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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围剿”一天天加紧，我们游击队一步步向后山撤退，进入梢林。 茂密的梢林，灌木丛密密匝匝，亭亭玉立的少数白杨、白桦、野杏等夹杂其间。梢林后方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黑魆魆的，俨然一道雄伟峻嶒的黑色屏障。这就是洛河源头，陕、甘交界的乔山主脉。 这里人烟稀少，村落分散，大小村庄都被敌军占据，我们只能隐身梢林。进入梢林的第一天晌午时分，发现敌情。一股敌军约二三百人，顺着山梁下来，边走边打枪，机枪声、步枪声响成一片。我们隐蔽向后撤进梢林深处。敌军翻过三个山头停下来，修筑临时工事，看形势，企图对我们施行长期封锁。傍晚时分，敌军下山进村，我们远远地听见村子里鸡飞狗叫，乱哄哄一片。村里老乡们纷纷跑上山来。 我们在梢林一直等到天黑，才摸下山来，在离敌军驻扎村约五六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下。找到老乡，借了些玉米糁子，煮了一锅粥，一人一碗，狼吞虎咽地吃光了。在窑洞里，草堆旁、晒场上胡乱一躺，呼呼入睡。我刚布置完岗哨，还没进屋，老刘和我一叨咕，认为这里离敌人太近不保险，于是叫醒大家，赶快顺沟直上后山，到柏叶沟住下。后半夜，又从柏叶沟转移到松树窑子。短短一夜，三次转移。 就在我们出村不久，敌军把村子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到黎明，又发起了冲锋，打个半天，才发现村子里空空如也，一个人影也没有。此时，我们已站在十几里远的梢林山头上“观阵”呢。 三个月前的早春三月，依然寒风凛冽。蒋介石反动派燃起内战烽火，敌机整天在延安市区上空盘旋，轰炸扫射，敌人这时已进入崂山至金盘湾一线，距延安不足百里。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所有机关、学校已先后转移，我们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埋东西，填水井，扶老携幼，赶牛抱鸡，疏散至延安四郊。 撤退、离别是痛苦的。依恋的热泪顺着双颊流淌，人们一步一回头地迈着艰难的步伐，告别了延安，告别了宝塔。 战前，我毕业于延安陕甘宁边区师范，分配到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工作。战火蔓延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市、区、乡各级党政干部以及民兵、市民、店员组编成延安游击支队。市长姚安吉任政委，公安局长唐世昌任支队长。在这支战斗队伍中，有我们同班的四个同学：卢嘉谋任二大队政委，高树梓任三大队政委，还有一位参加游击队的战斗采访活动的新闻记者汤洛，另一个就是我。 在这段烽火生涯里，每逢相遇，各叙近况，话题离不开战斗和对未来的憧憬。高树梓对我谈他们三队首战楼儿坪梁时的失利情景；卢嘉谋和我同在二大队，交谈更为频繁，常常研究战斗部署和对策。被游击队员们称作“消息灵通人士”的记者汤洛，每当会晤，他便向我透露报社来信中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其他解放区的战斗状况。战争对我们是一门新的课程，战场是一个新的课堂。 这100天里，虽然深夜袭击，拂晓伏击，但还未曾到战争最艰巨的阶段。如今，大军压境，形势更加严峻。 敌军顺着山梁，像篦子梳发一样，在灌木丛林中来往搜索，盲目地乱打枪、瞎喊叫。我们被迫转移到后山大梢林的边沿地带。 