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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坤兴夫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迎来了他俩的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郊区农村老百姓仍然很看重的男孩，取名叫朱新。这名字是高虹时起的，她觉得这是自己获得新生的标志和成果。小新新仿佛知道外边的世界很热闹，急不可耐地要钻出来，观看热闹的世界有多有趣！但是，他连爸爸妈妈的话都暂时听不懂，对挂在房门外走廊里有线广播中咿哩哇啦的声音，更是一窍不通了！他只能看懂：每当爸爸的嘴巴动了几下，妈妈的嘴巴也就会跟着动几下。有时，两张嘴巴还会贴到一起去。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他出生来的这段日子里，他比较清晰的记忆，就是爸爸会把他那毛毛糙糙的嘴巴挨到自己的脸颊上，痒痒地跟他磨一下。妈妈会把她那滑润的嘴巴移到他的嘴巴上，热乎乎地贴上一会，使他觉得心里很舒坦，很温暖。对这两种嘴巴的接触，他是宁可要妈妈的那一种。因为他空有两只小手，当爸爸的嘴巴使他产生痒痒的感觉时，他却还不懂得只要用自己的小手在痒的地方揉一揉，痒的感觉就会立时消失的。他按经验主义去推测，以为爸爸妈妈的嘴巴是专门用来跟他磕碰的，不明白有时何以另作它用，而把他的脸颊或嘴巴冷冷清清地撇在一边？更不知道，爸爸的嘴巴跟妈妈的嘴巴碰到一起的时候，是否也会使妈妈产生痒痒的感觉？只看到妈妈的手，从来就没有过举到嘴上脸上去作搔痒的举动；因此也就难怪新新不懂得搔痒的动作了。新新虽然还非常非常地不懂事，但是有一点区别他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在他小小的眼睛里，爸爸总是在房门口出出进进地很忙碌。新新有时觉得自己包在尿布里的下身，会突然变得热烘烘、湿乎乎的；就通常情况而言，妈妈仿佛在他的尿布里按了了望台，总是会把那带着腥臊味的尿布及时换下来。可是妈妈有时也会打瞌睡。一打瞌睡，那了望台就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那热烘烘的尿布，就会逐渐变得凉冰冰的，使新新觉得怪难受，就忍不住“哇啦哇啦”地叫起来。这时候，如果是爸爸正好在房间里，或者就在房门外不远的地方，就会象听到警报声一样地急忙赶到他身边，很老练地把手伸到他两条小腿的中间摸一下；然后就手脚利索地换尿布。那种动作利索的程度，一点不比妈妈差。妈妈这时也必然会被新新的警报声所闹醒，很羞愧似地揉擦一下惺松的眼睛，嘴巴动几下，弄不清是在表示歉意，还是在夸奖爸爸的机警麻练。然后就见爸爸把积满尿布的脚盆“噔噔噔”地端出去。接着，新新那越来越变得灵敏的小耳朵，就会听到有“哗啦哗啦”的声音传进来。他当然不知道，那是爸爸使用自来水洗尿布的冲洗声。如果天气暖和的话，爸爸还会端进来一大浴盆的水，热气腾腾的；返身把房门紧闭上。然后，爸爸就用绞湿的毛巾，轻手轻脚地给新新擦身体，使新新觉得周身的皮肤上面，好象一下打开了好多好多的小窗户，凉凉的空气在这些小窗户中作蹿动，使他感到很舒服。然而，爸爸所赐给的这种待遇享受，却并不是光让小新新一人独占的。小新新的身子擦完了，爸爸在盆子里面又“哗啦哗啦”地倒进一两瓶热水，使房间里的热气显得更蒸腾；随后就开始给妈妈擦身子。妈妈这时的眼神，就会好象把新新完全丢到脑后似的，睬都不睬他，却只管盯着爸爸看。看着，看着，就变得亮晶晶地，湿漉漉的，跟新新平时所看惯的那双慈和的眼睛变得完全地不一样。然后，两个人的嘴巴有时又会凑到一起去，没完没了作嗑碰磨蹭，把小新新完全扔在脑后不理睬。在这种场合下，当新新觉得太寂寞时，就会“哇”的一声用哭来作抗议！妈妈这时好象才得到提醒，意识到受到冷落的小新新，是很容易变得不耐烦的。就急忙悔过性地把他抱起来，把脸盘贴到他的小脸蛋上，嘴里还不时喃喃地说：“哦，新新乖，新新乖……。” 新新并不知道这“新新乖”是什么意思。然而，他自以为自己没有充足的理由，并不随随便便就哭闹。不仅住在屋前屋后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了解他好性子，就连左邻右舍也经常很惊讶地问：“怎么夜里从来就听不到你家新新的哭闹声？”奶奶这时就会很骄傲地回答说：“象他爹！阿坤小时候也是不哭不闹的。”当然对这些评介谈论，新新都是一无所知的。爸爸妈妈在他耳边的讨论，他都听不懂，要捕捉和搞清隔墙之言的含义就更不可能。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也许是一种讨好和表扬，就立即安静下来作为对妈妈的犒赏。一段时间来，爸爸妈妈端详着他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讨论得很热烈。每次讨论的结果，总是使爸爸很丧气。因为迄今为止，在新新的男子汉面貌和本色尚未充分显露之前，他摆到脸上来的所有特征，几乎都只代表妈妈。