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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这家据说在深圳属于“元老”级别的婚姻介绍所，不知怎么就有点惶惶然。 婚介所设在邻近深南路的一家小宾馆的二楼。宾馆一楼大堂正在装修，两名工人在焊接铁条，焊花一朵朵迸射而出，刺得人眼睛有些疼。我们小心翼翼地躲避过那些瞬息即灭的焊花，走进了这家简陋的婚介所。窗外阳光灿烂，正是八月下旬天气炎热的正午。婚介所内，一派繁忙景象。访客不断，人声嘈杂，与窗外的气温、一楼的电焊花一样热情高涨。 在这个夏天，我到婚介所来征婚，有两个原因：一是自身也想来看看，不想让岁月在指缝间蹉跎而过，希望借“月老”的红线能够结束“单身贵族”的生活；二是源于一个闺中好友对婚介所的投诉。她在13个婚介所征婚已达1年，花了5000元钱交会员费，先后做了13个婚介所的会员，最近，她发觉上当了。她说，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那些婚介所内，端坐的都是骗子。 征婚，通往婚姻殿堂的多种道路中的一条辅助性支路，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在婚介所成为男女扩大社交面的中介机构以后，征婚及其婚介所曾一度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多次给予肯定的评价，在深圳这样一座移民城市里，你真的不容易遇见你所喜爱的另一半，如果，有一个以爱为本的中介机构为你搭建“鹊桥”，有谁会去在乎那点点“介绍费”呢？况且，作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也需以盈利维持日常开销嘛，毕竟，天底下没有赔本的买卖。我想，即便有人用征婚牟利，也不过是“温柔一刀”，不至于太离谱吧！ 刚巧，《企业市场报》记者老陆的一个朋友，在征婚中也曾屡屡受骗，交了许多钱也受了许多气之后，把婚介所的黑幕告诉了老陆。老陆决心一探个中秘密，与我一同去“征婚”。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亲自尝一口，真实地了解这一特殊市场，撩开婚介所温情脉脉的面纱。 临行之前，我们商定了一个下午，决定隐瞒记者身份，在外以堂兄妹相称。我提议用百家姓中的第一大姓为我们的姓氏，化名为赵强、赵敏这类普通的名字。 婚介所大堂内没有空调，显得十分闷热。约15个平方米的大堂内，左边放着三四张办公桌，每个桌子旁坐着一位笑容可掬的年轻小姐，个个一副精明过人的模样。我们走进去时，谈笑间的小姐们忽然噤声，对我们行“注目礼”，令我们感觉颇有些“隆重”。赵强随意在第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未语先献上一片笑容。 “先生，是不是想找老婆？” 赵强笑着点点头。 “对啦！对啦，来这儿就对啦，我们这儿就是为你找老婆的。” 赵强笑笑不语。 “先不忙，看看我们的资料吧！”那女子有一张圆圆的脸，翘翘的鼻子。她从桌底抽出一本厚硬壳的公文夹，逐一翻开，各种女子彩色照片倩影在眼前急速闪过。“不过，不知道先生喜欢哪一种类型？清纯型的还是性感型的，成熟些的还是嫩些的？这样吧，可否先填表格呢？” 赵强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征询我的意见。我想看看戏剧故事如何发展，佯装热乎他对他说：“大哥，你都快奔40的人了，还不快找个老婆？省得你老娘整天骂你！” “那你也别晃悠了，”赵强反过来将了我一军，对桌后小姐们说，“我这个老妹呀，总是天马行空，都三十的人了，还是钻石级别的女王老五，只要你们帮她找到一位婆家，多少钱我也舍得花。我一定还包一个大大的红包给你们。” “来我们这儿，这就对了——”这时，从里屋箭步闪出一位年届五十的大妈，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我们开张4年，不知已经成功介绍多少对了，红包也拿过上万元啦，你去问问，谁不知道我们这儿？会员超过4千人，哪家有我们这儿这么多的资料，那都是我们五六年的辛苦啊！” 大妈是个东北人，说话极具煽动性，眼看一单生意到手，兴奋得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刚说开张4年，转眼兰州拉面般拉到五六年。不用她再动员，我们的赵强已经行动了，开始认真地填写登记表格。除了假名以外，他填写的籍贯、学历、身高、体重等都是真实的，填到“工作单位”与“财产”一栏时，不禁有些犹豫。 我对他说，就写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吧，反正你的实业公司不赚钱。在我们假意“商讨”之际，负责接待我的丹凤眼女子甚感兴趣，对我们说的每个字都不放过。“我问这位大哥，你家中有没有车？”丹凤眼问。我看了赵强一眼，给了他一个暗示，说：“大哥，你说，你刚刚卖掉的那辆本田还算不算啦？我们最近的新车还没有到岸。”丹凤眼一听就两眼放光，热情洋溢地建议：“唉呀，唉呀，有车就说嘛，这不是有车是什么？写，写上去。”赵强瞪了我一眼，似乎有责怪之意，我假装看不见。 在登记表格里，有一栏是“对对方要求”，需要填表人详细地标明你所希望的对方身高、体重、月薪、兴趣等等非常实在的内容。旁边一张桌子上，一位先生也在仔细地填写这一栏，我倒转身子斜瞥了一眼。