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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们一样，有过金色的童年时代，美好幸福的青年时代。与你们不同的是：这美好的时光是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度过的。 我有过幻想，有过梦。但，决不是当药学工程师的梦。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但，每当看到飞机，或听到它的声音，或坐上它外出时，我都羡慕得要死。那迷人的绿色的梦，又回到我的记忆中。 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片绿洲，总有一片蓝天。而在这蓝天下，绿洲上又总有许多美丽的银燕在飞旋。那就是我的甜甜的梦——当一名女飞行员的梦。 然而，生活并不能完完全全地随人所愿。理想的东西，未必都能实现。但，它在生活中，在记忆里，却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一章。 我是1943年初从绥德师范附属小学到当年人人都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的。 那年我11岁，在以教育家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院就读。那时条件很差，白天上课是大教室，长板凳，听大课，晚自习时，四五个人围着一盏麻油灯念书。那不到1尺高的小油灯底座，有的是用泥巴做成的，高级点的是用黑紫色的烧瓷做的。我们为了让油灯照亮的范围大点，把自己的漱口杯、吃饭碗，有时把大脸盆扣过来，将油灯的底座垫高些。灯碗呢？那就更好说了：吃饭的小瓷碗，打破的、缺口的陕北黑色土瓷碗，只要能放点麻油，弄点棉花就行。更多的时候是从自己的棉袄、棉裤的破洞洞中，抽出些棉花，搓成捻捻，放在麻油里，点上就亮起来。好像那时候，什么事都难不住我们。 那摇摇曳曳的不到2寸高的小火苗，在我们的眼前跳动着。有时稍往前一挤，不是烧了头发，就是燎了眉毛。油灯虽小，却能照亮我们的书，照亮书上的字，同样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点燃了我们理想的火种。在小小的麻油灯下，我们有时畅谈理想，各自诉说着自己的心愿：有人想当火车司机； 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教师；而我想当个飞行员，想得如醉如痴。 油灯虽小，却能照亮窑洞之外的世界。我们这一代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论命运把我们抛向何方，凭着这麻油灯、延河水、宝塔山，就能找到自己的朋友、战友和兄弟，就能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日子…… 夏季，我最爱捉蜻蜓，捉住个蜻蜓，真是爱不释手。我用根小线线绑住它的肚子，把它放在眼前，看呀，看呀，看它的翅膀是怎么动的；看它的脑袋是怎么晃的。看得入了迷，自己的胳膊也就不知不觉地上下动了起来，两手不由自主地扇了起来，好像我已经驾着飞机上了蓝天。把眼睛一闭：蓝天、绿洲、银燕、山川、河流还有那举世闻名的巍巍宝塔，尽收眼底。梦，甜甜的梦，幸福的梦……“扑棱！”我手里的小蜻蜓飞走了。只有这美好的梦，甜甜的梦，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6年底，胡宗南要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时，延安中学还叫行知中学。学校组织起了一个宣传队，我这个生来就爱唱歌的人，成了宣传队的当然队员。 山坡坡的平地上，操场上，教室里，都有忙于排练节目的人群。往日学习的宁静，朗朗的读书声，都被打破了；往日的欢笑、嬉闹被紧张的排练代替了。 短时间的排练后，就上了街头。 当年《解放日报》文艺新闻栏报道：“战旗呼啦啦飘，‘战斗舞’开始了。行知中学宣传队连日来在本市桥儿沟、柳树店、边府、西北局、七星铺、枣园等处公演。该队已赴安塞真武洞、吊儿沟、宋家川、李家渠等地公演。节目中有挖战壕、送子弹、运手榴弹、刺枪、歌唱八路军等五场歌舞组成的‘战斗舞’。当他们演到高唱：‘战斗的旗呼啦啦飘，子弹啸啦啦地响……’这一场面时，成千观众在各自不同的面容上泛起激情。该队的时事组亦配合秧歌，把目前时局动态，蒋美所订的卖国条约，美军在华暴行，解放军、民兵在自卫战中的光辉战绩，向老百姓进行宣传。” 那时提起行知中学宣传队，没有不翘大拇指的！这里当然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我不但是宣传队的队员，而且还是主要演员呢！别看我个小，黑不溜湫，我扮演《兄妹开荒》中的妹妹、《拴不住》中的小媳妇，穿着大红袄，花花裤，演得棒着哪！人人都夸我演得好。有人说我将来准是个好演员，还有人说我将来准是个歌唱家。听到这些夸奖，我心里美滋滋的。我也就开始做起歌唱家的梦来。 宣传队就是要鼓动群众，教育群众起来参军参战，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保卫毛主席。这是宗旨。在宣传、鼓动群众的同时，当然先受鼓动、先受教育的是我们自己。