“我家新新，眉清目秀得就象一个女孩子！”连奶奶姑姑都这样认为，都觉得他除了性别和年龄不同，活脱就是妈妈的一个翻版。爸爸在身上唯一留下的鲜明记号，就是他不哭；或把夸张的成分去掉，实事求是地作评介：他极少哭。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爸爸一生下来就有的禀性；他不加思索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使得爸爸失衡的心理，多少得到一点补偿和平衡。而对这一切，新新其实是懵懵懂懂的，老是缺乏透彻的理解。他的视力和听力虽然突飞猛进，但是在语言接受和理解的能力方面，却显得很愚昧，很迟钝，连起步都谈不上。出生有三个多星期了，他仍然只知道爸爸妈妈的嘴唇在动，为什么动，动什么，他还是一窍不通。可是有那么一个晚上，他却看到爸爸妈妈的嘴唇，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动也不动。两人半躺在被窝里，上身靠着床背，把新新安放在两人中间，连身子都不挪动，屏息敛气地干坐着，把新新闹得很疑惑，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安分守己，好象就因为新新很乖，他们也必须表现出同样的乖来，否则就没有资格当他的爸妈似的。他不懂得，爸爸正伸长耳朵，在聆听走廊上“麦克风”里传来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妈妈看爸爸听得怎么仔细认真，自然不会拨动嘴唇作干扰，自然显得象个安分守己的旁听生。而在新新的耳朵里，那从房门外飘进来的广播声音，虽然没有妈妈哼的催眠曲那样好听，使他昏昏欲睡的效果，却一点也不逊色。他睡着了；一天下来虽然什么事情都没做，却也感到很疲惫。这人间，这世界，这周围的新生活，一清二白的东西极少见，不明不白的情况却睁眼就是，总是把他搞得昏头昏脑的；还是那些情节简单而有趣的梦境，对他更有吸引力。而使新新昏昏欲睡的电波，此刻却不仅是震响在房门外走廊里的有线广播中，也在神州大地上空到处激荡回响：“……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把他们暗中所做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带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继续妄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 “正当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时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偏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作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帐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帐的。、秋后算帐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帐。革命群众对于这笔帐，是一定要算的。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到非起来揭露和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到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两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有极少数人，他们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他们表面上关心生产，其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是保存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害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当着群众起来的时候，他们竟然挑动一些暂时受了他们蒙蔽的群众，停止生产，来对付革命群众。