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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我们延安中学12班在贾芝老师的带领下，全体开到第四后方医院，从此走上革命战场。我和赵国华被分配到安塞县的三所，医院里几乎都是延安中学的师生，因此并不陌生。 第一次接触伤病员，听到他们的呻吟，看到鲜血淋漓的残肢断臂，我的手不断地颤抖，不敢正视，更不敢触动，不知该怎么才好，也不知怎样为他们解除痛苦。早来的同学带领我们工作。几天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了伤病员的贴心人，给他们清洗伤口，喂水喂饭，洗头洗脚、剪指甲；帮他们翻身，解大小便；还为他们洗血衣。一有空我们就听他们讲英勇杀敌的壮烈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英雄，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他们服务，我们感到自豪，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与净化，变得更加纯真无瑕。 有一个排长，叫刘财旺，炮弹炸伤了腿骨，一片长长的夹板，从足跟顶到腋窝下，全身用绷带缠着，右手也裹着纱布，不能翻身，不能坐，吃饭喝水都要人喂。他伤口还在发炎，发着高烧，有时还说胡话。他每次解大便，往往要三四个人帮忙，一人抬腿，一人抱腰，一人塞便盆，还要担心弄疼了他会发火。 一天中午，我一个人值班，刘排长要解大便，怎么办呢？ 他抽出裤带，扣成一个大皮圈，一头套在他的腋下，一头套上我的脖子。我双脚叉开站在他身体两侧，我们手臂相挽，我用力拉他，并使劲把头向后挺，他的身体离开了地铺，全身直挺挺的，只有足跟着地。一个轻伤员把瓦盆放在他身下，他大便困难。终于，我俩都支撑不住了，他受伤的手臂一松，我脖子无力承担他全身的重量，他跌落在地，我也被拉倒趴在他的身上，他身下的瓦盆压了个稀碎，屎尿糊了一身。这下可惹了大祸。他歪着脖子喊：“我的老祖宗，你要整死老子不是？”我竟顺着他的话答道：“我的亲老子，实在是没劲了。” 边说，边请轻伤员帮他翻身，我给他清洗身子，并抽出脏床单，换了干麦秸。我要拿着脏床单出门去洗，就听见他嚷着要一根棍子，我慌忙从柴堆上抽了一根树枝，递给了他，问他要干什么？旁边人推我快走，我不忍离开，找来止痛药看着他服下，又替他擦去了脸上的汗水。这时，他没好气地说： “你还不滚开，等着老子揍你不是？”我才恍然大悟，他要棍子，是为了要打我……下午，我为他铺洗净了的床单，发现这个铮铮硬汉用毛巾捂着眼，不停地抽泣。我问他：“伤口又疼了吗？”他摇了摇头，竟至放声大哭起来，说：“小兄弟，刚才是我的不对，我伤口疼，脾气躁，不该给你发火……” 不久，医院接受了随军西征的任务，轻伤员归队，重伤员后送。刘财旺已上了担架，但他就是不让抬走。等我来到他身边，他拉着我的手，淌着泪说：“小兄弟，我脾气不好……”说着，从枕下抽出一条新军裤说：“我一时起不了床，裤子你拿去先穿吧！”那时，快6月了，我们夏装还没发到，我的棉衣棉裤上破了许多口子，我常常从破处扯点棉花给伤员擦大便，弄得棉衣不成棉衣，夹衣不像夹衣，到处露着棉花，老乡的狗以为我是叫花子，撵在后面叫。刘财旺的好意我理解，我对他说：“刘排长，你的腿很快就会治好，你还要去打冲锋、拼刺刀。我们的单衣马上就会领到的。况且这棉衣里有棉花套子，还能给伤员擦大便用，称得上它是件宝衣哩！”刘排长满是泪痕的脸这时绽开了笑容，他最后一个离开了医院。 陕北农村很贫困，加上战火频繁，使伤病员的供应很困难。一些重伤员营养跟不上，伤口愈合很慢。一位姓梁的指导员，肩背部两处炸伤，一条胳膊、半个胸肿得像气吹起来一样。当时药品有限，连磺胺也供不上，眼看着他发高烧，一天天在消瘦。军医让他的通讯员去买只鸡为他补身子，通讯员连着几天没买回来，因为给多少钱老乡都不卖，急得通讯员直掉泪。 指导员半个胸愈来愈肿，在靠近裤带处发现一片紫红，疼得手不能摸。主治军医给他切开，脓如泉涌，“咔达”一声，一块炸弹片落入换药碗中。通讯员扶着他直掉泪，我端着换药碗的双手也不停地抖动。医生往他肩部的伤口注入的盐水，从腰部的刀口流了出来，开始全是脓，后来是脓血相混，以后便全是血水，倒了四五碗。从此，梁指导员烧退了，肿也渐渐消了。梁指导员真不愧是一条山东汉子，体温刚退，他便有说有笑，讲不完的抗日除奸故事，吸引着伤病员和我们工作人员。 青年团要求我们想方设法为伤病员解除痛苦。