它首先使我看到了教室之外的天地，学到了课本之外的知识，这就叫生活，这就叫锻炼，这就叫成长。我从中懂得了一个道理：过去是为求解放、争自由，全民团结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为保卫胜利果实，全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想：既然我爱唱歌，老师又叫我唱，我就应当把自己美妙的歌声奉献给人民。 “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国出力……将来是中华的主人。”这歌声表达了我们对解放全中国的信心，也表达我们对未来中国命运的使命感。 就这样，学习文化我没耽误，宣传工作也干得不错。更多的大道理，我们都不讲，也不会讲。那时，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的大人干的事都是好事，是好事就应该跟着学，跟着干。那时的头脑挺简单，只知道一个心眼打老蒋，根本没想到个人的得失啊，风头啊。就觉得念书、宣传、参加生产劳动都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就该如此。当战争越来越残酷，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越来越多，医疗卫生救护人员极缺的情况下，延安中学组建为战时医院，我也随着老师与同学们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当飞行员，当歌唱家的甜甜的梦，全都未能实现，但那美好的多梦时节，却总叫人留恋，令人回味。 我被分配到了手术队。 一听说我是手术队的，啊！好多伙伴都很羡慕，我也感到挺自豪的，走起路来小胸脯一挺，脑袋瓜一摆，满神气哩，好像比当飞行员还美。当时，实实在在地说，我什么也不会，对此行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可我硬是在手术队里干下来了。 在手术队里，我的年岁最小，我负责手术器械消毒工作。 那个年代，可不像如今，白大褂一穿，消毒设备俱全。那时，要消毒了，我跑去和老乡借个大锅，用3块石头支个灶。有柴就烧柴，没有柴就烧羊粪、牛粪，借用老乡的风箱来吹火。 更多的则是自己的嘴巴当鼓风机。火不着，我就蹲在地上对着灶吹。有时吹得两腮生疼生疼的，急得满头大汗。黑手在脸上一抹，甭提啦，那脸要多花有多花。 当时各种条件都差，尤其是用水，就更困难。时间长了不洗澡，不洗头，虱子可就得势啦。我这个不大不小的脑袋就成了虱子的世界。没办法，只好剃个光头，对虱子们来了个彻底的“歼灭战”。好好的头发剃掉了，变成个假小子。我真有点难过，再让我演“兄妹开荒”咋办呀？我的脸本来就黑，这回可好，都管我叫黑李逵。 我把帽子紧紧扣在头上。遇上刮风时，我就使劲往下戴戴，遇上爱逗我的男同志时，我一手捂着帽子，一手干事。就这样，有的同志专爱出我的洋相，往往乘我不备，一手抓去我的帽子。你们想想：用手术刀刮的头发，那头该多光、多亮啊！急得我抱着脑袋到处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真有点难为情呢。 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没有正规医院，更没有像样的手术室。手术器械很少，也很简陋。每次都是随消毒随使用；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娃干这工作，也够难的。 干活苦、累我都不怕，急行军走夜路，我也不怕。这全得感谢我妈妈从小对我的锻炼。她一直把我当男孩子养，我也因此练就了一副刚烈的男子气。 有一次，我拿着镊子从战士的伤口处一夹就把子弹头拉出来了，血弄得我两手都是，我一点也不怕。有时闲下来，也为战士们唱首歌；坐下来听他们讲打仗的事，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干医这行就得见血、见伤、见病、见死，我常常听军医这样对我说。我也常常暗暗对自己这样说。我就是在边学边干的实践中增长知识，增大胆量的。 我们毕竟还是延安中学的学生，在参加战斗的同时，我们还有学习的任务。而我们的学习，是同战争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用来学解剖学的唯一的一副人骨架，是从乱坟中捡来的。为了让我们能尽快掌握最基础的知识，行军时，把骨架的各部位分散到每一个人手里，边走边拿着认骨头的各部位，记特征。到驻地时，把骨头用绳串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骨架，再学习认识人骨总体。当时就是靠这种想象中的记忆来训练每一个成员的。 白天行军拿着骨头走还行，夜间就有些怕。女孩子胆小，好像是天性。我开始见到这些时，也有点胆怯。手里拿个死人骨，吓得闭眼往后退，尽量和战友们靠近些，这样才觉得安全些，可骨头是不能不拿的。手里拿着块骨头，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尤其是夜里行军，心里越紧张，手越哆嗦，越哆嗦就越觉得死骨头在动，真可怕！人往往是自己吓唬自己，越想越多，由骨头想到人的骨架，想到人，想到因重伤死亡的各种姿势的人，是够怕人的。怕，也得行军，也得拿块骨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学习。