当我看见，他填写的“身高在1米60以上，体重不超过110斤，月薪不少于3000元”等字样时，不禁伸了伸舌头，没想到有人对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么具体的硬性指标，这和我想象中的爱情婚姻相差甚远。这边厢的赵强怔忡片刻，大概也不知怎么填写，刚想落笔，丹凤眼又叫了起来：“对对方要求不必太苛刻，关键是人好！”她看我们瞪眼看她，又强调说：“在深圳，男女最需要的就是有爱心、善良，有责任心！”这话讲对了，看来，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懂一点婚姻心理学。赵强说“好吧”，表现得极为“宽容”，在要求对方栏里只填上“心地善良”四个字。 面对眼前的表格，我沉吟片刻，决定除了化名和单位外，尽量真实地填写。工作单位改成了广告公司。职务嘛：副总经理，自封的。在对对方的要求中，特别强调“会英文，懂电脑”等时髦内容。 填完表后，我们被请进里屋看资料。里屋坐着两个小姐，靠墙的柜子上摆着一本本的活页夹。一位小姐告诉我，尖子里都是征婚者的资料，我们翻查到合意的人选，就可以由婚介所代为约见。我找了张凳子坐下来，拿过一本活页夹来翻找。拿活页夹的手竟然有些颤抖，这是让我们与一大批没有谋过面的单身异性，进行无声的对话，面对的是照片或姓名后面陌生而鲜活的生命。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刚走过婚介所时我为什么有些惶惶然。 这家婚介所共有男女资料17大本，每本内插《婚姻登记表》大约180张，60％登记者没有附上照片。男土资料只有5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深圳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我翻开资料，由于感到新鲜和好奇，开头还一张张仔细地看过去，看了三四份以后，阅读的兴趣潮水一般退了下来。在这些表格里，看不到任何闪现个性色彩的记载，只觉得都差不多，每一份都那么空洞和浮泛，肉麻与功利。为了不让这些文字符号将我催眠入睡，翻看的速度已不是一目十行，而是拒绝观看，只是机械地打开资料夹，又木然地合上搁在一边。 “小姐，”负责接待我的丹凤眼小姐，大概看出了我的厌倦，转而建议说，“我觉得你条件不错，气质也好，干脆看看我们的‘海外版’吧？”我刚反应过来，她已递给我一本“海外版”。我这才搞清楚，之前让我看的，是“国内版”。 翻开厚厚一本“海外版”，满目都是港、台、澳门、美等外籍人士，尤以经商者居多。各色男人背景衬着国外的建筑，露出友好而精神的笑容。我粗粗翻了翻，发觉“海外版”的男士大多是年龄偏大者。我“看中”了其中3位人士，一位来自台湾（我偷偷记下他的手提电话），一位在本埠证券业做涉外翻译，另一位是澳大利亚籍华裔。赵强在我的指导下，也挑了3位至少在照片上看起来心地善良、长相较好的女子。 “好吧，欢迎你们入会！”小姐们热情高涨，紧接着丹凤眼紧追不舍地叫我们交钱：“我们今年的会费较去年提高了，由原来的388元改为399元。只要你交上会费，我们就在一天之内安排你们想见的人给你见面！” 似乎很美好，想让照片后面的男人走到台前来见见面，只需花费399元即可。我问，要是双方不中意呢？接待赵强的翘鼻子小姐许诺说，她们这儿至少还有四五千位会员，男性有2000位左右，可以一直让我们找到为止。赵强留了一个心眼，指着一张女子相片说：“将她约过来，我就给你们钱！” “成交！”翘鼻子小姐的尖鼻头显得生动而可爱。 “那我也这样吧，一有消息，就通知我们。”我指着那位澳大利亚籍男士的名字，对丹凤眼说，先不交钱，约见时再交。 当我们交上登记表（照片未带，自然未交）时，赵强忽然意识到，登记表上的字体好坏，直接影响对方未见人之前的第一印象，竟然要过一份新表，不厌其烦地用隶书一笔一笔地重新填过，还说我的字体不漂亮，也由他重新抄写一份。 我们此番目的，除了查访婚介市场外，说真的，也真希望婚介所能发挥作用，帮助我们成功。从老陆一笔一划的认真书写中，看得出我们在寻找另一半生命时的那种真诚。 第二天上午10点半，在报社，老陆找到我，神秘兮兮地笑着说，昨日他指定约会的那位女子已经让婚介所“约”到了，翘鼻子小姐打电话给他，约定双方在晚上7点钟见面。 “为了一睹红颜，你得掏钱啰？”我调侃道。赵强得意地一笑。我也很高兴，希望凭借婚介所的东风，吹开钻石王老五婚姻的花朵。 我立即找出偷记下的台湾男士的电话号码，怀着朦胧的希望打过去，却是一个已经暂停使用的电话号码。搞什么鬼？我立即拨通婚介所电话询问。 丹凤眼反倒埋怨起我来了：“我说赵敏小姐，你怎么私下里将我们的资料抄走了呢？小姐，对不住，为了客户的隐私和利益，那上面的电话大都改了号了。你要是交了钱，我们就给你一个他在台湾的电话号码。你看这样好不好？台湾的那位已回台探亲去了，只要你过来交钱，就可以认识另一位台湾男友。再说，证券人士和澳大利亚男士已经找到了女朋友，很抱歉，你已经晚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台湾男子准备介绍给你，你过来交一下钱，看一看人吧，他就住在我们宾馆的楼上。” “可是，”我有些气恼，说出一个电话号码就值399元，世界上有这么昂贵的电话号码咨询费吗？对不能约见那个证券界人士与澳大利亚籍男子，我耿耿于怀，责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名花有主’的人的登记表收好，存起来，反倒用他们的条件来吸引其他征婚者？” “他们还未结婚，也许他们拍拖后又分手呢？”