我下了夜班就同梁指导员的通讯员一起去买鸡，还是到他去了几次的那个村子。我俩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卖。大娘要做饭了，见缸里没水很着急，我赶忙就去为她挑水。那时我个子太小，挑不动水桶，两次从山坡下抬上来两桶水，感动了老人，老大爷这时捉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给我。通讯员给了他一块银元，他不收，说他是拥军。忽然，我发现一个青年妇女在一旁落泪。老人说：“媳妇坐月子，娘家抱来只芦花鸡，舍不得杀，留着下蛋，现在给你们了。”看着老人千层纳补的衣服，我俩商量脱一件衣服给他。老人又执意不收，说两个小八路小看他了。原来他当年是徐海东部下的红军呢！我说：“你老人家不收钱是拥军，我们送您衣服是爱民……”趁老人大笑起来，我把衣服塞到他的怀里，光着脊梁就跑了。 战局瞬息万变。一天，医院奉命转移，担任指导员的郑松庆等三人提前于半夜出发。早晨天刚亮，情况发生了变化，命令我去追回他们。刚下夜班，我没吃没喝拔腿就跑。正午飘过来一片乌云，一阵黄风过后，深山里下起雷雨来。我仍然一步不停地跑着，汗水、雨水湿透的衣服，紧紧裹在我身上。雨过天晴，风还很大，一会儿就吹干了衣服，可吹干的衣服，不一会儿就又被汗水浸透。就这样湿了干，干了又湿，我终于在一家的院落里找到了正在避雨的三个人。我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通报的军情和新的转移方向，便匆匆按原路返回。 回来已是半夜，我躺在床上像瘫了一样。师仲姚同学给我端来一碗剩饭，我一阵恶心，路上吃的干粮全吐出来了。半夜里，我突然全身发冷，下巴不停地颤抖，牙齿“得，得，得”地磕响；一会儿又全身燥热，好像腹腔中着了火，真想把肚皮扒开。师仲姚说他一个人带领伤员，要我自己顾自己。 实际上，我已经顾不了自己，只能由几位同学帮我打行李，背行李。所领导摸着我的头说：“小家伙烧得烫人，病得不轻呀！” 最后，只剩下少数几个同学和轻伤员了，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带我走。几个轻伤员抱我下了炕，背我出门，上了担架，担架是他们用绑腿捆的。轻伤员抬着我出发了，他们说：“我们这么多人，就是轮着背，也要把你带走，决不能把你丢给敌人。” 病中的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力，任同志们抬着我，后来又坐上了一头小毛驴，摇摇晃晃地前进在黄土高原上。一天，我看见刚刚取出弹片的梁指导员，由人搀扶着斜弯着腰，艰难地和大伙走在一起，我好不忍心！可我又不明白，我是怎么坐到了梁指导员的小毛驴上。我一直在发高烧，别人说我有时糊涂，有时哭闹，还反抗和叫骂。我自己却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很清醒，清楚地记得我身边发生的事，而且至今似乎记忆犹新。 我总是从驴背上滑下来，后来不知谁在鞍子前后竖了两块板，用一副绑腿把我捆在鞍子上，我再也掉不下来了，但是脑袋却像不倒翁一样地来回摇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又睡到了担架上了，不是轻伤员和同学抬，而是由民工抬的。 熟悉的声音听不到了，我是和一大批重伤员一起被转移后送到沙家店。担架在路边休息，我突然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循声望去，是贺司令——贺老总！只见他两脚泥巴，裤管挽在膝下，左手提着两只鞋，右手指向前方，放声喊道：“领粮的部队向那边走；交过粮的群众赶快离开；伤病员喝完水就走，担架不要在这里休息！大白天，飞机过来不得了……”我推开嘴边的水碗，兴奋地对民工说：“你看，那就是贺龙，贺司令！”民工放下碗，几步就挤到贺司令身边，拉着他的衣服说：“那面一个同志叫你。”贺司令随他来到我面前，弯下腰亲切地问：“小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喊我有啥子话说？”我受宠若惊，嗫嚅无语。他发现我别在挂包上的校徽说：“你是延中的学生？”我点了点头。他说：“延中的娃儿我都认识，你们变成了医院，干得很好，都是好样的……”我顿时觉得病好了许多。我记得我笑了，笑得很美。他又问：“你是受伤还是生病？”我答：“生病。”他摸了摸我的头说：“唉呀！好家伙，你烧得很呀！喝水了没有？”他对民工说：“给他喂水，他发烧要多饮水。”