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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我从延安保育院小学毕业升入延安中学学习。入学不久，蒋介石向延安发起进攻。由于战争的需要，延安大学和中学部一些年龄大的同学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上了前线；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同学，不能立即参加战斗，便由校长和老师带领着在陕北与敌人兜圈子，过上了边转移边学习的战斗生活。几个月的辗转行军生活，同学们感到十分疲劳。一天傍晚，我们来到绥德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校领导决定在这儿休整几天，我们班暂时住在一家老乡的库房里。库房的地上堆满麦秸和杂物。我们10多个男女同学和老师一起把麦秸平摊在地面上，打开背包就地和衣而卧。屋内因长期无人居住，阴暗潮湿，发出一股股霉味。蚊子嗡嗡乱飞，跳蚤也多。我们实在太累了，也管不了许多，躺下不多久，就打起呼噜来了。睡得正香甜的我们，突然被一阵“汪、汪、汪”的急促的狗叫声惊醒，同学们立即警惕地坐了起来。 凭经验，多半是有情况。我们再也睡不着了。不一会，王校长急匆匆地跑来通知各班，立刻做好出发准备。原来，敌人已向我们这个方向逼近，为了避开敌人，今晚必须急行军。同学们立即打起背包，静悄悄地又出发了。为了防止有人掉队，后面的同学抓住前面同学的背包带，每人右手拄着一根木棍，一个紧跟一个地沿着崎岖的小路迅速奔走。漆黑的夜晚，四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抬头只见天空点点繁星，在向我们眨眼。 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带着潮气的晚风，一次又一次地吹干了我们额头上的汗水。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前进。起初大家精神还饱满，行进速度也很快；到了后半夜，只觉两腿发重，头脑昏沉沉，上下眼皮像涂了胶水一样往一块粘，想睁也睁不开，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忽然前面传来“唉哟”一声大叫，原来一位同学摔倒了。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醒了，后面的同学扶起摔倒的同学，继续前进。但一静下来，有人就又重入梦乡。老师见同学们一个个疲愈不堪，感到心疼，只好每隔半小时，休息5分钟。每当前面传来“休息”的命令时，我们都恨不得立即躺在地上美美地睡它一觉。 老师怕同学睡着了受寒生病，就挨个小声呼唤：“千万不要睡觉呀，同学们，打个盹就行了。”就这样，一个晚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好不容易盼到天亮。随着黎明的到来，睡意渐渐地被逐散，大家又精神起来。老师要求我们趁早晨天气凉爽，加速步伐，多赶些路程。不一会儿，我们走到一个盘山道上。 这时，驮着满满的物品的十多头小毛驴，从后面赶了上来，同我们相伴而行。忽然，飞机的嗡嗡声由远而近，随即两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同学们立即在路边找地方隐蔽起来。这时，和我们并行的那些毛驴，被飞机的吼叫声吓得大声嘶鸣，乱蹦乱跳。敌机似乎发现了目标，猛然由高空俯冲下来，在离地面十多米的地方猛烈扫射，地上冒起一大溜烟尘，而后敌机又像蹿天猴似地飞上高空。运输队的驭手们，赶忙用力把牲口往附近树林中赶。毛驴却不听指挥，拼命地蹦，乱作一团。敌机走后，我们仍趴在地上不敢起来，生怕飞机再返回来。王校长面带难色地走了过来，高声向同学们讲道：“孩子们！我们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是想把敌人甩掉，可是，方才得到可靠消息，敌人仍跟在我们后面，离这里只有10来里地。”停了一会儿，王校长接着说：“这些天来，大家连续行军，已经够累的了，但我们不能为躲敌机而耽搁了时间。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父母把你们交给了学校，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我们宁可死在敌机的轰炸下，也绝不能当俘虏！”王校长扫视一遍大家，语气十分有力地说：“同学们勇敢一点，打起精神来！我们决定立即改变路线，加快速度，甩开敌人……”王校长的一席话犹如清醒剂一样，使我们顿时清醒起来，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大家一轱辘从地上爬起来，精神抖擞地继续向前走去……我们感到两腿格外轻快，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终于脱离了危险区。 1947年夏天，我们几十名男女同学和老师一起被分配到第四后方医院参加护理伤员工作。那时，我才只有13岁，和另外一位女同学分在同一个病房。记得我们第一天走进病房时，心里特别害怕，因为长这么大从来还没见到过这么多裹着头或包着躯干四肢的伤病员。有些重伤员处在昏迷状态中，还有的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炎热的夏天，太阳像火盆一样在我们头上烧烤，汗水不住地流，我们宁愿光看头站在门外晒太阳，也不敢走进病房里去。