对方的反击使我一愣，噎得我说不出话来，只有沉默。电话那头，她依旧热情有加：“你亲自过来看一看吧，这个台湾人的条件很俏，再不来，他就被别人抢走了。” 中午12点半，我再次来到婚介所。我承认，这是一种诱惑，我要是不来亲眼看看“俏”台湾人，我会后悔的。还是那个丹凤眼，先是满脸堆笑，笑得两眼的距离拉得更开，眼角更往上吊，随后满怀歉意地说，台湾人出门吃饭去了，刚刚还在，要我先交钱，也许半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 “哎，你怎么把我的‘老公’又介绍给别人？”接待大堂内，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短发小姐忽然惊叫起来，十分惊恐地盯住我。丹凤眼随即“开导”那位小姐：“让她看看也没关系，也让人家男士做出选择吧！” 我这才搞明白，我和短发女子要见的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短发”已经抢占了先机。也许情场如战场，没有什么游戏规则。我对她友好地笑了笑，谁知人家不吃这一套，只是把我当成“情敌”看待，哼了一声，远远地离开我，对我怒目而视。 我只当看不见，耐心地等着。半个小时过去，神秘的台湾人还未露面，我有些不耐烦了。又过了1个钟头，当时钟指在下午2点15分时，我腾地站起来，准备离开，对丹凤眼说：“假如台湾人回来了，能否再跟我联系？”丹凤眼一脸抱歉，柔声细语地安慰我说，他的确是住在楼上宾馆里的，刚来3天，是来找老婆的，想把他在台湾的所有业务转到深圳来。他想找的，就是一个既能出得厅堂又能入得厨房的贤内助。她瞄了一眼远处的短发女子，压低声音说：“真不巧，今天上午他都在我们这儿，我们给他介绍了好几个，他都不满意。我想，你的素质高，也许你们有缘。”我承认被吊起了胃口，给她留下了手机号码。她眉梢一场，向我保证，下午4点左右一定会和我联络。 我出门的时候，那位短发女子还在痴痴地等待台湾人。 我下到一楼大厅，昨天就曾打过照面的大妈，喜笑颜开地冲下来，留住了我，热情万分地拉着我的手，神秘地说：“现在就有一个条件非常好的人，是韩国籍商人，懂英文和白话，是常驻深的办事人员。你想不想见一面？” 我点点头。她要我马上交会费，一俟成为会员，就可以终身享受被介绍与介绍给别人的“权利”。这是一个商业运作的社会，我照规定付了399元钱。那种感觉，仿佛领到了一张曾经盼望过的通行证，或者说被领到了一个幸运的大门口。 大妈拉着我的手，一直走到大堂尽头的小房间。小房间没有门，只有一块看上去有些肮脏的布帘子。布帘子一拉开，里面一位身高不超过1米70的小个子男人，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慌慌地站起来迎候，神情有些猥亵。这就是韩国人？大妈给双方介绍了一番，赶紧抽身而退说：你们聊聊吧，看得上，就自己约会。我是多余的“第三者”了，我不管你们了。 就像是一种买卖，我被推到了台前。“韩国人”穿着打扮与港人差不多，操一口非常流利的粤语。他先递了一张名片给我，名片上的头衔是香港某商行的老板。说要赶3点整的火车回香港，家中的生意正忙。还未等我说话，就仓皇出逃。 这是一场多么蹩脚的骗局！奇怪的是，明明有预感，甚至事先就知道，为什么连我在内，竟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会上当呢？懊悔的同时，我又能说什么呢？你说，别人欺骗你，那么，昨天，我们填表格，自己推销自己，又有几分是真实的呢？我们尽拣好的写，甚至自封“副总”，人家当然顺着你虚荣心的杆子往上爬。征婚者倘若上当受骗，首先需要反省的还是自己。 整整一个下午，都没有一个接待小姐呼过我的BP 机，没有人告诉我，那位台湾男士的消息。我想，这位台湾人士可能也是子虚乌有的吧？唯一的解释就是，我的会费已交，他们在我身上已经达到敛财的目的，用不着也不会再理会我了。 晚上赵强去“相亲”，也很惨。他交了钱之后，“相中”的那位小姐倒是如约来了，只是，让人奇怪得很，她与那位翘鼻子小姐似乎很熟络。后来，赵强与她的交谈中，终于探明，她与婚介所的老板很熟，经常帮人相亲，看起来应该是个“婚托”。 可怜的赵强心灰意冷，翌日一早，他打电话给我说，实在不相信那厚厚的一叠征婚资料，再也不想征婚了。 他另有采访任务，不能与我共同作战，祝我隐性采访与征婚相亲双丰收。 在随后等待的一个星期里，婚姻介绍所没有任何人联络过我。情况愈来愈清楚，我与赵强又一次让他们实现了商业价值，随即都被他们夹进了卷宗，闲置高阁。 我是不太注意报纸中缝的，那天，偶然发现某大报中缝内，刊登了数量相当多的征婚启事。我数了数，共有23颗寂寞的心，在利用现代传媒喊出自己的渴望，这倒是个跨越婚介所，自己“解放”自己的好办法。 23人中，多数为成功人士。如：年轻富豪、有钱靓女、45岁成功男士、英俊商界奇才等等，看得眼花缭乱，仿佛深圳优秀男女都患了单身求偶的饥渴症。只是有点不解，既然如此富有，为什么仅花区区几百元登一条中缝广告？他们为什么都笨笨的，不会向那个女演员学习，也来个“十万元征婚”，坐收渔利？ 这样分析下来，仿佛其间有什么秘密。为了探个究竟，我按照中缝上的广告，拨了一位“成功男士”的征婚电话。电话打过去，占线。再打，还是占线。我不厌其烦、不屈不挠地连续拨了40多分钟，终于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万万想不到的是，接听电话的竟然是某婚姻介绍所的接待小姐。是偶然的相撞，还是预设的玫瑰陷阶？