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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新三厂生不逢时，中国纱厂短暂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接着便是1922年，荣氏企业遇到了创业以来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危机。 薛明剑从未停止改革工头制的努力。他是在第一线管理生产的，眼见大小工头腐败习气日甚一日，有的鸦片烟瘾大得吓人，有的每晚泡在堂子里，对设备不注意保养，机器出了问题无人维修，修起来也是乱拆乱装，移东补西，申新5万新锭使用不到3年，已经破烂不堪了。管理落后，生产下降，质量渐低，成本渐高。日货充斥市场，这种状况怎能有竞争力？伙计比东家还焦急，因为薛明剑心中始终洋溢着社会改革的理想和抱负。他不断在荣氏兄弟面前游说，荣德生是赞成废除工头制的，但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荣宗敬时而支持，过一阵又犹豫，叫人捉摸不定。 凭心而论，荣氏兄弟对技术和人才还算得重视的，建厂之初就曾招聘留洋归国的工程师陆建伯等人帮助管理，而且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培养自己的中级技术人才。但在废除工头制这件大事上不敢起步，请来的工程师和工商中学毕业生在厂里也就无所用其技，不能发挥作用。 到了1924年秋末，薛明剑再次去上海游说荣宗敬。他想了个绝招：借来两套工装，通过大隆铁工厂老板严裕棠的关系，硬拖着荣宗敬化装成工人到日商丰田纱厂去参观。亲眼看到日本纱厂产量、质量都优于申新，成本则较申新为低，总经理感触很深，当薛明剑再次提出辞退工头、聘请新职员管理的建议时，荣宗敬满口答应：“不改革就无法与洋商竞争。我们明天就回无锡去，立即宣布！” 可第二天上了火车，大老板却又变卦了。他对申三总管说：“明剑，我理解你的抱负，但事情要一步步做。你们与工头最好能相互合作，文武各显其长，不是更好吗？” 薛明剑一听，知道大老板仍然没有下决心，他激烈争辩说：“宗先生，新旧两派水火不容，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我们生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我们不喜欢却又无法抗拒的东西，要改变难哪。李鸿章昔年主张日学为体，新学为用。比如我们总公司的财务吧，不就用了两班人？中国旧式帐簿不适用于新企业，但银行纯新式的帐务又不适于国情，我们是新旧并用，中外咸宜。” 薛明剑感到哭笑不得。大刀阔斧地废除工头制是不可能了，但也不能白跑一趟，无所作为。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申三有英制纱锭3万枚，美制纱锭2万枚，从以往的生产实绩看，英锭优于美锭。今后可由工头管理英锭，新职员管理美锭，分开比赛，一切行政和技术互不干涉，让事实说话。 既然决定了，荣氏兄弟当即采取了几项措施：把申三总工头沈阿虎调茂新面粉厂，以削弱申三的工头的势力；从上海聘请技术人员楼秋泉、陈步韩二人来厂掌握2万美锭的生产管理。这场竞赛进行了3个月，结果是新职员大获全胜。荣宗敬大受鼓舞，当即以重金聘请纺织专家汪孚礼出任申三总工程师，余钟祥为副总工程师。孚礼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在上海丰田纱厂实习”以后被聂云台聘大中华纱厂工程师。他在大中华一开始就用“学生制”，以后成绩卓著，使大中华棉纱成了名牌商标。汪孚礼是中国纱厂新职员管理的创始人，他在接受申三聘请后，还带来了大中华的一批技术人员，这就大大地壮大了新职员的力量和声威。 1925年春，荣氏兄弟在申新三厂正式宣布废除封建工头制。主其事者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正因此才一再犹豫，至今才下决心。但以后事态演变的激烈程序，却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 4月21日下午，申三工头集团煽动无锡各厂工头并纠集地痞流氓数百人，冲入工厂和宿舍，看到新职员就用拳脚棍棒殴打。副总工程师余钟祥等六人被殴打致伤。工头们扬言薛明剑、汪孚礼是始作俑者，楼秋泉、陈步韩是得力干将，他们高喊“打倒假洋鬼子”等口号，说一定要抓到挖去双目。恰巧汪孚礼去了上海，薛明剑也不在厂里，得以幸免；而楼秋泉和陈步韩是躲到集体宿舍床底下才逃过灾难的。 荣宗敬和薛明剑得到申三出事的消息后，一面急请县府派警员维持，并立即赶到厂内向工人做解释工作。天黑前工头散去了，但职员也已纷纷逃离，办公室车间宿舍一片狼籍，申三被迫暂时停工。几个月里扬眉吐气的新职员们，在工头的肉体围剿中不堪一击，狼狈逃窜，威风扫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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