延西地区所有村庄里都驻满敌军。我们前一天没敢出梢下山进村，在山坡上露营一宿，跳蚤真多，咬得我们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和卢嘉谋、何玉林坐在梢林边沿的土坎上，仰望满天星斗，眺望远山，忧心忡忡，揣测着可能发生的情况。 僧多粥少，早饭人人都没有吃饱。饭罢，我们沿着深沟向山梁爬行。沟里灌木稠密，难以钻行，我们就用手扒，使枪把砸，用刺刀砍，硬着头皮往里钻，手、脸、衣服全被划破了，早晨露水打湿衣服裤脚，浸入划破的伤口，针刺火燎般疼痛。 野鸡在近旁草丛中咕咕鸣叫，机灵地在我们面前来回跳动，伸手可及。我们饥肠辘辘，却不能开枪，怕暴露目标。机灵的小吴钻进草丛，在野鸡卧过的处方扒拉了几下，拣出两个野鸡蛋。他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两手一砸，磕破蛋壳，放到嘴边，一仰脖子“咕噜”一声，两个鸟蛋下肚了。几个年少队员见这办法倒不错，纷纷钻进草丛搜寻野鸡蛋充饥。 我们上到山顶，太阳已老高。队员们有卧有坐地在阳坡上晒太阳。有人建议下棋，棋迷老王立即响应。他从林子里找了一根白蜡木棍，剥掉皮锯成小段，在石头上磨平磨光，写上车、马、炮，居然制成一副“象牙棋子”。他们在树下一坐，在地上画个棋盘，便对起阵来，还吸引来了一大堆“长脖客”，吵吵嚷嚷，热闹非常。正处在忧思苦想中的队长被吵得心烦，大吼一声：“注意敌人！”棋迷们才渐渐散开。 晌午已过，派出梢林筹粮做饭的管理员和炊事员双手空空地回来了。两个人噘着嘴，一声不吭，倒在树下。不用问，今天又要饥饿终日了。忽然，不知谁在山坡上发现一棵野杏树，我们立刻蜂拥而去。杏子像纽扣那么大，只有少数才泛黄，多数还是绿的。那个“发现者”已经爬到树上，用力摇晃着树枝，杏子噼噼啦啦落下一地。大家叫着，笑着，抢着。 我拾起一把用衣襟擦擦就往嘴里放，又酸又苦又涩，吃得人直吸气，喉咙发烧，牙齿发软。 “唉！要是在家里多好呀！这时候，坐在炕上，媳妇早把粽子和炸油糕端上来了。”有个队员一句话，引出一顿“精神会餐”。这个说他家的稠酒做得香甜可口，那个说他家的碗砣蒸得光滑细嫩，又有一个时：“新麦收后，宰头羊，吃一顿新麦面馍馍炖羊肉，那才过瘾！” 端午节后第二天，村长担着一个挑子上山进入梢林寻到我们，说他挑的是枣园村乡亲们送给我们的端午节礼物。还说，村里老人们时常念叼着游击队：“过节了，咱们那些孩子们怕连粽子也见不着，要想办法把粽子、油糕送些去。”于是这家一碗，那家一盘，汇集了一担，还凑钱买了两条烟。谁知那几天敌情正紧，送东西的人寻了两天，没找到你们。村长说着，取出筐里的食品。大家一看，让人太伤心了，粽子发酸了，油糕长了白毛，眼巴巴地看着就是吃不成。只好将两条纸烟分开，一人几支。会抽的，不会抽的，每人嘴上都叼了一支“四美德”牌香烟。 端午节过后，敌军暂时停止了搜索。这天，我买了两只鸡，称了几斤白面，到后山的柳沟去探视疏散隐蔽在深山小沟群众家里的几个病号队员。 村子很小，村边山腰半崖上只有几孔土窑被树木掩映着，一片沉寂。两旁山坡上长满灌木丛，沟中间一条小溪潺潺地流过，山花烂漫，鸟语花香。这倒是个休养的好地方，不到跟前不会发现这里住有人家。几个病号住在窄小的窑洞里，除一盘土炕外，别无其他家具。炕南地下，放一只破瓷盘，不知是脸盆还是什么。 我走进窑门，只见一个病号躺在炕上，一个坐在炊边，身着棉絮败露的破袄，骨瘦如柴，面孔黑黄，两只眼睛大得吓人，没有一点光泽。他们一看见我，像分别多年的亲人重逢，亲热异常。我紧紧地握着他们枯瘦无力的手，心里不禁阵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我代表支队向他们表示了思念和慰问之情。他们急切地询问队里的情况和各位战友的安危。当话题转到他们的病情和生活时，顿时，死一般寂静。良久，高佰从缓缓抬起头来。 