我耐住性子，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打完了23个电话，花了我许多的市话费，真要命，23个“优秀”男女的后面都是婚介所！ 我决定循着某位男士的藤，摸一摸婚介所的瓜。这位男士的情况是：38岁，1.80米，深户，硕士，海内外有公司。婚介所的小姐声音热情甜蜜，让我把自己的条件说出来，并要了我的联系电话，声称会把我的条件转告对方，看看对方有没有兴趣，假如有，就让我们见面。那时候，我必须去婚介所交钱，没交钱之前，她不会把“成功男士”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她说，半个小时之后，再与我联络。 我已经学精了，口口声声表明绝对有诚心，只是必须在看到“成功男士”之时，才会交钱。双方交涉了一番，在我坚持之下，那位小姐只有让步，答应由她安排，让我们晚上7点45分在阳光酒店的大堂内见面。当晚，我准时到达阳光酒店，接待小姐果然按电话里说好的那样，一袭红衣，手拿一支红玫瑰，在大堂内焦急地等候。我有些失望，她的身旁并无男士。 不悦写在我的脸上，接待小姐马上道歉。小姐一口悦耳的北京话，但从尾喜听得出她是东北人，准确地说，是黑龙江人。她一副人高马大的身板，言谈举止却相当机敏。她强调，那“成功男士”今天晚上必须紧急过港谈生意，他是有诚意的，特意委派他弟弟代哥相亲。 呜乎哀哉，我忽然悲凉起来，我们的婚介所就是这样急功近利的吗？为了赚你一点相亲费，就这样连哄带骗地要花招，把你带到岸边开满红花的沼泽地前，让你不由自主地走进去，陷入泥潭。 我兴味索然。“成功人士”的“弟弟”就坐在我们的沙发对面，完全是广告上诱人条件的“缩水版”，身高不到1.70米，全没有成功后的自信或自得，倒是态度和蔼可亲，努力扮演着幕后导演分派给他的角色。他说，他和哥哥合开一间公司，明天他哥哥就回深圳，大家一块去喝茶。我还没表态，东北姑娘在一旁拽拽我的衣角，把我拉到一旁，压低声音，叫我交钱。她说她们婚介所的价格较平，只需交380元即可。 我表示“货不对板”，不能交钱。任凭东北姑娘磨破了嘴皮，也没有用。她不得不表示，可以将明日在报缝中刊登的另一位“成功男士”介绍给我，这回确有其人。这也等于承认，坐在此间的“弟弟”与没有影子的“哥哥”都是诱使别人去敲打婚介所大门的砖头。她再三强调，如果我不交钱，就不能成为会员，明天是否能让我见到那位男士，因为她不是老板，也就很难说。她发誓说：“你可不可以先交上会费，你看上明天那一个，当然大家都好，即使你看不上，我保证再继续给你约见，一直约到你相中了，或者，”她咧嘴一笑，“你心烦了为止。” 这一笑，露出姑娘的顽皮与真诚。好吧，再做一回冤大头吧。我交了会费，她掏出包里的收款收据给我。我也没答理那“弟弟”，径直离开了阳光酒店。 第二天，我忙着写稿，忘记了头天晚上的事情。下午，突然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说是婚介所介绍的，想在晚上见我一面。我敷衍地听着，什么也没有说，他却自我介绍：1.73米，36岁，本科，深户有房，国企管理。 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金庸书中的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决定还是去看一看，谁要我是单身女人呢？万一真是一颗“革命火种”，我不去，岂不是辜负了“组织”的栽培？ 接头地点选在上步麦当劳门口，时间是傍晚7点30分，方式是两人手中都拿着一份当天的《深圳晚报》，接头暗号是： 男：“请问，你拿的是什么报纸？” 女：“反正不是《参考消息》。” 男：“有‘非常男女’的新闻吗？” 女：“只有‘玫瑰之约’的旧闻。” 在那个地点，那个时间，我看见一位身高绝对没有1.73米的矮小壮实的先生，手中十分夸张地拽着一份当天晚报，特务一般地东张西望。我远远地望着，狡黠地一笑。我手里没有拿晚报，从他身旁走过好几次，竟没有丝毫相识的欲望。 5分钟后，在街对角打他的手机，告诉他，他要等的人，因故不能赴约，非常抱歉。那男人在灯火迷离中转身离去。有些失望的样子。我觉得惋惜的是，我设计并暗中背诵多次的接头暗号，并没有在这个都市的灯光下登台献演。 三天后，婚介所又给我介绍一位35岁的男人，本科，本市某房地产公司部门经理，深户。 在东方新世界百货门口，我与婚姻介绍所安排的第4位男士见面。他穿白色的poLO牌T恤，深蓝色棉质长裤，身高1.78米，眉宇还算清秀。 他算健谈的一个，也还坦诚。他承认自己为上班一族，离成功还遥遥无期，他的条件当然没有征婚广告中所谈的那么好。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哥哥嫂嫂在英国留学，家中他最小，也最无用。平生最辉煌的一页就是一个人来深圳闯荡。他认为自己很弱，干什么事情都背运地很，就连进深圳的招干考试也比别人难一些。第一次没有复习，考了个不及格，没办法进户口。第二次复习得不错，上午参加考试还考得特快，走得特早，下午一到考场，突然发现自己上午的考卷被监考老师遗忘了，竟然还留在桌子上。第三次考试经过招生办主任特批，考了个70多分，总算有了朝思暮想的深圳户口。从此元气大伤，什么东西都看得淡，进了户口后就想找个老婆，生个儿子，准备认真培养下一代。对于自己的事业，早已没有任何进取的欲望了。 他请我去吃饭，在人声鼎沸的人人酒楼，他独自叫了一瓶啤酒，点了三盘菜，颇有点絮絮叨叨地说：“为什么在深圳，从没有人关心你的婚姻大事，我们单位的人，从不给我介绍对象。哪像我们家乡，不知有多少媒人上门哩！” 我用指头轻轻敲打桌面，表示颇有同感。