙：河对岸的山上出现一团团火光，有时还隐隐传来一阵阵嘈杂的人声和犬吠声。这是怎么回事？是自己人？是敌人？我们立刻停止前进。大家围坐在一起分析情况。 我从10岁起就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深深懂得遇事要和群众商量，要依靠集体的智慧。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我们有12个“臭皮匠”，应该凑成4个“诸葛亮”呀。经过小声而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对面山上的火光不可能是自己人，很可能是敌人的营地，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不往前走，又往哪儿去呢？谁也拿不定主意。有的提议回头找队伍，有的主张先找老乡探明情况再说。我们一边商议，一边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正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影从后面向我们跑来。这是什么人？难道真是敌人么？我像战场上的指挥员那样，当机立断地命令：“分散隐蔽，快！” 同学们迅速散开，藏在各个角落，紧盯着这个人影的晃动。眼看这个黑影快要跑到跟前，我才认出原来是二十班的同学小王。真是虚惊一场！ 我们压低声音呼唤着“小王！”纷纷围上去问他有什么情况。他气喘吁吁地说：“情况……不好。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怎么回事？别着急，你慢慢说。”我安慰着他，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小王冷静下来，慢慢说道：“大队刚出村，就听到枪声，游击队来报告，说敌人已从东面插过来，不能再往东走。这样，大队改变了行军路线，向北面的横山方向转移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明天就在刘家河宿营。校部要我追上你们，嗬，你们走得好快呀。我一口气跑了20多里，都不见你们的人影。你们要赶紧掉头，朝西北方向走，快快赶上队伍。” 小王讲的情况，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可是，在这样漆黑的夜晚，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西北方又是山峦起伏，道路崎岖，我们这些病号怎么样才能赶上队伍呢？大伙儿默不做声，感到茫然。我内心虽然也很紧张，但一想到肩上的重任，想到孙主任临行前的嘱咐——“遇有紧急情况要沉着冷静，依靠群众”，想到自己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经历过日本鬼子的扫荡，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受到的锻炼毕竟比在延安和平生活中成长的孩子们要多一些，因此，我很快镇静下来，提出应变措施。我说：“情况紧急，不能在这里久留，只有按校部指示摸索前进。为了不出意外，大家在行进中绝对不要讲话，不要发出声音；队伍不要拉得太长，尽量走得集中一些；遇到险路，大家要互相照应，互相帮助；我走在前面，小王走在最后，如果发现前面有什么情况，就用耳语向后传，千万不要惊慌。”大伙儿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我们掉转方向，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山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西北方向走去。 陕北的初夏，夜晚很凉。我们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除了一身单衣或一身“夹衣”（我们称之为“两用衣”，冬天装上棉絮当棉衣，春天扒了棉絮当夹衣），很少有穿毛衣或绒衣的。到了后半夜，露水浸湿了衣服，更冷得直打哆嗦。我真担心这些生病的同学又冷又饿，病情加重，难以坚持。不出所料，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问题发生了：张玉宝同学因患中耳炎，体温很高，疼痛难忍。他说：“我实在疼的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休息一会儿自己慢慢走。”天哪，这怎么行！？加上小王，我们这13个人，虽然来自天南海北，但却是一个友爱的集体，尤其在患难之中，更是命运与共，心心相连，哪能把小张一个人丢在荒山野岭呢！不行，绝对不行！可他实在走不动了，又怎么办呢？难啊，难啊，难得大伙都愁眉苦脸。 我把小王拉到一边，小声和他商量：一是把小张送到附近老乡家，等我们找到队伍再来接他；一是到村子里找一副担架，轮流抬他走。小王赞成我的意见。可是，怎么说，小张也不肯留在老乡家，表示爬也要爬着找队伍。