他原是边中三队的学生，战前任中共中央所在地枣园乡政府文书。他说，撤出延安不多日子，区委书记姚锐身染伤寒，卧床不起，派他护理。驻地离延安不远，各方面条件还好。有毕光斗医生诊治，还能托人去高桥镇买药。没想到他把姚锐的病护理好之后，姚锐却投敌回城，他自己则传染上了伤寒。 毕光斗医生也投回延安了。他们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只能硬抗着、拖着，幸好老乡们好，常照顾他们。这些天，敌人围剿得紧，白天老乡把他们背到梢沟里，放下一块黑面饼和一罐水，晚上再把他们背回村。整天藏在山窑里，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他悲痛地说：“看样子，我是难以活着回延安了。 你们回延安后，一定到我家看看，照顾一下我的老娘。”说着他哽咽起来，眼泪直流。我也无词对答，只有陪他流泪。 另一个病号王耀堂是上海一家纱厂的工人。他是抗战初期到延安的，这次病后和高佰从住在一起。开始他还处处照顾高佰从，后来自己也躺倒起不来了。但他比较乐观，谈到队里工作，他还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不知不觉，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站起来向他们告辞，紧握两人发烫的手，只能低低地说一声“再见！”眼泪又无声地流下来。战争中的告别，很难说何时能够再见。 回到支队部，我向支队政委姚安吉汇报了高佰从和王耀堂的病情及困难处境。他即刻决定派原来枣园乡乡长杨成福前去专职护理。 敌情一天天吃紧，从保安（即志丹）下来一股敌人，据说是两个旅，从延安也下来两三个旅，连同延安、甘泉等地的驻军，总算起来敌人有八个半旅，对延安四周的游击区，摆开一个扫帚形阵势，横扫过来。昨晚我们二大队在后面曹玉休息了一会儿，今天一早上山，又进入大梢林隐蔽。中午，我躺在一棵树下，朦胧中听到一大队队员魏兴汗的声音。我坐起来，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这小伙子，哪去啦？”他一句话不说，灰溜溜地坐下。我发现他一脸惊慌，脸上还沾有泥巴。还没等大家细问，他就着急地讲起来：“敌军逼近了，支队部全体人员临时编成几个小组，分散隐蔽，我和罗伯年、赵驴驹、甄士杰分在一块，藏在灌木丛里。敌人捉住些老百姓，一个个拷问游击队在哪儿？一个小姑娘被敌人拷得顶不住了，只好说：‘都在山上梢林里。’于是敌人便分成几股，漫山遍野地搜寻，还嗷嗷乱叫着。有几个人产生恐惧动摇情绪，提出迟早总是个死，不如把枪埋掉，等当俘虏，保全性命。大家都不同意，说：‘要死也得拼他两个！’敌人逼上来，离我只有几步远，看得清清楚楚的。我才下决心跑，敌人发现后又追，又叫，又开枪，我什么也顾不得，连跳几个崖，翻了三座山、四个沟，才找到了你们。” 听完这番话，我们都唏嘘、叹息。大家这时凑了些干粮、冷水，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支队部到底怎么样？每个人都忧心忡忡。 3天后，确切消息传来了。支队部和三大队那天被敌人冲散，周家福被俘虏，炊事员老李光荣牺牲，其他人已陆陆续续返回，现在已集合起来。6月30日，支队部召集各大队队长政委会议，研究决定：留下唐世昌支队长带10个人的武工队，原地坚持斗争，全支队突围转移。第二天傍晚开始行动，连夜急行军，突围出来，我们支队离开了延安西郊梢林地区。 -------- 薛可 男，边师一队学生。曾任青海省省委委员，省科委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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