深圳人很忙，也自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谁帮谁呀？一个单位的人都认不全，就别说有人会多事帮你介绍对象了。我想，这就是各种以婚姻介绍为宗旨的婚介机构应运而生的原因吧？ 看得出，他对我感兴趣。只是，我找不到感觉。 很乖的男孩子，同样寂寞的心，我站在昏暗的天桥下，和他说一声“再见”，由衷地祝福他，在深圳的茫茫人海里，找到自己的“夏娃”。 随着电脑时代的来临，计算机的广泛普及，深圳出现了利用电脑征婚的婚姻介绍所。我根据广告，找到了一家这样的婚介所，突然杀进门去。 婚介所的工作人员仅是两位小伙子，很年轻，让人实在无法将征婚“红娘”的形象与他们略带稚嫩的脸联系在一起。我站在四五台电脑中间，说是来征婚的，他们竟然有点脸红，有些不知所措。我问他们有没有执照，他们说正在申请，其中一个精明的小伙子不遗余力地把我查问执照的话岔开去，不遗余力地介绍网上征婚的种种好处，并像其他的婚介人员一样，大包大揽地保证我一定能觅得如意郎君。在这些人嘴里，最不值钱的就是承诺。 我在交了50元上网征婚费后，发现又上当了。他们的运作，与丹凤眼和翘鼻子所服务的那家婚介所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革，只不过把资料夹换成显示器而已，让所谓会员的资料和相片，一个个在电脑中显现。如果看中了其中的某位，你就必须付上300元的见面费。 既然上了“贼船”，那就到处看看吧。我拉张椅子坐下来，将鼠标移来移去，把一个个内存资料调出来看看。我必须承认，假如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会员的档次比起其他婚介所要相应高些。 我调出一位有着硕士学历、海外留学归来的成功男士，对他们说，可以考虑见面。然后，又是交钱。 在电话里，成功男士说他自己虽41岁，但看起来很年轻。在美国时，曾被华裔学生称为“留学生中的周润发”，身高1米85，学成后归国，现在和人合伙做生意，专门生产一种在国外风行的化妆品。 他约我在地王大厦的滚石餐厅见面。当时，因为采访一件房地产纠纷，我晚了半个小时才赶到，在重金属摇滚的音乐间隙里，在满座的高朋中，一位脸庞绝对不似周润发，只是眼神、下巴与周微微有些相似的男人，进入我的视野。他似乎一眼看穿我就是应征者，待我走近，立即绅士般地直立一旁，问我是不是涂小姐？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用老外般口吻请我坐好，顺手递过一个菜牌。 我不熟悉西餐，随意点了份汤与芝士。他要了瓶太阳啤与一份西点，很开心地与我谈起他的事业。他说他在美国夏威夷过了三年，洗了两年的菜盘子，做了一年的侍者，至今还熟悉西餐厅的运作，知道怎样点西餐不吃亏。我想知道他硕士学位是在哪家大学拿的，借此了解一些美国的高等教育。他狡黠地笑了笑，压低声音告诉我：“徐小姐，说拿了硕士学位是骗人的，我在夏威夷打了三年的餐厅工，哪儿来的时间去读书？这个学位是买来的，我买了一所美国大学的硕士文凭，花费了800美金。来到深圳后，没人知道也没人看得出，我一天书没读，还在市某家国营企业挂了职，他们准备按照留学生的待遇给我四室三厅的福利房哩！” 这位老兄大概有一种倾诉的欲望，希望让人知道他混得真不错，得到一点心理满足。听他聊起美国的人与事，胡侃了近一个小时，我便告辞出门。在地王大厦巍峨的建筑群楼下遛达，我忽然想起钱钟书老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中的方鸿渐。他有德国克莱登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很是了得。其实，这个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是他花了四十美金从一个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的。我一直以为那是半个世纪前的老故事，想不到今天，在深圳，还有从国外买来文凭冒充学者竟然得到我们重金礼聘的怪现象。 过了两日，他告诉我他要飞往美国做一单生意。我在电话里祝他马到成功。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不知道他是“克隆”的方鸿渐，让婚介所把我推出去吸引“外资”呢？还是他从未去过美国，也不会去美国做生意，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我又被婚介所耍了一回呢？ 过了半个多月，突然接到丹凤眼的电话，她告诉我，有一位男士看了我的资料，想见见我。 我学乖了，表示见见可以，但是不再交钱。丹凤眼这次回答的倒是很爽快：“是的是的，不用交钱，你早交了会费嘛，我们一定为会员服务到底，我们当然不能包你生男孩子，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让你结上一次婚！”天哪，多么厉害的一张嘴！ 下午5点，丹凤眼再三催促说，对方已到了婚介所，希望我马上过去。我放下手中的稿件，乘的士往市内赶。下班高峰期间，堵车堵得厉害，待我从新洲路的商报社行至国商北时，已花费了近1个小时。 丹凤眼还没有下班，嗔怪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晚，让我先到里面房间去。落座不久，一位男人闯了进来，他个子不高，长相一般，一双手活像是长期浸泡在油盆里似的，满是洗不尽的油腻。