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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卿即往来于南北各方，他善于应酬，长袖善舞，加上有“兵船牌”商标作号名，茂新福新的面粉销路大开，常常是产品尚未出厂，已为客帮订购一空。福新开工的头一年，就获利3．2万元，盈利率达到80％，是荣氏企业历年来最高的。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力东顾，还纷纷向中国大量订购面粉。荣宗敬看准了面粉工业大发展的苗头，不失时机地大力扩充，股东们议定三年内不分红利，把全部盈余用来添机办厂，扩大再生产。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无锡茂新系统发展为4个厂（其中四厂在济南），上海福新系统发展为8个厂（其中福五在武汉），日产面粉8．6万余包，占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是罕见的，荣氏企业己稳操“面粉大王”的桂冠。 荣宗敬并不满足于“面粉大王”的称号，他又集中全力向纱布行业挺进了。江南有句俗话：江阴强盗无锡贼。充满了冒险精神的荣宗敬综合了“强盗”和“贼”的两大商业特性，他渴望的黄金梦是要既做“面粉大王”又做“棉纱大王”！他已经在上海苏州河上游的周家桥建立了申新纺织一厂，正准备在无锡建立申新三厂。二厂的招牌空着，是有用意的。今天刚结束了同上海纱业巨头穆藕初、聂云台的会谈，以40万元买下了祝兰舫的恒昌源纱厂，心中十分得意，经过添机整顿就可以投产，这就是申新二厂。 崭新的黑色轿车沿西藏路北上，转入苏州河越过新闸路桥，就到福新一、二厂了。荣宗敬叫司机在福新一厂门口停车，他对福一这只老母鸡是格外关切的，总盼望要从它身上多挤出几只蛋来。作为茂、福、申系统的君主，他从不让部下有一刻清闲。 走进福一办公室，没有看到王尧臣。推开里间，却发现王禹卿躺在榻上抽鸦片。 “怎么还抽？”荣宗敬浓眉紧锁。 “偶尔香香。”王禹卿红着脸说。 “禹卿，你是那一年来上海的？” “14岁……是光绪十九年吧？” “令尊王梅森临行时的话，还留在耳际吗？” 这句话问得很厉害，“不混出个人样就不要回来见我！”父亲的话过去是王禹卿自勉自励的动力，目前却实实地戳到他心上的痛处了。 “当年，你我都是背着铺盖在苏州河上岸的，我们不是靠实力办实业，而是凭志气和精神。商战很残酷，竞争很激烈，我们基业初成，任重道远，我不能没有你，而你的精神却要在吞云吐雾中消蚀干净啦！” 自从相识相交以来，荣宗敬这样严厉地批评王禹卿，还是头一次。王禹卿是得理不让人的，今天自知无言自辩，他长叹一声，双手抱头坐下了。 荣宗敬还是不放过他，“连烟都戒不掉，开拓事业的毅力从哪里来？再过数年，我担心你会成为流落街头的瘪三！家资巨万的膏梁子弟，染上这东西终至暴尸街角的人，在上海还少吗？到那时你有什么脸回去见青祁村的父老！” 王禹卿受不住了，他左右开弓劈劈啪啪自扇着耳光，两道血痕从嘴角渗了出来，他不去擦拭，却从腰际掏出自备的勃朗宁手枪，说：“荣先生，我什么话也不说了，只求你一件事：再看到我抽这东西，就给我一枪！” 荣宗敬笑了笑，他站起来从榻几上拿起烟枪，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往膝上一磕，“卡嚓”一声折成两截。“我只没收烟枪。开手枪没有学过，还是由你自己来吧！” 1934年3月，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这两家银行都与荣氏有密切关系）传出风声：即日起，将不再给申新放款。于是数十家银行钱庄闻风而动，纷纷发表声明，要将申新的新旧欠款全部收回。上海江西路58号三新总公司大楼内，各行庄讨债人日夜坐催，通宵不散。荣宗敬一再请求通融，无济于事，终因身心交瘁而至中风，躺倒了。 总公司要求无锡申三和茂新系统调度资金救急，申三股东却联名写信给荣德生，说：申新三厂是股份无限公司，一向独立经营，决不同意跟其他各厂捆在一起。荣德生十分为难，他心里也清楚，申三与茂新系统目前也只能勉强维持，一杯水是救不了一场大火的呀！ 至此，荣宗敬只得宣布引退，发表声明让王禹卿接任三新总公司总经理，同时仍兼福新面粉公司经理。银行界和社会舆论立即集中到王禹卿身上：这位长袖善舞、应变有方的角色临危受命，有没有回天之力呢？ 王禹卿自从戒绝了鸦片，香烟却抽得更凶了。他既不到总公司上班，也不露一点声色，杜门谢客，关在书房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荣宗敬无奈，只得派大侄儿伟成赶回无锡，向荣德生详细报告情况。他挣扎着叫侄儿转告弟弟：“倘若度不过今日的难关，事业就毁了，荣家的身价将一文不值！”坐卧不安的荣德生在荣巷书房里踱着步，听大儿子讲完这句话，又看了看握在手中的一把紫砂茶壶，猛然悟到：他们兄弟所创造的事业，正好比手中的茶壶，一旦破裂，拿着半爿又有何用？一向小心的荣德生，终于以破釜沉舟的大决心出面调度了。 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荣家兄弟的老朋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宋汉章是德生的儿女亲家，而中行总经理张喜ao又是汉章的多年知交，与荣家的交谊也不薄。尽管有这几层关系，空口说白话还是不行的，荣德生断然决定将手头所有的股票、债券、存折面值共1100万元，同时又行使无限公司经理职权，将申三财产600万元作为抵押，一夜间与上海通话十一次，终于商得中国、上海两行暂借500万元。第二天上午九时，荣德生带着各种票证乘早班车赶往上海，在中国银行立契签字。至此，各行庄才答应照常兑付，大局初步稳定了。 可是，到7月4日，中国、上海两行付款到280万元，却突然停止付款了。说是总经理王禹卿并未到职，三新总公司无人负责，申新支票一律退回。王禹卿又一次成了新闻的焦点，也成了荣氏企业进退成败的关键人物。 7月13日，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去向王禹卿劝驾。一直不见客的王禹卿破例在豪华的客厅里会见了这位金融巨子，给他看了一份“致荣德生坚辞三新总公司总经理职”的函件。 陈光甫大惊，说：“禹卿兄！此函发表，岂不自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 王禹卿又点着了一支烟，冷静地说：“光甫兄，我不否认有明哲保身的一面。但我仔仔细细想过了，倘若申新有一线希望，那么担得起这责任的只有德先生。试问：我王禹卿拿得出1100万证券作抵押吗？我有权动用申三的财产吗？既无力挽狂澜，就受不起临危受命的虚名。他人如何评说，我是顾不得了，能维持住福新，也算对得起宗先生啦！” 于是，这“调度责任”就义不容辞地由德生承担起来了。经过荣氏兄弟的苦苦奋斗，在全国工商界和社会舆论的支援下，终于粉碎了国民党政府企图接管申新的阴谋，使企业顶过了逆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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