……”“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要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就在朱坤兴在老婆的陪同下，逐字逐句地，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时，东巷市委常委楼各家的收音机前，市人民大会堂隔壁的红总司令部里，苏南工学院学生教工的宿舍楼里，大门口有两头威武的石狮把门的总工会革工联总部内，锡城市驻军司令部的家属大院里和靠在太湖边的小别墅里，市货运公司公路野战兵团的电话机旁，还有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耳朵边，都回响着同一个声音，激荡着同样一个主旋律：“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高虹时看着丈夫听得那么全神贯注，不忍打搅他，就移掉了披在身上的新棉袄，管自滑下身子，卷缩到被窝里。她的实际文化程度虽然不比丈夫低，中国大多数妇女对政治的本能性淡漠，使她以为这个《元旦社论》实在同自己毫无关系。她错了！就在这《元旦社论》响过后的几天里，也就是在她“坐月子”的最后一周内，朱坤兴突然又变得早出晚归，甚至夜不归宿；因为她的分娩而收敛降温的革命热诚，似乎又在他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要知道，她可还在月子里啊！什么叫“月子”？将来的年轻人可能会对这“月子”两字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他们不懂的，旧中国的妇女，一生一世有多辛苦，有多劳累。在一般情况下，唯一能够使她们得到一个喘息机会的，就是在这她们养孩子后的短暂三十天里，只要条件许可，就有权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也不知是从那个朝代传下来的规矩和经验，产妇在这一个月里，风是吹不得的，头是洗不得的，路是走不得的，话也尽量少说为妙。洗洗补补之类的家常活，更不能沾手；否则就会注下毛病，年轻时感觉不到，岁数一大，立即显原形！只要家境不是特别地艰难，这一传统规矩通常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贯彻执行。朱家村的人们，和朱坤兴的一家，对此当然也是深信不疑的。幸好新新不是出生在大暑天，否则一个月里不许吹风不许洗头的禁令，会使高虹时在品尝到传统的优待时也品尝到传统的坑害。朱坤兴的父母本来就年老体衰，一直有儿子儿媳作照顾；当然不可能因为添了孙子，就返老还童，老当益壮，按老传统的标准倒过来服侍照料儿媳妇。而丈母娘有顶地主婆的帽子，要来婆家照顾女儿，待各道手续报批下来，女儿的三十天月子可能早就结束了。朱坤兴又是孝子，又是贤夫，就不能不把革命热情暂时收一收，在家调休请假几乎有半个月；随后仗着科里同事们的理解和原谅，总是在上班方面迟到早退，一心一意把弱不禁风的产妇服侍照顾好。前一阵子因未婚先孕和地主家底的暴露所造成的生活阴影，因为人们的见怪不怪和习以为常，已经越来越淡薄。丈夫体贴入微的照顾呵护，阿公阿婆的尊重喜欢，再次使高虹时感到无限地甜蜜和幸福。可是，就在《元旦社论》发表后的第五天，同母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高远叔，却破天荒第一次突然出现在她的新家！他是阿坤把他请来的，说是受她娘的委托，要把她接回娘家将息一段时期；还说村里的惠娟等一班姑娘怪惦念她。高虹时也一直在心里惦着娘，梦里常相见，梦醒心惆怅。可是一想到娘在村里的处境，就犹豫。高远叔已经看出她的心事，就笑呵呵地宽慰她：没事！高金福带着一批农民造反军回乡造反，已经把戴洪发揪下了台。高金福过去对他就不错，最近更是发挥他摇笔杆的特长。造反军发的“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三号通令”……都是出自他的杰作，还说要给他搞“甑别”。高虹时听到这些最新的家乡发展情况，自然很高兴；就同意月子一满，便回家见朝思暮想的娘亲。可是，高远叔却主张当天就动身。高虹时听不懂，转首看阿坤。阿坤不看她，却在翻箱倒柜地找衣服。问他找什么衣服，身上不是穿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想到还要找衣服？他不吭声，两眼很惭愧似的，老是躲避她追赶着的眼光。高远看着前地主婆兼右派老婆的女婿很窘迫的样子，很同情，决定代他作解释说服工作。谁知，他的解释说服工作并不见成效。 “厂里有这么多革工联的人，少了你一个就不行了吗？”高虹时第一次感到不幸福了！ 阿坤象做错了事的大孩子，喃喃地解释说：“上次体育场开誓师大会时，第一把手给他们打得趴瘫不动了。作为第二把手，我上次开会没有去，这次还不带头，其他人就更不会动了！”他在老婆面前，并没有把关厂长的考虑也亮出来。关厂长说：阿坤啊，你在底下是有影响力的。如果大家知道你老婆在月子里，你也照样上北京，就会有更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要把那些乌龟王八压下去，这是最后一着棋了！去吧，共产党的江山保得住还是保不住，成败在此一举了！国家变了色，你老婆，你孩子，我老婆，我孩子，都要遭难受苦！你是已经尝到过一点滋味了，我不说，你心里也亮堂。