大大咧咧，举止笨拙，仿佛是个提线木偶，粗门大嗓地自我介绍说，他是某大型企业的水电管道工，然后是“咳咳”几声敲打石头似的笑声。 未等他说完，我便气得几乎晕了过去。我不知道小姐怎么搞的，明明不可能在一起的两个人为什么硬要约在一起？怎么回事？我问他。他有些木讷地笑：“我一直想找个深圳户口的白领，徐小姐，我看你的条件就很好，怎么样？我请你吃晚饭？”他来了好半天了，刚才看见我从外间走进来的时候，对我很满意，十分爽快地付了399元钱，这才获准进来见我。 毫无疑问的是，丹凤眼再一次把我卖了，把我当成“婚托”来使唤，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悲哀的事情了。我走出婚介所的大门，感到一阵寒气浸骨，虽然这是8月的南国，空气中不时散发出闷热的气息。 对那个工友来说，399元大概要花上一个星期的劳动时间。离开婚介所之前，我拉着丹凤眼的手，请她将钱退还给那位蓝领。丹凤眼嗫嗫嚅嚅地说，已经进了账，老板是坚决不会退款的，何况，他们也付出了相当代价的劳动。 深圳缺乏社交场合，上班一族也缺少社交时间，为衣忙为食忙为车忙为房忙的人们，很少有广泛意义上的社交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婚姻介绍所是结识异性的一种补充，一道桥梁。但是，婚介所毕竟只是媒介，不是婚姻制造所，对这种中介机构，期望值不能太高。 我的一位闺中好友，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女子，正是她的征婚经历才促使我去征婚的。她花了整整一年时光征婚，花了一些冤枉钱。她有抱怨，但也觉得不是没有一点收获。她认为，征婚的过程，是不断认识自己，重新定位的一次人生经历。 那是在1997年，她在生意场上紧赶慢赶之际，发觉自己已是35岁的大龄老姑娘了。有些“帘卷西风”的暮秋之感。为了扩大社交圈子，寻找自己的最佳配偶，她先是在发行量很大的青年杂志刊登征婚启事。按说，她的条件不错：本科，身高1.69米，有车有房有经济基础，小富婆一个。也许正是个人自身条件不错的缘故吧，这么多年来，她挑三拣四，竟没有选中一个如意郎君。在我跟在她后面开始征婚以后，她约我谈心，倾诉想找婚姻伴侣的心曲。她说，不能让自己的生意像绩优股似的总在涨停板位置上，情感与婚恋却一直处在跌停板之下。我帮她找了我的一位朋友，《深圳青年》的一位编辑帮忙，她建议小富婆在她的杂志上刊登征婚启事。我们三人反复商议的是，她的财产状况是否要如实布告天下？俗话说，“财不露白”，一旦表明家产逾千万的富婆征婚，恐怕难以招架，惹不少麻烦。我建议隐匿财富情况，小富婆很犹豫，她说，咱不追求门当户对，但是一个只有百万资产的男人与我发展关系的话，双方因财产问题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终会形成无法跨过的天堑。后来，我们决定含糊一些，仅仅说“富有”就行了。征婚启事的收信人是寄给我的，刊登一周后，我先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封信件。这些信件拿来时，竟是满满的一大箱。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从中筛选了10位本市成功男士推荐给她，她先后与他们中的6位见面。见面的结果是，她向我宣告：这辈子，再不相信男人。 与她第一个见面的男人看上去虽像博士，却有些秃顶的嫌疑，再加上说话唠唠叨叨，很有些婆婆妈妈，身高又不符合她的标准，自然令她看了不舒服。第二位她觉得还顺眼，可是又觉得举止不够文雅，吃饭吧嗒有声，喝汤很难不弄出声响，随地吐痰眼都不眨一下。这种男人，她说，请你让开。第三位呢，离过婚，有个4岁的男孩，其他条件都还可以，问题就在孩子身上，与孩子见面的时候，她看孩子还可以，孩子见到她立即就叫她“妈妈”，是从小缺少母爱的自然流露呢，还是大人幕后策划的闹剧呢？反正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让从未生育过的她吓一跳，紧张而又害怕。第四位“真情”太流露。他抱怨做了几次生意便亏了几次，人生坎坷，世态炎凉，一切皆已看破。人生应该及时行乐而不是去拼搏，自己赚钱不多，现在终于找到了北，决心傍靠着她真心过一生。第五位各方面看起来都可以说“优秀”，却是一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他已有妻室，打算找到有钱有貌的意中人后，再与妻子离婚。他在深圳好几家婚介所挂了钩，所见过的女人不下100个。接触了两次，她就看出，这人是出卖良心和妻儿的骗子，也更让她觉得男人不可靠。第六位先生开一辆白色奔驰前来赴会，两人喝酒喝到晚上12点，分手时他还不忘记给远在北京的女儿打电话报平安。约会的第三天，他便在半夜里与她煲电话粥，谈身世，说感想，讲抱负。论人生，然后话峰一转，说起自己的企业正在爬坡之际，正需要有志之士眼光放长远一些，看清他个人的素质与人格魅力，走过雨季就是晴天，然后请求她借100万人民币，帮助他的企业度过难关。 当我们女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诉说男人如何不可靠时，也就是心里发虚，需要男人的时候。我这位女友正陷入这种怪圈。她嘴上说找不到男人了，却又不死心，认为杂志征婚有片面性，又驱车去婚介所征婚。在婚介所诚心与不诚心的互相撮合中，她约见了不少人，其中有优秀之士，也有某些“婚托”。相亲是双向选择，在她挑剔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审视她挑选她。 