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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之后，我们这些原来延安中学的学生从吊儿沟转移到志丹县古庄科收治伤员。我当时是护士，我和另一个护士冯育劳、军医马五甫三个人是一个医疗小组。 志丹县山区的村子都很小，每村只有一二十户人家。我们负责李渠、窑湾、新窑湾、蔡科峁四个村总共约三四十名伤员的医疗护理工作。 那时，伤员都分别住在老乡家里，吃住由老乡负责，日常生活提倡轻伤员照顾重伤员。我们每天到各村给伤员们检查伤口、换药、打针。初进村时，我们人生地不熟，各家都有狗，咬得我们往往进不了门。后来我们给老乡打扫院子，到沟里去担水，赶上牲口驮水，还给老乡看些小伤小病，渐渐地熟悉了，以至亲如一家人，连村子里的狗也认得我们了，见了我们直摇尾巴。 一天，我们忽然收到所部来的鸡毛信，通知我们带行李回所部。我们立刻按指示向村政府交代安置了伤员，抄近路翻山越岭回到了所部。 一到所部，佟指导员向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敌人乘我主力在陇东、三边作战之机，南北夹攻，向我志丹县扑来，妄图消灭后方机关。我们现在要向东转移，赶在敌人到达青杨岔之前，通过青杨岔。 我们问：“伤员怎么办？” 佟指导员说：“能带走就带走，实在不能带走的就由当地政府负责隐蔽。你看你们那里的伤员怎样？” 我说：“我们和那里的群众关系很好，只要发动一下群众，动员好担架、毛驴，带走伤员是没有问题的。” 佟指导员和所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刘银贵、马五甫和我3人组成一个小组，立刻回李渠转移那儿的伤员。佟指导员给了我们一张草图，标明医院的转移方向，以便我们赶不上队伍时，行动有方向。 我们为了尽快把伤员转运出来，还是抄近路，翻深沟、爬陡崖，到李渠已是午饭以后了。我们先向村长讲明了情况，村长立即召集老乡说明：由于敌情的变化，医院要向别处转移，伤员也要随同医院一块转移，请老乡们多帮助。大家听了之后，立刻紧张地准备起来，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他们按分配，谁家的毛驴转运伤员，谁抬担架，谁赶毛驴，每人都在为转移伤员，各自忙碌着。四个自然村住的很分散，到了全体集合出发时，已是后半晌了。 第二天早晨要到达所部，但人心虽急，天却偏偏作对，没到林畔村，就下起雨来。道路泥得不能走，驴脚打滑，人脚直溜。勉强走到林畔村，雨却越来越大了，不得不避避雨。老乡说：“这种天气，你们不但走不成，下不了山，就是下了山也过不了河。河里涨水，会把你们连人带牲口都冲走的。”没法子，我们只好先住下了，但是我们真是心急如焚，还好，半夜以后，雨渐渐地停了。天刚亮，我们就又起程。 当我们到达古庄科时，已是红日东升，人们开始做饭了。 村里这时冷冷清清的，我们打听了一下情况。才知道医院昨晚就转移了。我们没敢停脚，顺着老乡指的路上了窑脑，只见满山崖都是新踩的脚印，地好像新耕过的一般。好在都是熟路，我们就顺着去镰刀湾的路走去。走到中午，人和牲口都饿了，我们就在路边的村子里做饭，喂牲口。吃了饭没敢休息，又上路了。 为了尽快赶上部队，我们马不停蹄地翻沟过河。当走到一架山时，天渐渐黑了下来。军医马五甫带首毛驴队在前面走，我和刘银贵与民工互相换着抬担架。“风是雨的头”，陕北的天气，有乌云就有暴雨。一时间乌云满天，狂风大作，雷电交加，铜钱大的雨点下个不停。毛驴走得快，已经下山了，我们抬的担架怎么也赶不上。刹时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道路就更看不见了。我们五六个人抬的担架上躺着打蟠龙负伤的张炳才同志。他左大腿骨折，用人字石膏固定着。石膏上到腋下，左下肢只露几个脚趾，右大腿也有三分之一用石膏固定着。全身能活动的地方很少。 狂风卷着暴雨在不停地下着，雷声轰鸣，水在地上流着。 我们再也无法向前走了，只好把担架移到山顶上，几个人蜷曲着身子，守候在伤员身边，忍受着暴风雨的冲洗。 张炳才同志看见大家没遮没挡地被雨淋成那个样子，就说：“咱们不能都守在山头上挨冻。你们能动的先走吧，到村子里去，把我留在山头；反正我是动不了，你们到明天再来接我。” 我们说：“那怎么行？怎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要冷大家都冷，决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 张炳才同志说：“咱们明天还要上路哩！如果弄得都病了，就都走不成了。我反正是动不了，我看还是你们先下山吧！我不害怕。” 老乡讲：“你是为了保卫陕甘宁而负伤的，我们怎能把你一个伤员留在山上？再说你又动不了，来个狼你也没办法。”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不休。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我说：“我看你们几个人找村子去吧！我和张炳才留在山上，有我在，保证伤员安全。” 又经过一番争议，决定刘银贵带三个老乡找村子去，我和张炳才留在山顶上。他们走之前，为了防止山水把我们冲走，就把担架抬到一棵小树下。他们借着闪电的光亮，摸着下山了。 随着电闪雷鸣，雨紧一阵缓一阵地下着，风也凑兴，不停地刮着。张炳才盖的被子因有坑凹而积水，我用抬担架的扁担从中间支了个高点，雨水顺着被子向四周流下去。