朱坤兴对关厂长这些在情在理的话，能够置若罔闻吗？ 高虹时不响了。他知道丈夫不善言词，虽然是短短几句并不十分有力的解释词，相信他肚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只是没有能够充分表达出来。于是就让步，就改变态度，就打破月子禁令，亲自爬起身来，翻箱倒柜地为丈夫积极地准备起行装起来。在她心目中，北京非常非常地冷。她不能忍受阿坤在告状途中挨冻受苦，心中直懊悔没有借着“坐月子”的空闲，把以前给他编织了一半的粗毛线衣及时赶出来。随后，她又产后首次跨出房门，进厨房给阿坤炒他所喜欢吃的花生米，说是带在路上可以充饥。婆婆听到厨房间里突然有响动，走出房间一看是还在“月子”里的媳妇在炒花生米，不由大惊失色，连连惊呼道：“哎呀呀，你那只手臂肩膀不要了！你那只手臂肩膀不要了！”按照婆婆所相信的逻辑，她那炒花生米的手臂这样一用劲，那只用劲的胳膊连肩膀，年纪大了就一定会抬都抬不起来。 阿坤也闻声赶出来，夺下她手中的炒铲，心疼得不得了。 那老母亲问清原委，气得对着儿子破口大骂起来：“我看你这是吃昏了头！告状，告什么状？共产党那一点亏待你了？不领着大家在厂里干活，却要上北京兜风去！北京尽是西北风，没有你的好果子吃！老婆还未满月子，你倒真撂得开！大胖儿子给你养好了，你心定了，马上可以翻脸不认人了！就赶她回娘家！你这不是丢咱朱家的脸吗？……”朱坤兴面对老娘不伦不类的指责训斥，直觉得是秀才碰上了兵，有理说不清。关厂长那些有关老婆孩子都要遭殃的理论，在这种当口好象一点都用不上。一扭身，象大孩子耍脾气一般地，走回自己房间里。那老娘却跟踪追击，也跟进房间。一看床上摊着几件衣服，二话不说，裹起来就往自己房里走。 高虹时也学着公婆的模样跟踪追击，跟进了阿婆的房里，完全无视公婆维护自己的一片好心，反而帮着丈夫说起好话来。公婆气呼呼地就是不吭声，免得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气忿话冲出口，得罪了媳妇。 这时门口却有“嘟嘟”的汽车喇叭叫声传进来；随后，就有阿坤厂里的革工联同伴推门闯进来。见朱科长同一个陌生男人面面相觑地愣在房间里不作声，就惊呼：“哎？大家都在厂里干等你，你却干巴巴地愣在这里！总部接连打电话来猛催，五点到总工会门口集中，七点跟上海下来的工人赤卫队在锡沪路口汇合；人多势众，一起上北京告状去！走啦，快走。关厂长让我们开车来接你。听说红总已经派人在封锁路口，如果小股分散走，会吃他们的亏！” 朱坤兴硬着头皮根，走进娘的房里，呐呐地说：“娘，你都听到了吧，不是我自己想去，而是关厂长的意思。”他娘一听是关厂长派人来请佛，情知是拦不住儿子的了。却不愿下脸改口，就骨嘟着嘴抱不理不睬的态度。朱坤兴看着娘不说话，知道她不会再顶牛，就上前从她手里把衣服拿下来，悄声说：“娘，你保重身子，照看好爹。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说完就走回自己房里，把那一身球衫球裤和一个棉背心穿到身上；把供替换的内衣内裤塞进一个挎包里。那挎包满满实实的，高虹时在里面放了毛巾、茶杯、牙刷、手套，还有那一大包余温未息的花生米。朱坤兴走到儿子面前，端详了一下那张清秀的小脸蛋；想把自己的脸凑上去，却担心弄醒他，就忍住了。然后回视在月子里养得白白嫩嫩显得分外娇美的老婆，很想凑上脸去跟她亲一亲嘴，却担心外面等待着的伙伴会透过房门看到他的这一举动，就很坚毅地忍住；只是用两个大手掌把老婆的脸庞抚摸了一下：“照顾好自己和孩子。我这也是为了你俩。”他把关厂长的意思，最终用自己的语言极简单地吐给老婆听；他相信，只有老婆能够理解他。 出门时，他只是跟高远简单地道了一声再见，没讲更多的话。因为按他所谈的有关情况，他觉得高远好象是属于农村中的造反派，这就一下无形中拉大了他跟继丈人之间的感情距离；而并没有来得及细想，在西塘下大队，只有造反派才可能去揪戴洪发。 汽车的马达响了。凌厉的寒风，把车厢上的人都吹得缩头缩脑的，恨不得把整个身子躲进黑色的棉工作大衣里去。然而，突然响起一声尖利的喊：“等等！”只见高虹时一阵风似地跑出来，把一条灰色的长围巾递给朱坤兴。然后退回到屋檐下，眼怔怔地看着车轮慢慢滚动起来，把他丈夫载往前途茫茫的革命征途上。 高远看了看远去的卡车和车轮扬起的灰尘，什么话都不说，弯腰从地上捡起用手帕折叠结打成的一个圈，递给高虹时；那是她按当地人习俗原来缠在额头上挡风的，刚才追出屋子时丢落到地上都没有意识到。阿坤的母亲赌气似地呆在房间里不出来。直到车子开走了，才赶出来。儿子没看到，却一眼看到了站立在寒风中的媳妇。不由气急败坏地叫起来：“你还要不要这身子了！偏头疼，酸腰腿，都会找上你！”说着，就打架似地扭住媳妇的身子直往家里推。高远看着这个走路都显得有些颤颤巍巍的老婆子，有些惊异：从什么地方她会陡然冒出那么一股劲来？ 《元旦社论》一出来，革工联、大中兵天天被骂成“保皇派”，几个头头一合计：大势所趋，必须调整策略，改变形象，决定元月五号在市人民体育广场召开十万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陆书记听恭鹏志作汇报，大手朝桌子上一拍，连声叫好：“革工联的同志有水平！