有一天早晨醒来，她随意翻看报纸，忽然发现，她写给婚介所的条件与要求，都被婚介所登在报纸上了。婚介所以生花妙笔，渲染她是一个“成功富姐”。看着自己的硬件，她也觉得自己不错。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她忙得无法分身，每天找她的电话多得令她听到电话响就心烦。在我的参谋与帮助下，她在7天内共见了13位男士。又一次失望了，这13位男士都不是她的理想人选。后来，婚介所为了赚钱，竟把明显不符合她要求的男人，也介绍过来，“逼”着她去见面。让那些想见她的男人，屁颠屁颠地跑到婚介所交纳会费，等待与富姐共结连理的美梦成真。她烦得很，央求婚介所，不要在报纸上贩卖她了，否则，她要起诉婚介所。 小富婆征婚失败的症结，与一个女人拥有财富有关。像她这样年龄的男人，如果拥有她那样多的家产，想找个意中人并不太困难。财富搁在某个女人这一边，多少有点像武则天掌权，招来的是愤愤不平和异样的眼光，不仅男人如是，女同胞也是如此。征婚时，男人的心态不正常，或者说心理失衡，而拥有财富的女人也会觉得不找个有钱的男人实在太冤屈，太不划算。我这位女友仿佛有一种躲避天下所有男人的倾向，因为她觉得天下男人“可能”、“就是”、“恐怕”都是奔她的财产而来的，让她伤透了心。 “我要不是个‘女强人’就好了。”她抱怨说，她永远不会有“我愿抛弃了财产，同他去放羊”的古典决心，但她愿意抛弃“强人”头衔，像一个传统女人。我讨厌“女强人”的说法，也同样讨厌男是男、女是女的固定框子。什么叫“女人样”、“女人味”？龙应台认为，“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迎合这‘一个’筷子，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是极大的损失”。我不希望我这位女友改变刚强、果决的个性，放弃努力、能力和“雌”才大略，成为什么“温柔驯服爱脸红”的女人。男女双方结合，必然要学会放弃。当然，三四十岁的女人，改造自己以适应男人，是一种超级痛苦。她是不会委屈求“双”的。 我们还是回到征婚的题目上来。 众所周知，深圳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龄女子毫无优势可言。有人说，在这个城市里，一个男人面对着的是7位女子。这个比例有些夸张，因为把宝安龙岗的打工妹统统算进去了。但不管怎样，男女不成比例，却是不争的事实。 就说这番征婚吧，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婚介所的撮合下，我先后约见了7位男士，切身体会到大龄男女交往的艰难。既然“曾经沧海”，也就失去了花季少年的单纯与清新。我们写给婚介所的“条件”，说到底是加重自己份量的砝码，盼望婚姻天平向自己这方倾斜，与恩格斯所要求的“道德的婚姻”相去甚远。缺少清纯与忠诚，心与心无法相融，无法相托。 经过征婚的风风雨雨，小富婆不仅仅是指责婚介所，也能在失败中进行自我反思。她对我说，我们开出的“条件”和要求，就是自己挖掘的一条又深又宽的河，阻止我们与有缘之士到达婚姻的彼岸。 那个在上步麦当劳与我插肩而过的男士，因为他的个头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标准，竟然不想和他见面，也许，他就是今生与我最有缘分之人呢？那个在天桥下和我说“再见”的很乖的男孩子，自认为他胸无大志，也许，他是合格的人选呢？对于那个地王大厦滚石餐厅所见到的硕士来说，也许，文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真才实学和对家庭的责任感。 周末的时候，一个婚介所打来电话，让我参加他们的周末联谊会。他们认为，这次策划的联谊活动超出一般水平，新颖有趣，应该提倡。在众多的婚姻介绍办法中，联谊会的形式应该是不错的，既方便又简单，既让陌生男女进入社交圈子，在联谊交往中增进了解和认识，又好似短平快一般，较符合时尚潮流。 遗憾的是，周末联谊会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一个收费低廉的舞会，缺乏增进认识与沟通的联谊手段。基本上各人还是跟自己带来的舞伴对舞，不相识的人还是不相识。触目可及之处，都在跳“和尚舞”或“尼姑舞”，外人相互之间很难交往。没有人组织其他活动，或是作为一种沙龙的形式为大家培养感情，还只是处在走出婚介所大门的初级阶段上。 灯光很暗，当迪士高音乐响起时，如果你不主动出击，基本上没人会来找你。邻桌有几位漂亮而孤独的女孩子，也面临着“身居闹市无人识”的处境。与她们聊起这次联谊会，她们说，没有什么意思，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在工作人员那里拿到参加联谊会的部分人员资料，发现征婚人员趋向年轻化，平均在22岁到26岁之间。一位最多20岁的女孩子，三四个男人邀请她下舞池，她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哪位男士邀请才好，有些尴尬，却是一脸笑容欢乐满怀。年轻就好，年轻就是幸福。千万要珍惜青春，把握时机，找到理想对象。“男到三十一枝花，女到三十眼巴巴”，女权主义者也许会反对这种看法，但女人必须承认自己生理上与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如花，不错。