一会儿传过一小块腿骨，一会儿传过一块头骨，真叫人毛骨悚然。这种夜行军中的学习、记忆真难熬。光说我不怕，我胆子大，那容易。可真要到个身临其境，真叫人吓破胆呢！ 有一回，真把我吓坏了，那是为一位战友做截肢。 军医在手术。我在送手术器械，见到少量的血，我不怕。 当我见到用手术刀将战友的腿绕圈一转，厚厚的肉立马分成两段，血淋淋的时，我真不敢再睁眼看…… “小家伙，拿去埋了！”军医给我下了命令。 妈呀，这可怎么办？拿吧，一个活生生的战士的一条腿，还淌着血。我……只见厚厚的一大圈肉向外翻翻着，鲜红鲜红的血向外流着。半截腿，我怎么拿呢？我又怎么敢拿呢？腿还是热乎乎的，还保留着战友的体温呢！ 我的心在抖，我浑身的细胞好像一下子全都动起来了。此时的紧张，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 当时，我不敢正眼看军医，更不敢看那半截腿，我站在原地没挪窝。 “小家伙！拿去埋了！”又听到军医的叫声。这叫声比刚才还大。这是不可抗拒的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的纪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我的双手颤抖着，拎着那被截下来的裹着手术巾、用手术钳夹着还在淌血的腿，我的腿在抖，我的心在跳，好像要从嘴巴里跳出来啦！但是，我咬咬牙，壮壮胆，两手使劲拎起那半截腿，向野地走去。这时一个男生走过，见我战兢兢的样子，川大哥对小妹的口吻说：“哎，不就是把腿埋了？来，放在我的铁锨上，我替你埋。 女生天生的长不大！”他说着，把铁锨伸过来。我怯生生地把半截腿放在上边。刚转身要走，我想起来了，那裹着腿的手术巾、钳子还没拿下来哩！我硬着头皮转回身来，大着胆子说：“放下，别埋！还有东西没拿下来哩！”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去，伸手就把带着鲜血的粘粘糊糊的手术巾、钳子解下来，卷了卷，拿在手里，大步走向临时搭起的手术室，干我的消毒工作去了。 从这以后，什么流血，什么胆怯全都没有了。我的胆子真比过去大多了，好像人也长大了许多。 为了战争的需要，为了明天的胜利。教员除了给我们讲普通医学常识外，还要进行实物的见习，让我们见见真格的。 有一个战友因伤势过重牺牲了。我们医训队把他抬到了一座破庙里，教员想让我们进行一次解剖学的实习，这样会有利于我们今后的护理、治疗工作。 晚上，一个人提着马灯，我端着器械，偷偷地跟着教员来到庙里。凭良心说，我们也不忍心在自己的战友身上做解剖，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子弟兵，我们的战友呀！真有点下不得手。但，这又是现实，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战争的需要。 当我们将要结束解剖时，有人发现庙门叫轻伤的战士给堵住了。不言而喻，这将意味着什么！我可真害怕了，万一要是他们动起手来，这可都是打仗不要命的人，为同志杀红了眼的人。他们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虽然是夜晚，看不见他们的脸，我能想象得出，他们急眼了。 一个战士用嘶哑的声音说：“你们好狠心呀！我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他死了，为了胜利他死了，没想到回到自己家里，还要挨你们几刀。残忍，太残忍！你们的心太冷酷了…… 我们绝不能让你们这样做。” “对，不能！决不能！”一些战士应和着。 教员见到这种场面，也慌了。话一时也讲不清楚，也确实不好再作什么解释；讲是需要讲的，讲长远利益嘛，但此时此刻，毕竟是点燃着一把感情的怒火…… 我端着器械，闪到暗处。我想，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要保护这仅有的医疗器械。但我心里也捏着一把汗。真出事这可是自家人互相厮打，那场面……那结果……我不敢再往下想。 幸好，伤员中的一位团长赶来了，他首先对伤员们讲：我们这位战友死得光荣！他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死后又为我们活着的战友做出贡献，我说他光荣，他伟大！我们应以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自豪，我们应该向他致敬！如果哪天我牺牲了，我也向他学习，为后死的战友做出贡献…… 话虽不多，却掷地有声。 说完，他转过脸，走到那位战友身边大声告慰战友说：好兄弟你安息吧！我忘不了你，战友们忘不了你，人民忘不了你！明天我们选块干燥的向阳的地方把你安葬。等打完仗，胜利了，我们再来接你…… 说罢，他，整了整他那带着火药味的军装，摘下军帽，向那位战友慢慢地举起了右手，一个立正后默默地低下了头，停了很久。一个军礼，一个多么不寻常的军礼啊！ 我在暗处，透过人们的缝隙，看到团长身后的战友们纷纷立正，整衣，脱帽，低头向那位战友致敬。 刚才还是一阵急风暴雨、剑拔弩张之势，现在却是如此的安静。这安静中充满了多少人间的深情厚意啊！ 他回过头来用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今后就别这样做了吧！”教员点头表示同意。 “这事要是先说说就好了。