伤员是遮住了，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地方躲，只好蹲在担架旁边，任凭风吹雨打。时间长了，全身都湿透了，寒风一吹，全身直打冷战，上下牙也不由自主磕个不停。我想，站起来伸伸腰也许好些，于是我站了起来。谁知山高风大，全身阵阵痉挛，身体像扭麻花一样扭转，自己想控制也控制不住，还得蹲下去，那样受风面较小。我这时又检查了张炳才的被角四周是否严实，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振和，你还是下山找村子去吧！我终归是走不动，就在这将就一夜吧。你穿单衣服，在这山顶上又是风又是雨的受不了。我一个人在这儿行，咱们都是当兵的，怕啥？” 我听了我话，心想再苦也不能把伤员一个人扔下。我说： “不行！有我就有你，说啥我也和你在一起，再冷我也能受得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坚持着。 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地停了，但是新雨后，天气也格外冷。我们看到远处山村的灯光，我想，我们与其在山头上挨冻，不如找村子去。我对张炳才说了我的想法，并说：“我背着你，咱们奔有灯光的地方去，那儿可能就是咱们伤员住的地方，虽然远，总是可以走到的。” 张炳才说：“那怎么行！你怎能背得起我呢？况且，我自己除了两只手以外，别的地方一点也不能动。” 我说：“咱们试试，只要你的手搂住我的脖子，就好办了。” 他终于同意了。 就这样，我硬是把他直挺挺地扶了起来，背在背上。他搂住我，试了试，还可以。我们走着走着，突然我感觉一脚踩空，“咚”的一声，掉下了土崖，我的头插到松软的泥土里了，可张炳才仍然趴在我的背上，我俩都是头朝下脚朝上了。 张炳才用手扒土，让我的头露出来。我使劲转着头，把头从土里拔出来后，慢慢地从他的身下爬出来，扶正了他，让他靠在崖边站着。幸好，张炳才没受什么伤，我也仅仅是前额和嘴唇碰破了一点。张炳才说：“再不能向下走了，这一次还好，掉下来是土崖，再向下走就可能是石崖了，更危险了。” 于是我们决定向回走。我又背着他，顺崖边慢慢地向山顶上爬去。我们走走歇歇，终于找到了我们放担架的地方，在寒冷中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拂晓来临，太阳在东方冒头。我们高兴极了。这时刘银贵也带着抬担架的老乡们上山来了。我们抬着伤员向村里走去，进村后，老乡们听说雷雨天我们在山上过了一夜，赶紧烧火，给我们烤干衣服和被褥。吃了饭，我们又上路了。 晚上到了镰刀湾，这是坐落在延川的一个镇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夜，次日天一亮就又走，到双山子吃过了饭，便顺着去青杨岔的大路，向东北方向走去。 正当我们在山顶上朝前走时，迎面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告诉我们前边有敌人，叫我们不要往东走了。我们顺着老乡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黄黄的一片在蠕动着（当时胡匪军穿的是黄军服）。我们肯定了那就是敌人，决定调转方向，改为朝后走并加快了步伐，尽最大努力摆脱敌人，决不能让伤员落在敌人手里。 事情偏不随人愿，当我们刚翻过几个山头后，刘银贵突然病了。他恶寒战栗又发高热，疟疾病犯了。怎么办？不走吧，我们还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走吧！他发烧41℃，也确实困难。我扶着刘银贵在后边慢慢走，他全身热得像一团火，不住地颤抖，还是脚不停步地向前走。我看着他那艰难的样子，决定在山坡上坐下来休息片刻。刚坐下，他就身不由己地躺下了。躺了片刻，他站起身来说：“咱们走吧，前面还有伤员呢。”我们一边走，刘银贵一边在他的衣袋里摸着，终于找到了两颗吃剩下的奎宁，把它放在口里咽了下去…… 我们走下山时，前边的伤员已经在路边的林子里休息了。 我们和村长谈了一下情况，估计这个村子距敌人有20多里路。为了伤员安全，村里派人到山下放哨，我们在村口瞭望。 我们还和村长查看了退路，让伤员和衣而睡，以备不测。幸好，这一晚没发生什么事。天没亮，老乡们说已经给我们做好饭，村长还派了领路人。吃饭后太阳也出来了，我们这支伤员队伍又出发了。 这几天的经历，使我们感到陕北老区的人民真好！他们把窑洞让给我们住，拿出粮食给我们做饭，给伤病员拉毛驴、抬担架、带路、通知情况，真是无话不说，无事不做，使我们这支伤员队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畅行无阻。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就这样，我们和离我们不远的敌人周旋着，有时能听到枪炮声，有时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叫巡检寺的地方。我们正在做午饭，忽然看见后沟里有四五个身穿灰军装的骑马人飞驰而来，他们见我们30多个人在一个院子里吃饭，便冲我们而来，一齐下了马。为首的一位同志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说：“我们是四后方医院的，带着30多名伤病员转移，途中遇上了敌人，现在正不知该上哪儿去呢？” 他说：“我们是总部的。敌人已经过去了。