他们看准了形势，转被动为主动，市委要全力支持。我到时亲自带阵，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通知市常委的所有人，除有特殊情况，一律出席，接受批判教育。” 通知发出了，大会就要开始了。位居市委大院河对面的体育场内，红旗如海人如潮；战歌嘹亮声震天。十万余名革工联的战士，欢聚一场，同仇敌忾，决计向蒙蔽欺骗他们的旧市委也来开场火！可是别以为他们是在跟造反派依样画葫芦。不是的，这是一种革命力量的显示，目的是要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市七十万革命人民，告诉主席台上接受批判的市委当权派，也告诉那一伙气焰嚣张、几乎得意忘形的造反派：在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九六七年，在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新一年，革工联不会销声匿迹，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相反，它将仍然叱咤风云，在锡城市的文革戏台上，扮演主角，推出一幕幕威武雄壮声势浩大的革命活剧来！ 然而，全市七十万革命人民的组成成分很复杂；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已经深受红联指、红总（通称为“两红”）的毒害影响，认定革工联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的；是用来对方革命造反派的；是市委组织起来保自己的“御林军”。《元旦社论》为其敲响了丧钟，这十万人大会，不过是回光返照，死猫断气前的一跳。而红总那伙人，更是气急败坏：怎么，革工联也起来革命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赵七爷把辫子盘到头顶上，也算是起来维新革命了吗？他们这种气急败坏的心态，好象革命造反和批判资反路线，是他们的独家专利似的！这些本质上跟具有浓重流氓无产者习气的跟阿Ｑ很相似的造反派们，很担心赵七爷和胸前挂着革命党“银桃子”的假洋鬼子，一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就会把他们这些道地的“革命造反者”送上断头台。而且夏天才刚刚过去，“秋后算帐”的论调就在全市各个角落到处流传。虽然在六六年的秋天，看来是已经来不及拍算盘了，但是六六年以后还有六七年；六七年以后还有六八年……。“有帐，总是要算的！”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人背脊发凉，记忆犹新，绝对需要把一切可能导致“秋后算帐”的趋向和迹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于是，大会尚未举行，红总要派人来冲击“赵七爷”和“假洋鬼子”会场的风声，就跟着“呜呜”作响的西北风，在锡城市内到处流传。同红总建筑工搬运工为主的组成成分形成鲜明对照，革工联的主力队伍基本来自名声响、待遇高的机械行业和重工业行业。因此大会一开始，由来自这些行业的青壮年所组成的近千名“工人纠察队”，便在会场外围穿梭巡逻，严阵以待。最使革工联失望的，是恭主任满口答应的、据说得到陆书记全力赞同的市委出席批斗人员，竟然一个都没有到场！唯一到场的，却是低了一个档次的恭鹏志。而且，他也不是到场接受批判的；以他的级别，想挨批也不够资格。他是前来通风报信的：陆书记来不了了！其他市委领导也来不了！ “为什么？”革工联的头头吃惊地问，语气里的愤怒很明显。恭鹏志脸色发白，却取下眼镜来，用手帕拼命地擦镜片上的灰尘。体育场内风沙大，他这一动作并不是装模作样的举动。却可借着这一动作，在回答上述愤怒责问时，双眼不去直接面对对方涨红的脸孔和冒火的眼神。他用非常非常低沉的声调说：“今天一清早开了紧急常委会，陆书记的主张被大多数常委否决了！” 又是“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为什么”，几乎是在场的几个革工联的头头，同心协力地喊出喉咙口的。恭鹏志觉得自己的耳膜在“嗡嗡”叫，脑子里也在“嗡嗡”叫。到底为什么？他本人也是又理解，又不理解。常委会作出的决定主要有三条：一是对照《元旦社论》的精神，革工联、大中兵前一时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市委只支持他们向革命造反派靠拢，而不是继续唱对台戏。二是市委谈判代表已经同红总红联指达成协议，今后市委一切重大举动，都要与其通报协商；而“两红”认为这个大会是意在接过革命的口号，达到继续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的目的。市委领导如果出席大会，就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责任。