又转向身边一个军人问：“西瓜还有吗？拿给这个小鬼吃。”一个战士说：“就剩一点了，是给首长留的。” 贺司令起身说：“留着干什么？我有水喝就行了，快去拿来，给这个小鬼吃。”一块大西瓜捧在我手上，我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贺司令说：“莫掉泪，快吃，吃下去，病就会好。”他蹲下来，扶着我抖动的手，把西瓜送到我嘴边。我咬了一口，他笑了，笑得那样慈祥：“莫掉泪，娃儿，能吃病就能好，吃得多，好得快。”他回身对民工说：“喝好水就走，这里人多，目标大，莫在这里休息……”记得他还说过，部队要打大仗，送伤员到后方去。不久，传来了沙家店战役胜利的消息。 病情直转向好，我开始知道骑毛驴、睡担架不是滋味。骑一天毛驴，双脚肿，两胯酸疼，站不定、走不动。以为睡担架会好一些，哪知，半天用不了，绳索在颈部、腰部靠拢，屁股、肩背、头不断地从空隙里向下漏，好像整个身子横置在几条绳索之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人小，个子瘦，民工们抬着我毫不费力，如同游戏一般，他们喊着“一、二、一”在大路上跑，我像弹跳一样，在担架上起落。每次我们最后出发，最先到达。 说来凑巧，有一天发现抬我的民工中有一个是我表哥，他竟没有认出我来。大概我病得不像样子了。晚上，我们投宿在牸牛沟村，离我家只有十几里路。表哥没有信守诺言，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我家里。第二天早上，妈妈便盘腿坐在我的炕头上。我的手搭在妈妈膝头上，妈妈抚着我的手，不时转过脸去，用衣襟擦拭双眼，她不让我看到她掉泪。妈妈生我们兄弟6人，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刻，身边只有四哥一人。他也在支前，乡里只给半天假，今天他陪母亲来看我。 妈妈要走了，她说还要来看我，说着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院门。妈妈噙着泪花走了。她深知身患重病的儿子生死未卜，但她更知道我是属于革命集体的，就没有强留我住下。 在牸牛沟，原来打算让我在那里接受治疗，没想到第二天黄昏又上了担架。天下着大雨，民工们摸着黑，冒着雨，一步不停地走了不知多久，我又被安置在老乡的炕上，护士拿走了我的湿透的衣服，我赤身躺在老乡的羊毛毡上。 天不亮，我又被抬到佳县的枣树林里，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去。昨夜一场大雨，今日雨过天晴，但有经验的艄公知道此时的水情，非万不得已不可以下水行舟。快到中午时，民工、护士来搀我上船，我忽然发现那护士是延中的刘志英同学，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穿衣服……”她问：“我的裤子你穿吗？”我答应了。她转身脱下一条长裤让我穿上。船的底层载着医院的物资，上面坐卧着伤病员，我在横架于船舷上的担架里躺着。船工喊：“那样不行，太危险，”可是船已经离岸了。船上一共横架着三副担架。船工一身泥浆，一丝不挂，一阵紧张的号子，我们已颠簸在浪峰间，远山近树，飞一般地移动旋转，船工一阵吆喝，便在河东靠了岸。岸上又是一片枣树林，林子里奔出了山西的民工。有人问：“谁抬这个小八路？”我最先被背下来抬进枣树林，热情的晋西北人民早已备好了水和饭。 我生了一场病，在担架上辗转经过了3个分区：陇东分区（庆阳、华池、环县、曲子）、三边分区（定边、靖边、安边）、绥德分区（米脂、子洲、绥德、佳县）。一路上受到同学、伤病员和民工的热情帮助及首长的亲切关怀，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 1948年，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医院随军南下，改称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3月间，我们在离战场10里的塬头接收伤员。连日大雪封山，给战争隐蔽打伏击创造了条件，却给转运伤员造成了很多不便。白天，地皮解冻，一片泥泞，一步三滑，稍一不慎，滚下深沟就会粉身碎骨。我们只好拽着崖畔上的枯草、树根，小心翼翼地滑行。开饭的时候，挑着饭食、水桶，手里端着菜盆，更是提心吊胆。师仲姚与我年纪相仿，他挑着水和饭在前边走，我在后面端一脸盆菜，有时空手都跟不上他。