正因为女人是花，才容颜易老，让林黛玉葬花伤透了心，大龄时才“待月西厢下”，变成“非常男女”，能期望速配成功吗？ 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因为征婚，走进了11家婚姻介绍所，也可以说是对深圳婚姻中介机构的一次抽样调查。我认识了一些原先不可能认识的人。这里像一个缩小了的社会，从中可以看出当代深圳人对待婚姻的种种心态。概括而言，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是浮躁急迫，二是严肃虔诚。我想对天下的孤男寡女说一声：婚介所仅仅是中介机构，不是婚姻速成班。这里只能给忙碌的现代人提供一种与异性交往的机会，而不是婚姻的实质内容。婚介所只是提供一种机会的服务性行业。许多人婚配不成功，不能一味指责婚介所。然而，深圳许多婚介所的不尽人意，有的婚介所完全是欺诈机构，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经历过这次抽样调查后，我相信，我再也不会去征婚了。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世纪末，大多数的婚姻介绍所染上了目光短浅症，他们只需要赚你的会员费就行了，真正替人相亲拉线的情形真是少而又少。红娘的年代已经古老，现今的“红娘”演化成了一种职业，变成牟利者手中的工具。 我到过的每一家婚介所，征婚人数一般都维持在三四千人左右，每人交399元会费，总营业额应在160万元左右。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租一间房子挂一块牌子，摆几张桌子，请几个女子，无须培训，无须电脑等办公设备，就可以捞取金子。我还见过可能是本市最小的婚介所，只租用了一间6平方米的铺面，两张桌子，两个年轻人。我问他们有没有民政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他们说正在办理之中。据一位新闻同行告诉我，这家婚介所已开张两年了。我翻了翻他们的资料，来此应征的人不算多，女子约有五六十个，男子不到三十。假如就此推算，他们的营业额也有三万元之多。 深圳婚介所火爆自有其原因。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外来人员多，深圳工作节奏快，生存压力大，接触社会的机会少；深圳男女比例失调。这三大原因，客观上推动了婚介所的形成与发展。这也就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规范与管理婚介队伍的十分重要的课题。 记者去过11家婚介所，除了2家是正规有牌照的外，其余9家的商业执照上仅仅是职业介绍所。我曾在酷热的天气里，在田心路、文锦中路、红桂路等繁华道路上行走，发现散落其间的大大小小的职业介绍所几乎都越界经营，主业外还瓜分婚介这块大蛋糕。介绍一个职业只赚百元左右，介绍一个对象动辄三四百。为了加大赚钱系数，有些婚介所不惜利用“婚托”诱人上钩，骗人钱财，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日前，记者拨通了深圳市婚姻介绍所的电话，陈萍所长在电话里向我介绍，深圳市第一家婚介所，也就是深圳市婚姻介绍所，创办于1984年，是为帮助那些建设深圳特区的一大帮工程兵找对象而设立的。迄今为止，已介绍成功约6000多对，6000多对男女通过他们鹊桥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面对婚介所混乱不堪的局面，陈所长也深感痛心。早在1996年，市政府曾下令专门整顿婚介行业。当时，民政局摸底调查共有婚介所100多家，经整顿，缩减到28家，许多无牌的婚介所已经取缔，有牌照的28家各自挂靠在基层民政部门。这两年来，不允许再办婚介所。据说，这28家婚介所，有的已经承包给了个人。由于监管力度不够，许多无牌婚介所又一次抢滩登陆，非法经营。 问起深圳市婚姻介绍所的运作情况，陈所长认为属于良性循环。男女一年的会费仅为280元，领了会员卡还送首季的消费。它的活动场地周一至周六向会员开放。每一个季度的收费除去周末周日为10元外，其余夜晚均为5元。近年来，他们还成功地举办了香蜜湖之旅，组织大家去珠海去肇庆去大小梅沙去西丽湖等地活动。力争将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让大男大女在活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感情。最后，陈所长认为，加强监管力度尤为重要，经营方式应该规范化，收费的办法，应该形成一套管理条例。重要的是，征婚这一行业的问题，需要立法来解决。 婚姻是人生道路上极其重要的关口。我们需要引导大男大女保持健康的征婚心态，既不悲观失望，又不盲目乐观，形成和建立良好的社交活动，在现代化的人际交往中，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另一半。说到底，这还是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既然有婚介机构，我想说的是，愿这些婚介机构借给青年男女一双慧眼，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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