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屋内一位伤员呼唤我们：“小鬼！小鬼！你们怎么还不进屋呀？外边太热了。”我们好像没听到似的，也不敢吭声，仍然傻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不一会儿，另一个伤员发话了：“小朋友！进来吧！你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参加工作多久了？你们有多大了？”这一系列的问话提出后，我们犹豫了一会，蹑手蹑脚地走到伤员们面前，头也不抬，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们刚由保小毕业到延安中学，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无法上学，只好跟着学校转移，一边行军一边上课……”听到我们是从延安来的时，几个轻伤员立刻坐了起来，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原来也在延安工作，撤退后我们上了前线，为保卫延安在战斗中负了伤。”接着他们七嘴八舌，以赞誉的口吻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年纪虽小，资格却挺老的，是小小的老革命嘛！” 随后又问道：“你们的父母呢？为什么这么小就参加工作了？” 我们说：“爸爸妈妈都是革命干部，有的人父母牺牲了。我们自幼就在革命队伍中长大，上学后就离开了父母。”听了我们的回答，伤员们倍加亲切地抚摸着我们的小脑袋对我们说： “原来你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咱们共同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解放全中国而战斗。我们养好伤后一定重返前线，早日消灭蒋匪帮，使你们早日回到父母身边……”他们接着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起战斗的故事来，有的还详细谈了自己负伤的经过。渐渐地，我们觉得他们就像自己的父兄一样和蔼可亲，再也不觉得生疏害怕了。 由于我们年纪小，不能为伤员们做更多的事，只是给他们打打饭，端端便盆，为少数重伤员喂饭，有时还到附近小河边给伤员们洗衣服以及敷绷带等等。有时看到他们换下来的衣服和绷带上爬了许多虱子，我忍不住落下泪来。他们是为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光荣负伤的，有不少同志落下终生残疾。想到这些，我们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满怀爱戴之情。我们更加乐意细心周到地为伤员们服务，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加倍努力学习医疗护理知识，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让伤员们能尽早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当我们和一批批治愈的伤员握手告别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深为自己能对革命战争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而感到欣慰。 行军途中最怕生病，一来是行动困难，二来是那时医疗条件很差，学校医务室除备有红汞、碘酒、酒精等一点外用药之外，内服药只有阿斯匹林、甘草片、小苏打、抗菌素，就数磺胺最高级了，而且量也很少。因此，同学们常有两句口头禅：“头痛发烧，阿斯匹林一包。”“阿斯匹林托土散，又治咳嗽又治喘。” 记得我们行军到山西临县一个小村庄时，班里一位女同学突然病了，全身寒战，冷得上牙打下牙，我们给她盖上几床被都不管用。不久，她又开始发烧，体温高达40度以上，两只眼睛都烧得通红，然后就出大汗，全身无力。第二天又和正常人一样。医生诊断患的是疟疾，但没有药治疗，束手无策。同学们都为她着急。眼看这位同学一天天消瘦了，隔一天发一次病。俗话说：“有病乱投医。”同学们也为她到处询问治法。有一次碰到村里一位老大妈，她对我们说：“有一个土办法可以治‘打摆子’，你们不妨试一试。在初发病时，刚一开始发冷，由两个人把病人架着满山跑，见到杨柳树就让病人抱住树干反复念叨：‘柳树呀柳树，我的打摆子病不再得了，给你得吧！’如此不停地奔跑，不断地念叨，直至病人出一身大汗感到不再发烧为止。回家后多盖几床被子，多喝一些水，睡上大半天，病就会好的。”我们听了之后，也半信半疑。后来一想，反正不费什么劲，又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法，不妨试试看。当时就由我和另一个女同学挽着病人的双臂，后面还跟着一个同学换班，在一个小山上来回跑了好几圈，两个多小时后，病人出了一身大汗，也确实不冷了。回到宿舍后，蒙头大睡。没想到，一觉醒来，病果然好了，直到现在没有再复发过。那位女同学今天还在北京工作，我们见了她时，还打趣地说：“是柳树给你治好了‘打摆子’，你应该好好感谢柳树才是呀！” -------- 王月梅 女，延中十八班学生。后勤学院门诊部副主任医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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