没事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他转身走了，战士们也相跟上走了。 我看到他用右手在脸上擦了一下。我想，他准是掉泪了，为了我们的战士。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我们也回了营地。 有人说我们的战士是冷酷的人，冷酷的心。他们只知道使枪弄棒，冲锋打仗。这不对，这么讲是不公平的。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他们的思想是纯朴的，他们的爱也是最真挚和无私的。当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无私，二无怨，只知默默地奉献。这种精神是多么伟大啊！ 后来我一直想，当人们给凯旋的英雄们授勋章的时刻，切不要把这位战友遗忘了。 由于战争的需要，我们又行军转移到三边（陕甘宁边区的西北角）。 三边地区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那地方到处都是沙漠，又特别缺水。那里的老乡都吃奶子饭，就是用羊奶煮的小米粥。 老乡家的放羊娃上山放羊一去就是一天，中午饭就在野地里吃。他们用粗的白色羊毛线织成的口袋盛上一碗小米干饭，扣上一个黑瓷碗。等吃饭时，就用黑瓷碗盛上小米干饭，拽过母羊挤些奶水一泡，就是一顿饭。 当时，我们吃的是荞麦面面条，这是当地的上等饭。这种饭是婆姨们用双柄刀剁的。荞麦面不像白面那样有韧性，它只能擀厚些，在开水锅里一煮，捞出来放在碗里，再浇上羊汤，放上辣子就行了。说是羊肉汤，其实只有一点羊肉星星就煮一大锅汤，实际上是只见汤不见羊肉。这在那时就是相当好的饭，因为老乡家只有干活出大力的男人才能吃上这样的饭，婆姨娃娃们只能喝点这个米粒不碰那个米粒的能照见人影的稀粥。 我觉得房东娃怪可怜的，就把我的饭拿回去跟他换奶子饭吃。她妈看到了，把那碗荞麦面面条留下半碗给干活的男人吃，剩半碗给孩子吃。就这半碗面条，娃娃吃得好香，真像过年一样，嘴巴咂得挺响，喜得两眼眯成一条缝，笑得脸儿都像开了花儿。 因为我年岁小，个子小，脚巴丫也小。当时发的鞋我穿着太大，只好从两旁扎个孔，用个带带一穿，两头一系，五个脚趾头顶不着鞋尖，脚后跟也碰不到鞋跟，真像穿了一条小船。 房东大娘要交军鞋。做双鞋要布料，要费时间。那时鞋不光鞋底要一针一针纳得密密麻麻，就连鞋帮也要密密纳上，一双鞋的重量足有1斤！做这样的鞋是够费劲的。 我当时领了一双军鞋还没穿，我看到房东家实在太困难，我脚上的鞋又没有穿坏，就对大娘说：“大娘，把我这鞋给你，你就用它交了军鞋吧。” 她说：“好，给我吧，我用得上。”她收下了。我挺高兴，心想，我也学会为老乡排忧解难了。 过了几天，我收拾屋时，发现在炕角里有一个黑巴巴的布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双不纳帮的带袢袢的黑色女鞋。我一下子明白了，怪不得大娘那么痛快地收下我的鞋呢？ 我把脚丫拍打拍打，穿上试试。嘿，可钉可铆，甭提多合适啦！真比我那全帮纳的憨军鞋要好看得多。穿上它，那么跟脚，那么舒服，走路都觉得轻快、利索。它成了我是女孩的标志啦。 我跑出屋，找到大娘，在她身前身后转圈走，抬脚让她看，我高兴得合不拢嘴。见我这样，大娘也笑了。 同队的人见我穿上这双鞋，都拿我开心。“黑李逵啥时变成女娃娃啦！”“穿上这么漂亮的鞋，真像个大姑娘啦……” “这鞋不该穿，留着当新娘的时候穿。”七嘴八舌说得我脸都红了。 “快别说了。我娃本来就长得俊。看你们个个那憨样子，谁也配不上我娃娃，对吧？”大娘说着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搂着，逗得大家又哄笑起来。 那场面，那笑声，那张张笑脸，好像就在耳边，就在眼前。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那么叫人回味。 这片土地养育了人民，人民养育了军队。军队用鲜血与生命保卫了这块土地，保卫了这里的人民。这种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深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当飞行员的理想未能实现；当歌唱家的想法也未成功。但是，几十年来，我默默为祖国奉献着，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歇。 在药学界，我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一员。在荣誉面前，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来自麻油灯下。从延河走过来的我，虽然没有成为飞行员腾空而飞，但我在药学事业上的拚搏、腾飞，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我、育我的黄土地、宝塔山、延河水。 -------- 李骏 女，延中九班学生。中国药学会专职副秘书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第一届理事。高级工程师，论文代表作《时空与健康》。曾荣获“功臣奖章”一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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