有一次，我摔倒了，一盆豆腐菜全扣在地上。他放下挑担，两手捧起上层的豆腐块，又跑回厨房端来一盆面疙瘩汤。这时，盛开水的桶忽然自己倒了。原来那水桶有点漏，淌出的热水融化了冻结的冰面，稀泥流动，水桶倾倒了……水在当时是最困难的，是几个民工吆着牲口在塬畔下的深沟里驮的水，山路陡峭，都说不清是人牵牲口还是牲口拖人。驮回来的水，放置一天，便沉淀出一半泥，一半水。伤病员饮水按人数分，我们只能饮用伤员剩下的水。洗漱没有水，治疗用水也难以保证。我们倒了一桶水，愧不待言。忽然想到揽雪化水，浮头上的雪化水后，烧开了可以喝； 接近地面的雪，化水沉淀后可以给伤员洗血衣，洗绷带等等，这才解决了用水问题。 转运伤员的任务完成以后，医院到了秋林收容治疗，建立了一些制度，提出了各种管理要求。那时，我负责治疗室，曾闹了一个大笑话。 治疗室很简陋，桌面上只有碘酒、红汞、酒精、蛋白银、樟脑酒几种外用药。我们都是认瓶子，认颜色使用。主治军医怪我不写瓶签，我说：“写不了拉丁文。”他说：“写什么都行，并不要求都写拉丁文……”于是，我存心开个玩笑，按他的江西口音，把“樟脑酒”写成“张老九”；把“红汞”写成“分功”；而把“酒精”写成“九斤”，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自以为很得意。一天，我发现两个人在桌前翻弄药瓶，他们还自语道：“装了什么，能有九斤？”说罢，打开瓶盖闻了闻，笑了。又拿起“张老九”，闻过之后，两人又大笑起来。 没等他俩再去评价“分功”，我连推带喊，撵他俩出去。还说： “我们忙得顾不上整理，你们没事乱翻什么？”两人还没被我推出门，就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一看，是卢勤良院长。他向我颔首示意，我知道坏事了，院长陪同来的肯定不是一般人。我提个水壶就溜出门外。晚上，全所开会，说有上级领导作形势报告，我们都挤到前面。谁承想到就是刚才那两位，我起身要躲开，其中一位拉着我说：“不要走！我们已经认识了。你不是‘张老九’办公室的吗？你们那里有没有李老五？” 另一位同志问：“‘分功’是什么？”我答：“红汞。”“为什么写‘分功’？”“主治军医是江西人，按他的口音写成了‘分功’、‘张老九’。”大伙一阵哈哈大笑。接着开会了，院长介绍两位首长。一位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后勤卫生部部长曾育生同志；一位是第一野战军后勤卫生部金来川同志。首长没有批评我，但从此我得了个“李老五”的绰号。 在桑柏，有一个教导员叫周广，他上唇根部被枪弹横穿致伤，一半鼻子被掀起来，嘴闭不拢，咀嚼疼痛，只能喝小米粥，面糊汤。他夜里伤口疼、牙疼，睡不着觉，便与我们一起巡逻；白天闷着头看书。我记得他有一册很厚的数学书，他常常捧着看，拿着树枝在树荫下写很长很长的算式。我们十分钦佩他的学习精神，我们不少同学还跟着他学呢！我们说他会成为数学家，他却幽默地说：“家不家倒没有想过，但是总不能一辈子打仗。”他又说：“形势发展很快，呆在医院里消磨日子，仗就叫别人打完了……”因为颌面伤有特殊的处理要求，医生让他转到河东去，他不肯。他说不管长成什么样，伤好就出院。他惦记着他的战士，惦记着打仗。 有一回，几日连阴天，粮食、柴禾都没有了。幸得一个晴天，我们便兵分两路出发。大队强劳力去运柴和煤，留下几个女同志和换夜班的同志去背粮。周教导员也带了绳索、面袋站在队中。警卫员说服不了他，央求我一定不许他去。我说：“警卫员每次和我们一起背粮，你就不要去了。”他说： “我的嘴伤刚好，吃得多，至少应背回够自己吃的粮……”其他伤病员也异口同声，要背回自己的口粮。这次背粮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背的粮食两周也吃不完。 在槐柏，有一个普通的病员马半栓，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十八九岁，河北人，是×旅×团杨团长的警卫员。他说他没有伤，也没有病，逢人便问：“你看到杨团长没有？山东口音，细高个，谁见谁亲……”当他得到否定的回答，他便转向另一个过往的伤病员再问，天天如此。 原来，他的团长被炸伤了腿，后送途中遭遇敌人。突围中，他为团长找水，与担架失散了。混杂的人流中，有人说团长在前面，他往前撵；有人说团长在后面，他又向后追。一天也没有找到，两天过去了，还不见团长。他哭了，哭得不吃不喝；他急了，急得神经错乱。有时，他守着重伤员问： “首长，你想吃些什么？你说，你说，你总不能不吃不喝。”同时，他递上为团长打来的满满一壶泉水。