没办法，只好要小王带着大家就地休息，我一个人去附近找村子，设法弄副担架来。 天，渐渐亮了起来。抬头一看，月亮挂在空中，乌云被风赶跑了。月光如水，轻轻地、温柔地沐浴着大地，使我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什么危险呀，困难呀，统统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乌云难遮月，这话真不假。 夜行军，我早已习惯了，可我从来都是和队伍走在一起的，现在却一个人走夜路，而且是走在荒无人烟的山梁上。山野是那样的寂静，静得使人感到害怕。我倒不是怕敌人，而是……多少有点怕“鬼”。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鬼的故事，晚上一个人走路好像总有个影子跟着。此时此刻，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那个影子好像老是在跟着我，怎么赶也赶不掉。我只有嘲笑自己：“你呀，难道还讲迷信么？亏你还是个共产党员！”我一边走，一边在激励自己：前进！前进！我不能大声唱歌，可我在心里唱起歌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山沟沟里找到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刚进村，就听到一阵狗吠声，接着有条狗向我猛扑过来，把我吓了一跳。我一面捡起石块打狗，一面飞快地跑到一个窑洞门前去敲门。敲了两家都无人答应，敲第三家的时候，听到里面有点动静。我在门外小声说：“老乡，你们不要怕，我是延安中学的学生。我们有个同学病倒了，就在附近山上，想请你们帮帮忙。”我站了一会儿，门没有开； 我又说了一遍，门吱呀一声开了。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看清开门的是一位老大娘。她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要我进屋去。 窑洞里黑洞洞的。她没有点灯。幸亏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才使我不被酸菜缸拌倒，跟着她走到炕边。隐隐约约地，我看见炕角上有两个人蜷缩在一起，一个像是青年妇女，一个像是小孩。她们大概是害怕坏人吧。为了打消她们的顾虑，我进一步讲清来意，说明我们这十几个同学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又都是病号，现在和队伍失散了，路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实在没办法才找到这里。老大娘被我的话说动心了，炕角上那两个人也坐了起来。大娘说：“小同志，不瞒你说，这里经常有胡儿子（指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来，我老汉和小子都支援前线去了，留下我们婆姨娃娃真有点怕哩。”接着，她说：“村里担架队走了，咱家还有一条小毛驴，是留着拉碾子用的，要是有急用，你们就拉走吧。”我连声说：“谢谢大娘！ 谢谢了！”临走时，她又说：“我家男人不在，不能去送你们，兵荒马乱的，路上要多加小心。你们都是些娃娃，又有病，还要行军，真叫人心疼啊。牲口用完，你们就留下，也不必还了。” 听了大娘情真意切的一席话，我感动得眼圈湿润了，低着头久久说不出话来。陕北人民的心，正如毛主席所形容的，像“真金子”一样，在我眼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我含着眼泪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大娘，我代表同学们谢谢你老人家！” 我牵着毛驴匆匆往回赶。我知道，同学们在山上焦急地等着我呢。见到我拉回一条小毛驴，嗬，大伙儿都高兴的了不得，似乎一切都有了希望，什么病痛呀、寒冷呀、饥饿呀，好像统统消失了。我们把小张扶上驴，又继续赶路了。 月明星稀，寒风习习，队伍沿着一条山脊急急往前走。为了不迷失方向，我们走一段就看看北斗星，生怕走偏了。可是，山势的走向并非那样规则，山间小路更是蜿蜒曲折，忽东忽西，有时连路都没有。约摸又走了两三个小时，沿途竟没有路过一个村子，更不知目的地刘家河还有多远。越往前走，我心里越嘀咕，要是走错方向，钻进敌人的圈子，那可就糟啦！实际上，我们是在敌人的手指缝里穿行，只不过陕北地形好，千山万壑，便于隐蔽。尽管如此，在敌军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之下，一不小心就有落入罗网的危险。有的同学建议，还是设法找老乡问问情况吧，不要再贸然往前走了。 于是，我们边走边找村子。 路，越来越陡。人，越来越乏。夜行人都知道，天亮之前是最难熬的。这时候，人困驴乏，队伍稀稀落落，速度越来越慢，不少人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又有个女同学走不动了，她抓着驴尾巴连走带拉地向前移动。