我们去追一后方医院，他们上吴旗方向去了。” 我们告诉他：“前两天我们还和一后方医院在一块住了一夜，后来他们走了，我们没赶上。”我们又问：“我们该怎么办？”他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叫我们先到乌龙堡去找叶参谋长，说他会告诉我们到哪儿去找四后方医院。我们让他们吃饭，他们说：“不了，还有急事呢！”于是他们又上马顺大路向西急驰而去。 我们吃完饭，转而向东走，大约经过两三天的路程，我们来到一个半山坡的村子。那里有许多军人，还有哨兵。他们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干什么的，到哪儿去。我们说，我们是四后方医院的，到乌龙堡找叶参谋长。他们又盘问我们怎样知道的，有什么证明没有？我便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给他们看了，他们这才给我们安排了住处，说他们可以替我们先联系一下，后来又说叫我们明天去见叶参谋长。我想，这张纸条可真重要！ 第二天，我、刘银贵、马五甫三个人被带到一个山窝的林子里，那里有一个由三孔窑洞组成的小院子，里面安静得很。带我们的同志给院里的一个军人说了几句话，那人进窑去，不多一会儿出来了，叫我们三个人进去。我们进到窑里，只见在一个临时用木板搭成的长桌旁边，站着一个穿灰单服的人，他背后的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我们向他行了个军礼，说我们要找叶参谋长，并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给他看了。他说，他就是叶参谋长，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我们向叶参谋长报告了我们的情况。叶参谋长让我们先在这儿住下，等联系好了，再回医院去。这时有电话来，他接完电话后拿了两个小红旗，走到地图前，插在一处，看来电话是报告军情的。我们见首长有事，便告辞了。他送我们到门口，我们一同向他行军礼告别。 我们被安置在乌龙堡前边山脚下小河旁的一个村子里，并在那儿过了端午节。端午节那天，叶参谋长还特意派人为伤员送来了一只羊，一些白布。我们在战争中还过了个丰盛的端午节。 在这儿停留期间，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是我们在延安时多次见到的，一见就认识。我们才知道这个小山窝，原来住的就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前些日子，敌人刚从这里经过呢！蒋胡匪军日夜寻找着我们的总部，我们的总部就在他们旁边，他们却有眼看不见。我们的总部，毛主席，党中央，有着陕北人民真心实意的保护，敌人只能是睁眼瞎。敌人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只能是四处碰壁，而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却了如指掌。 过了端午节，我们接到通知，叫我们到马蹄沟找西北联防司令部，找王司令员，那里会进一步准确地告诉我们医院所在地。因为我们从志丹县出发时送我们的毛驴和担架已经返回家乡去了，我们又重新动员毛驴和担架上路。 由于休息了许多日子，我们每个人都养足了劲儿，急于回部队的心也绷得更紧了。担架和毛驴转运伤员的方法也改为一程一程向前送，再加上有的伤员的伤情因长途跋涉恶化了，要坐担架。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加快步伐，尽早回到医院使伤员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我们沿着大理河，顺着大路向前走，每天早起晚睡，最多一天走120里。伤员同志不论伤轻伤重，谁也没有说过什么怪话，大家一个心眼想早日摆脱敌人的包围，回到医院去。 现在一些人伤情重了，特别是刘国清和张排长，他们都伤在脚上，而且都有骨折，这么长时间骑毛驴，脚肿得老大，伤口直流脓。那时又没有抗菌素，疼得他们实在没法，喝点鸦片酊，但喝的稍多点，又吐的不行。伤员的痛苦，使我们心里着急，老乡也不忍心。为加快行程，我们轮换着抬上伤员飞也似地向前跑，空手的人还赶不上抬担架的。 经过3天的行军，我们到了马蹄沟，这儿是子洲县政府所在地，西北联防司令部也住在这儿。到了联防司令部，王维舟司令员看了我们的介绍信，用电话问好第四后方医院的确切位置在清水沟。我们又返回5里路，终于到医院了。 所里的佟宝山指导员、宁汉戈所长、杜亚非副所长和全所同志迎接了我们。他们向我们和全体伤员问候，并立刻把伤员安置到病房里去。我们向领导汇报了沿途情况。所里、院里对我们能在敌人包围下，把伤员带回来，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受到表扬，立了功，解放日报社戈壁舟还专程来访问。但是我们深深感到，没有陕北人民，没有各位领导给我们及时指明方向，我们要完成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成绩应归功于党和人民。 -------- 薛振和 男，延中九班学生。陕西国棉十厂职工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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