有时，他拉过身边的护士，认定是首长，向他请示工作，关照吃住。有时被他认定是战士、通讯员时，他就叮咛再三，百般爱护。他平时从不打人，可是西府战役后，每人发了一套缴获的敌人军装，谁穿在身上，必然要挨马半栓的打。 夜间，师仲姚和我共同看护他，我们用被将他盖在中间，我俩压住被头睡在两边。即使这样，他也能够轻手轻脚穿衣下地。等我们发现了他早已不见踪影。我们循着狗叫声去找，准能找到他。他从这家院落走到那家院落，为这个伤员掖被子，为那个伤员垫枕头，他说他正在查铺。有时在村头巷尾，池塘边，田野里，他在看地形，查哨。我们跟着他，保护他。 忽而，他喊：“卧倒！”忽而，他叫：“冲上去！”有时抱住你苦苦哀告：“首长，你该休息了……”护士中三个人对他有办法：贺光耀能抱住他，压倒他，他一点儿动不了；师仲姚跑得快，马半栓跑多远，多快，都能跟得上；韩陆与众不同，他平静地说：“半栓，首长在办公室，你胡跑什么？”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都会立即来到治疗室，腼腆地问：“首长，您有事叫我吗？”我常常被他问得没话说。一会儿，他便忘了我是“首长”，喊一声“有情况！”拉着我就跑。一个夜晚，他轻轻推醒我和师仲姚，神秘地说：“有任务。你俩吃点儿东西马上出发。”说着他将一块热腾腾的猪肝塞给我们。师仲姚一看半生不熟的猪肝说：“首长，你休息，我们现在出发，边走边吃。”就这样，马半栓在神志恍惚中度过了数十个日日夜夜。 在转战中，一天巧遇到另外一所的休养员，其中有马半栓的团长，他俯在团长的身上恸哭，又递上军用水壶请团长用水，并检讨自己警卫不力，要求团长处分他。团长要他回到身边，他忽然发现团长穿着敌军军装，不容分说地脱下团长的衣服，打开自己背的小包，像下命令一样对团长说：“这是你的衣服，换上！”随后，他向我们所有的同志告别，但不与穿敌军衣服的人握手。 一天半夜，我们接到指示：带领全体伤病员紧急转移。派来的担架有限，要我们去动员运输力量。我和高志亮两人加起来不到30岁，孤单单地下塬、翻沟、跳涧，深入新区农村。 事后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 我们挨门呼喊，狗在院墙内吠叫。跑了几条街，连门都叫不开。天快亮了，一个看上去挺机灵的汉子提着个大筐走出村外，在麦场上搂了一筐麦秸回来，在一个拐角处向我俩招手。我们不敢贸然上前。他又一次招手，并小声喊道：“小解放！过来对你说话。”我决定试一下，对高志亮说：“万一是坏人，你不要管我，顺来路往回跑。”我过去后，那人问： “动员粮还是要人？”我说：“担架、大车都行，送伤员。”“担架难，人少凑不起来，有一套车能拉好几个伤员。”他还指着一家说：“去叫他家的门，他家有牲口、有车，别的院子叫开门也没用。”他还说：“人好说，套起车来就有人。”我跑去敲门，果然是个富户，门前有栓马桩，两旁有狮形石兽，黑漆大门，门上有狮头卡晋、泡泡钉。推不动，喊不应。我有点失去信心，那汉子又示意我砸门。我捡了块半截砖，一边大喊开门，一边使劲砸。门开了，一个干瘦老头探身出来，又点头又哈腰，口称：“小老总！慢待，慢待。”之后皮笑肉不笑地把我迎进厢房。未等我说明来意，就喊：“上茶！备饭！” 并双手递上一个水烟袋，说：“请用！请用！”我拍案而起，他说：“息怒，息怒，公事缓办。”我说明来意，他说：“理端，理端，庶民百姓理应照办，只是车轴用不成了，不然……”果然，他拿出一个两头细得眼看要断的车轴。我很失望，他说让我张罗好车，他出牲口。我临出大门时，他跟在后面说： “一路平安，步步高升！”然后关上了大门。 我出来准备敲别家门时，又见那个搂麦秸的人，他说： “老家伙骗你，他家车轴在神龛里。他家不出车，这村里你就要不下车。”忽然，他又说：“你俩太小了，怎么也不带个家伙？”他领着我到麦秸堆前猫着腰，扒出一个“家伙”，说是中央军逃跑时捡来的。当时我也不认识那是什么家伙，像手榴弹，没有拉火索，木柄长，铁头大，后来才知道是个枪榴弹。我拿着“家伙”又去喊门，很快门又开了，还是那个瘦老头，阴阳怪气地说：“一回生，二回熟，请进！请进！”一面轻蔑地说：“想必是小老总套好了车，来拉牲口？”趁他得意之时，我把手中的“家伙”蹾在桌子上，厉声说：“少来这一套，快把你的好车轴拿出来，今天你不出车我不走。”说话间，我推出凳子攀上神龛。老家伙慌了手脚，扑上来说是他家祖宗神位，不容亵渎，又喊又拉。我一把拉开小门，眼见一根车轴在里边，随手拖出，放在地上。我质问老家伙：“这是什么？欺骗解放军，你还想活不想活？”这时，街上人多起来，高志亮也闯进院来，一边吆喝套车，一边拖住老家伙要一起带走。他家里的人慌了，答应套车。