三是这样的大会，能取消就取消；不能取消就以“缺席批判”的方式赶快结束掉。今后要开类似的会，一定要跟市里的两个主要造反派组织作商量，联合起来一起开。这三条东西，恭鹏志无论是公开其中任何一条，都将是爆炸性的，都不亟是对责问者的一声晴天霹雳！都会是一把直捅他们心脏的尖刀！面前的这几个头头，相信他们受党那么多年的信用培养，这声霹雳炸响在他们的耳边，眼泪会“哗哗”地流，但坚强的党性原则，会迫使这些眼泪只朝喉咙里头涌；这把使人意想不到的尖刀插进他们的胸口，殷红的鲜血会汨汨地流淌，对上级组织的无限信赖和忠诚，会迫使把流淌的鲜血咽入心中！可是，这广场上的十万大军，十万个同样受党信用培养的头脑，十万颗同样无限信赖和忠诚的心灵，他们就是听从了党的动员和指挥，才集合到一起，组成使他们觉得又光荣又自豪的革工联和大中兵的！可现在，这革工联大中兵却好象突然变成了一双肮脏的、受人鄙弃的破鞋，一下要被党扔到垃圾箱里去，他们也会跟他们的头头一样忍受吗？不！绝对不可能！他们决不会让眼泪和着鲜血，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咽进肚子里去！他们会觉得被欺骗，被出卖，被愚弄。老老实实听党话，跟党走的人，竟然不再有资格得到党的支持和信用。一开始就处心积虑跟党作对与党捣蛋的人，党却从此凡事都要同他们商量。既然如此，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逆来顺受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呢？他们也许会象一个受到引爆的火药库，一座在冥冥沉睡中蓦然苏醒的活火山，刹那间天崩地裂，山呼海啸！而这座在全省工业产值首屈一指的苏南重镇，也许会在这一迸发中，成为一堆废墟！恭鹏志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的心里，好象也有一把尖刀在搅动；那种痛楚，使他在说话时，声音虽然没有变得颤抖，脸部的肌肉，却显得有点走样了：“市委领导只安排我通知他们不到会的消息，没有责令我向你们通报常委会的内部讨论情况。” 这样一种回答，比任何一种回答，都使革工联的头头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恭主任，我们不难为你。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经得起考验的！”讲这话的，是“大中兵”的头头、原苏南工学院学生会主席邵敏。听得出来，这个姑娘凭自己的敏感直觉，已经想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因此那语调，明显带上了颤抖声。其他几位，也很恳切地说：“对，我们理解你的处境；也不怪是你当初把我们组织动员起来的。但是，至少你要让我们现在心里有个底。这样，我们也好对下面的人做工作。” 恭鹏志的鼻子发酸了。多么通情达理的声音！他望望主席台，作为体育观礼用的主席台，又雄伟，又宽敞。主席台上，有个草绿色棉军大衣的年轻人，正指挥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他又看看广场上，广场上黑压压的人头，满天星星一般的红袖章，那一张张的脸孔，显得那么沉静和镇定。按原定开会时间，已经有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但是这些等待的人们，没有喧哗，没有吵闹，没有责问，更没有起哄；而是规规矩矩地，安坐在垫着报纸的场地上，只是一个劲地跟着台上的指挥唱语录歌，唱了一首又一首。这就是革工联，有组织，有纪律，对上级对领导绝对地相信和服从。在酸酸鼻根的带动下，恭鹏志的眼眶开始潮湿起来。他觉得：如果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还对面前的几位革命同志打埋伏，不要说是革命性和阶级感情，恐怕起码的人味都丢失了，终于把情况原原本本地讲出去。大家听完了，并没有显出恭鹏志所预想、所期待的震惊；他们好象早就预计到会有这一天似的。是的，恭鹏志当初所物色的这些革工联的领袖，都是锡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类拔萃的人。他们不乏预见力，洞察力和分析力。新的《元旦社论》一出来，他们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所以组织召开这样一个批斗自己所敬重的市委领导的大会，也就是建筑在这样一种预感基础之上的。然而他们却发觉：使出这一招，似乎已经为时太晚了！市委领导已经走到他们前边去了，把他们远远地甩在屁股后；这是他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了……”广场上的十万人大合唱，震天动地，在他们的耳边轰响。隔着那条护城河，隔着那堵高大结实的围墙，隔着市委办公大楼紧闭的窗户，相信那里的市委当权派们如果有心倾听，也一定能听到这昂扬自信的歌声。