小张见此情景，主动下来让她骑。我见小张疼痛稍有缓解，就让重病号轮流骑。 翻过一架山，远远看到前面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奇怪，已经快到黎明时分了，怎么村子里还亮着灯呢？不管怎样，我们决定朝灯光走去。 东方现出鱼肚白，路基本上可以看清了。我牵着毛驴在前面走。刚走近村头，忽然从前面四五十米外冒出两个人影，端着枪对我喊：“什么人？”一下把我问懵了，不知怎么回答。 如果说是延安中学的，又怕碰上敌人，那可不得了。我只好不吭声，沉默，沉默，在沉默中思考对策。接着，对方又喊了一声：“过来一个人！”我想，如果真是敌人，恐怕不由分说，便扑上来了，也许是自己人吧？情况如此紧急，容不得半点迟疑，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我想：过去就过去，反正豁上了。我从腰里抽出一颗手榴弹，打开后盖，把导火线上的环子套在小拇指上，慢慢地向前走去。当我走到离人影十几米的时候，已经可以看清他们是穿着灰军装的八路军。啊，一块石头落地了！我那种高兴劲儿，实在是难以形容。我恨不能飞奔前去，一头扑入自家人的怀抱，大叫一声：“同志！”可我激动得迈不开步子，发不出声音。这时，对方好像又发现了什么，声音更加严厉，要我把手榴弹放下。我只好放下手榴弹走到他们跟前。谁知道他们还是用刺刀对着我，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延安中学的学生，他们不信，问我有什么凭证。我让他们看看别在兜袋下边的“行知中学”校徽（为纪念陶行知先生，延安中学从1946年起改名为“行知中学”），他们看后仍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上下打量，左看右看，最后他们才直截了当地问：“你为什么穿黄军装？”啊，这下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以为我是国民党兵，因为国民党兵穿的是黄军装。我马上向他们解释：从1946年7月解放战争开始，我就随队伍从淮南撤退到山东，又从山东走到延安，山东的新四军都穿黄军装。我的这番话，终于解开了他们心中的疑团。接着，我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再仔细看看，国民党军队都穿细布衣服，我这是老粗布呀！”两个战士一个拉着我的手，一个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同志呀！难为你啦！”“你们辛苦了！” 他们留下一人在原地站岗，另一个人领着我们走进一间比较宽敞的窑洞。窑洞分里外间，我们在外间等候，领我们的人走进里间报告。我从里屋传出的“嘀嘀嗒”的发报声判断，这大概是指挥部。不一会，里间走出一位干部模样的30多岁的男同志，他态度非常热情，先问了问情况，然后说： “你们这十几个孩子大都是病号，这样闯来闯去是很危险的。 这里是前沿指挥所，对面就是敌人。刘家河在正西方向，不能再往北走了。”说到这里，我又惊又喜，庆幸找到这里。我问他，往刘家河怎么走，会不会再走错方向。他想了想说： “敌情复杂，你们不能再自己乱闯了。这样吧，我派一位支前的老乡护送你们。他是当地人，路很熟悉。”听说要派人给我们带路，同学们乐坏了，连声说：“感谢！感谢！感谢八路军同志！”可他说：“不要感谢我们，没有陕北老乡，我们就像瞎子，还是感谢他们吧！” 不一会，带路的老乡来了，要我们马上跟他走。我说，我们还从20多里外的村子借来一条小毛驴，不知如何归还才好。真是无巧不成书，给我们带路的老乡就是那个村子的人，正好送到目的地以后再请他把毛驴还给那位大娘。 队伍又出发了。一夜行军，整整12小时，足足60里，再走两小时就到刘家河和校部会合。我们如同浪迹天涯的孩子，终于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朝霞，染红了半边天。她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像迎风飞舞的红旗，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奋力向前、向前！ -------- 黎虹 男，曾用名李问洋。1946年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延安，在延安中学十二班学习。1947年调中共中央机关，长期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后，历任中共中央机关调研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处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1984年起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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