围观的群众也有说情的，又是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一边向我们挤眼发笑，一边说：“大军高抬贵手，我这里给你套车，千万饶了我们掌柜的……”我推着老家伙喝道：“走不走？要不走，就出5套车……”那个搂麦秸的汉子从中调解，很快套了3辆车。10点前后，我们乘大车登上归途，那搂麦秸的汉子说：“小解放，你真行，全村只有3套车，全让你要来了。”但这些都是由于他的帮助，我很想知道他的身分，他却避而不谈，只是说： “我们村里穷人多，咱们都是一条心……”他还说：“现在没法说，以后你能想得清。”但是，至今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也许是地下党员，也许是拥护革命的老百姓。 1948年11月，一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我们突然看见村外一队人影匆匆移动。警觉的双方同时喝问：“口令！”原来是自己人。“你们是哪个医院的？”我们的衣服最好辨认。“梁指导员！”我惊喜地呼喊着扑了过去。“瘦猴！怎么是你呀？”梁指导员一把拉住我，离开行进的行列。“怎么你们还在这里接收伤员？部队都撤下来了，你们还不转移？”“这地方很可能会放弃！”我感到一阵紧张，队列里走出一个人问道：“什么人在讲话？”“报告首长，这里有咱们的医院，……”“怎么还没有撤？”听口音很熟，黑暗中还隐约看到他嘴唇有点向上翘，我喊了一声：“周教导员！”我忙去找来了苏所长和曹协理员，部队不停地在后撤，他们在路边低声谈话，说部队要在10点钟以前撤到洛河以北。周教导员说：“梁营长，归队吧！这里由我安排。”原来，梁指导员已升为营长，周教导员成了代理团长。周教导员很为难，放手不管，我们是无法带领近500名伤员转移的；留下来掩护撤退，他又没有作决定的权力。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根据特殊情况处理，留下一个排帮助伤员撤退，这个排由副连长带领。 轻伤员很快组成了几个分队，有几个当过排长的伤员自己主动担负起带队撤退的任务。重伤员全部被抬到学校门外集中。工作人员忙于为大家开饭，打扫房屋，归还借用物品和铺草。一切清理完毕，天还没有亮。我带领几个同志和民工到村外掩埋7具烈士遗体，到东方发白时才挖好两个坑，太慢了。这时，掩护我们的部队也在村外挖工事，我去借工具，没想到带队的副连长竟是蟠龙战役负伤，住在医院时让我递给他棍子要打我的刘财旺排长。那天夜晚竟有这么多的巧合，正是这些巧合促成我们撤退顺利进行，保证了医院的安全。刘连长与我一见如故，他带了一个班很快完成了任务，并且为每一位烈士墓竖立了牢固的标志。这时，部队派来苏营长带纵队后卫营的一个连队来接交阵地，他传达上级命令：“我军一切人员必须在10点钟以前撤离此地，12点之前赶过大沟。”营长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现在是7点。”刘连长走时一再对我说：“抓紧转移，时间很急！” 曹协理员拉我到村外，遥望大路，等待着担架和车辆。他说，刚才院部派骑兵来通知：“12点以前必须全部撤退，轻重伤员必须全部带走，不能留在群众中。”还有39名重伤员等待运输，他急得团团转。他又庆幸地说：“多亏你来报告了情况，咱们提前行动，不然500名伤病员怎么撤退？！”我说： “您别急，我们把烈士掩埋了，占用的房屋打扫了，韩陆正检查群众纪律。出去动员牲口、担架的同志一回来，39名伤员就可以转移了。”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谈何容易？ 敌人仅在离我们几里处埋伏着，我们派出去的人在敌我之间的地区活动，万一出岔子，对伤员，对同志都是犯罪呀！” 说话间3辆马车来到面前，云连长、孟昌护士长、师仲姚、贺光耀、魏亚中等同志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我们如同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除了大车，还有四副担架，加上我们原来担药用的两副担架。担架只可以抬6个人，还有23人，3辆大车拉不走。所领导找村长想办法，村长说毫无办法。人、车都没有。冯营长掐着手指算；“还有一个半小时……”这时，村子里已经很乱，曹协理员要求大家集中在学校门口，不要到村里走动，免得发生意外。这时，院部送来5副担架，虽少，正在关键时刻。