主席台侧这几个人，此时都不开口，都好象很专注、很投入地在听这首毛主席的语录歌。在一曲终了，重起一曲的间隙中，一个出自总工会系统的革工联头头闷闷地说：“问题是，我们怎么向十几万名同志解释交待呢？” “不要解释交待了！我接受大家的批判帮助来了。”突然间，一个宏亮的声音，从他们的身后响起来。大家猛转首，发觉陆书记由两个年轻人陪同着，奇迹般地从主席台侧的小门里走出来。那小门背后，是田径场的四百米跑道。顺着那跑道边朝东走上五六分钟，出体育场的后门，过大桥，再拐弯，再走两三分钟，就是市委的大门。“把牌子给我拿来啊，没有牌子我可不好登台表演啊！”陆书记咋咋虎虎地叫嚷着，兴高采烈的模样，仿佛是让他重新登台演在解放区演过的花鼓戏。 站在这主席台侧小门前的一小圈人，心里都长长地松口气。是的，我们应当相信党，任何时候都不怀疑，不动摇。宣布正式开会的喇叭声音响起来，此起彼伏的革命口号喊起来，标着“锡城市资反路线总代表陆波”的黑牌挂起来……，恭鹏志也觉得心中松了一口气。陆波在就要迈上主席台台阶的一刹那，转身对恭鹏志嘱咐道：“你先回去，碰到老俞武遥他们，就说我代表我个人，不代表市委参加这个斗批会！这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良心。” 恭鹏志闻言很感动，动情地望着老陆波要求道：“就让我陪你一起上去凑个数吧。” “不，你上去挨斗，不利于保存这支队伍。只有把我搭上才有用。回去告诉老武，既然他与红总已经建立了联系，就应该利用这种联系坚决阻止他们来冲会场！” 恭鹏志退出会场，退出田径场，退过桥，一直退进市委大门。一边退，心里对陆书记升腾起的那股子敬仰之情，一边在不断地消退。因为在退的路途上，他看到好多好多红总红联指的人马，已经从四面八方围集到体育场附近的马路上。更使他触目惊心的是，在冬季变得水波浑浊的护城河里，浩浩荡荡地，有首尾相接的船队奔驰而来。那船头船尾，不仅高高飘扬着江南航运公司红总“石下草”兵团的大旗，还飘扬着附近锡山县农民红色造反军的旗帜。这些陆上水上的队伍，陆波刚才进入会场前，难道没有见识到或眺望到吗？恭鹏志还听到了安装在船队上的高音喇叭，在反复宣读勒令革工联立即撤出体育场的“最后通谍”。两军冲突的阵势已经摆开了，陆书记要武遥阻止红总的行动，是否有给人出难题的味道？如果他想全力阻止这场迫在眉睫的大冲突的话，更有效的方法，也许不是让武副书记劝红总不要来，而应该凭他的个人威武和影响力，劝导革工联和“大中兵”迅速撤离会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借他恭鹏志的嘴，对内声明他是代表个人出席批判会；对外却造成他代表市委接受支持革工联的印象，从而使市委前两天跟造反派方面达成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使武遥跟奚大雄打交道时，处在一种尴尬的失信位置上。陆书记今天的这种自行其是，不仅使武遥在造反派面前变得很被动，也会使整个市委变得很被动。恭鹏志虽然在感情上绝对地倾向革工联，可是他并没有被感情蒙蔽搅乱理智，这是他的一大长处。他感到深深地忧虑起来。因为这是第一次，他看到市委把内部的意见分歧公开捅到了市民们的面前。恭鹏志回到市委大院后，对而后体育场里发生了什么，已经无法知道第一手的情况了。他只知道半个多小时之后，自己被红总建筑兵团的一批精兵强将簇拥着，受市委常委会的指令，再次返回到市人民体育广场。这个常委会议，是武遥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听了恭鹏志的汇报后，临时建议紧急召开的。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常委们的支持。 对陆波不顾市常委会决定擅自出席革工联的批斗大会，武遥很震惊。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后果，任何一个具有起码政治头脑的人都能一眼看明白：一，是使本市两大对立群众组织之间，矛盾冲突更激化；二，使市委同红总红联指之间已经得到改善的关系，重新恶化。而为了改善同这一派造反组织的紧张关系，武遥作出了艰巨的努力。首先，当然得感谢奚大雄在释放俞彦一事上，率先作出了善意的姿态，赢得了俞市长的好感。如果不是受到了常委会中俞市长一派人的暗中支持，武遥的努力，是既无法开始，也不会有任何成效的。而无论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还是为了稳定局势，继续发挥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与成员人数和同情支持者几乎占了本市一半人口的造反派组织建立沟通渠道和合作关系，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仍然按着老框框，老把这些人当作一小撮牛鬼蛇神来对待，一心想靠革工联的力量把他们压下去，由此引发的冲突，可能会使已经失控的形势变得更混乱。