担架用完，剩下28名伤员躺着或坐在大车里，有的甚至是半悬空“挂”在大车上出发了。大家十分兴奋，冯营长看了看表，还不到9点。 突然，曹协理员问：“韩陆哪儿去了？”平时检查群众纪律至少有两个人，今天人少事多却只有他一人，不过一清早就开始检查，也该回来了。我立即出列喊道：“我去找他！”冯营长瞪了我一眼。冯营长转身对村长说：“现在部队少了一个同志，你带我挨家挨户找，找不到你要负责！”那村长吓得嗦嗦地发抖。冯营长命令：“医院迅速撤退，不能等！留下一人帮我辨认。”我留下了，心中想着“帮助辨认”的很可能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然干吗要辨认呢？我又紧张又害怕。韩陆平时待我像大哥哥一样，我一定要找到他。冯营长提出要带上驳壳枪跟在村长后面，我看见那驳壳枪张开的机头，更是感到紧张。村子里，群众东一个，西一个，手里拿着铁锹、锄头，转来转去。如果没有冯营长他们，我很可能成为捕杀对象，我左顾右盼，生怕有人把我揪了去。走到村中央，韩陆跑来了，还有两名战士。原来他检查将毕时，有群众对他说庙里有一死去的伤员，他去看了，那神像背后横卧一具尸体。庙里没住伤员，哪里来的尸体呢？冯营长与我们到现场检查的结果，是一个俘虏兵的尸体，就让村长挖坑埋掉。前后不过花了半小时。我们要尾随医院走，冯营长不允许，说那是找当俘虏，还说我们两个人连村子也出不去。我们争辩了一阵，他派两名荷枪的战士把我们送出村外，一直送上大路。我们牢记营长的话：顺大路往北走，万万不能进村。一直走，不要跑，也不要休息。 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俩愈走愈快，我有些跟不上韩陆了。他时不时地从后面推我一把，后来连推带训：“想当俘虏吗？像没吃饭一样！”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已开过饭了。我又饿又困，一点精神也没有了。韩陆带了一茶缸肉菜，给我倒了一半，我边走边吃，不知是肉的作用，还是革命的友情的激励，我又来劲了，大步走起来。走出五六里，路上停放了一副担架，三个战士在休息，原来抬担架的民工逃跑了，战士只好两个人轮流抬。韩陆看见就去帮抬担架。我跟在后面跑，但距离越来越大，跟不上了。我决心不休息，一定要撵上队伍，不当俘虏。 黄土路上只我一人，见不到人感到孤单，遇到人又怕是坏蛋，心情矛盾极了。忽然，我见路边蹲着一个人，我刚要跑掉，他喊了几声。原来是一个轻伤员，他去解手，因受了伤的脚越走越疼，当他看到鲜血浸透的绷带时，再也站不起来了。在这荒郊野外怎么办呢？我扶着他站起，他单脚跳出两三米，已满身大汗。我不顾他反对，背起他走出十几步，他硬从我肩上滑下来，叫我先走，给他留一个手榴弹。这怎么行呢？我把毛巾撕成三条，捆在他渗血的纱布外，又折了一根树枝给他当拐杖，搀扶着他上路，走出二三里时，后面来了一辆骡轿。我向车主求助遭到拒绝，好在路不宽，我们走在中间车过不去，我继续央求。一位文静的妇女掀开车帘问： “几个人？”我一看，是在村里帮过我们的那位知识妇女，她还因此受到家中的反对。她显然认出了我，说：“坐上来吧！ 就两个人。”轿围里一个小孩探头出来，又回去悄悄告诉那妇女：“妈妈，就是这个人，给我包了伤口，腿就不出血了。”那妇女探头出来说：“这里打仗，我是奔你们来的；部队撤走了，我去韩城我任教的学校住一段。”她又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礼貌地回避了。到了岔路口，车要西行，我正不知怎么办，发现村外一大群人，韩陆、光耀等正招手向我跑来，大家七手八脚抬走了伤员。那妇女和我们对视良久，没有道别，一声响鞭，车动了，我站在岔路口目送她远去。 我回到集体中，战友们擂着我的胸膛，捶打着我的肩膀说：“就差你一个，等了你很久了，以为你当了俘虏，没想到你还带了个伤员坐着车回来了。”师仲姚说：“你小子福气不小……”在这次转移中，许多同志都立了功，我也荣立二等功，因为我发现紧急情况报告，使院部提前行动六七个小时，避免了伤亡。而我的立功却得力于巧遇的梁指导员、周教导员、刘财旺排长，他们都在我们医院养过伤，这次奇迹似地帮助了我们。在几乎掉队的情况下，又巧遇了那位农村知识妇女。一切都这样巧，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可能就叫善有善报，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圆满完成了撤退任务。 解放西安，我们驻守在三原县西阳镇。我切除了鸡眼，为了照顾我少走动，班长分配我观察濒死伤员祝连山。 祝连山，四川人，我军某部班长，原系解放战士。他伤得很重，透过伤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肠子。医生说他准死无疑，早就为他买下了棺材。可他自己说，家乡很穷，他仇还没有报，一定要快快治好伤。他要打回老家去！当时，我们的体温计是用酒精浸泡消毒，放在嘴里还有酒精味。他把体温计含在嘴里，一会儿就要换，说是“没味”了。我有些烦他，改为腋下测体温，他又要求给他一侧腋下夹一只，争取好得快一些。开始我多少有点嘲弄他的无知，后来想他留在人间已没多久了，同情他，怜悯他，满足了他的要求。口里含、腋下夹，只要他能得到安慰，就尽量顺着他。 扶眉战役打响了，医院奉命带领伤病员紧急向临潼转移。 为祝连山买的棺材里放了很多蔬菜，我的脚不能走，也躺在棺材里，在烈日炎炎下，任车轮滚滚，摇摇晃晃往前走。 说也奇怪，谁也没有想到，祝连山竟然没有死，经过几次手术，他的伤口一天天长好了。我们大家都说不出的高兴，祝连山更是把医院的每个同志当成救命恩人。 祝连山伤口恢复的时候，我正生病，患的是“回归热”，来势凶猛，一阵寒战之后，便是高烧，接着人就糊涂了。指导员孙学甫、护士长师仲姚、副班长刘进亮、二班长贺光耀等经常轮流看护我，但也都束手无策。祝连山更是寸步不离，他不停地取来井水，为我冷敷额头，并且执意要我仿效他，把两支体温计同时夹在两侧腋下，还要我嘴里衔一支。我讨厌酒精味儿，不愿含在嘴里，但他不依，而且不停地给我换，三番五次地蘸酒精。按他的经验，没有味就得换。他还说，夹得时间愈长，好得越快，半小时，一小时，他也不让我取出来。我不愿伤害他的热心，也只好顺着他，任他施展治疗。他幸亏不知道有肛门测温，否则也会给我用呢。由于病情的转化，六七天后我体温下降，祝连山便大讲体温计退烧之神效，令我哭笑不得。五六天后，体温回升，他却又怪我不听他的话。从此，每次测体温，他再也不离开我，坚持要给我用三支体温计。医师给我用了一支德国特效药“九一四”，体温下来，再没上去。祝连山比谁都得意，又一次大讲起体温计降温的神效来。 祝连山要出院了。他感激我用体温计治好了他的伤，救了他的命，我感激他用体温计降了我的体温，治好了我的病。 他拉着我的手，掉下了泪，我看着他的脸，也掉下了泪。他走了，我在床上向他挥手告别。他还一再叮咛我：“体温计一支不行，两边都要夹；嘴里那支味淡了就换，时间越长越好…” 这已是1949年的事，没想到1951年深秋，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这对生死与共的战友又相逢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正护送伤员渡江，悄悄与舵手说话。不远处的大船上忽然有人喝问：“什么人讲话？”舵手害怕了，说连长要批评了。接着又是一阵追问，舵手才胆怯地说：“是与护送军医讲话。”那人喊道：“军医是不是姓高？问他认识不认识祝连山？”我喜出望外，猛然站起，大喊祝连山，他这时看见了我，一跃到了小艇上，小艇一阵摇摆，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延安中学转变成医院后，我们师生与伤病员相处中的几个小故事。我本来并不喜欢医学，正是由于伤病员们为革命流血和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我。我在战争的实践中刻苦攻读野战外科，最后于1954年秋在朝鲜战场考试结业，成为一名军医。我长时期为伤病员服务，与他们休戚与共。在解放战争中，在朝鲜战场上，以至在老山前线或在和平的日子里，我都与伤病员情同手足，和他们结下了永生难忘的革命友谊。 （金茂年记录整理） -------- 高耶夫 男，延中十三班学生。原解放军30医院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曾参加西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前线的医疗工作。 80年代，又参加了云南前线医疗工作。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出席志愿军后勤英模代表大会。获“人民功臣”、“军功章”等奖章6枚，荣誉证书一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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