武遥很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新来者，单枪匹马，能在市委一班人中起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力实在太有限。幸好市委常委会中至少有一半人已经意识到：短短两三个月，在群众中一下子会形成数量如此众多的造反派，单纯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兴风作浪和唆使煽动来理解，是怎么也解释不通的。那么多群众，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存有这么深的怨气和敌对情绪，借着革命造反的形式，一下如火山迸发地爆发出来，其涉及面之广、程度之之激烈，确实出乎他们意料，使他们感到震动，也促使他们深思和反省。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共产党所作的一切，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并不谋求任何自己一党的私利。然而，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上上下下都做得很好，又怎么能理解，会有这么多的人一哄而起的出来造反呢？再说，如果毛主席觉得他的指示真是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和落实，又何必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有理”呢？事实上，假如各级领导都按照共产党的宗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恭恭敬敬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同人民群众保持鱼水相亲、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随便哪个人发造反号召，都不见得就会有人响应。革工联的情况，对此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相对而言，各级党组织领导同革工联所代表的那部分群众，是保持了比较紧密的联系，所以文革开始以来，不管风吹浪打，他们总是毫不动摇地站在党组织领导的一边。遗憾的是，他们毕竟只代表了另外一个百分之五十。就这百分之五十中，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他们也许并不觉得自己单位的领导就是合格的人民勤务员，而不过是按照十几年来的政治经验和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认定“犯上作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他们参加革工联，或者站在革工联的一边，不过是想吃好果子罢了。同时觉得那些不想吃好果子的人，或者认为可以通过“犯上作乱”吃到好果子的人，愚蠢得很！而他们作为聪明人，当然是不屑同愚蠢者为伍的，如此而已。“如果这样一分析，难道我们不应该出一身冷汗吗？”武遥对常委们说。“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把另一半市民的拥护支持丢掉的呢？如果没有文革这样的运动，使这一半群众的不满和怨愤得到如此充分地暴露，而我们的自我感觉还老是挺良好；就这样浑然无知我行我素地干下去，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另一个百分之五十，是不是会变成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九十呢？到那时，会不会出现一场更厉害的大造反，把整个共产党的政权推倒呢？而按照毛主席老人家近年来所作的历次讲话，他几乎断定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就不得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把人民利益看得重于一切的共产党人，难道应该害怕这种揭露，并把这些敢于站出来揭露的人，视作毒蛇猛兽，必欲斩尽杀绝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同他们沟通对话，从他们那里找到改进我们工作的启示和教训吗？”这些话，是武遥在市常委会上所作的发言；在与常委们所作的私下交谈中，他也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观点，并显然得到了共鸣。以这种共鸣作基础，通过恭鹏志的再次接洽，他和奚大雄很快就碰了头。 然而一碰头，武遥就发觉：沟通和合作这两个词儿，听起来很吸引人，真要实行，却非常地难。奚大雄说：红总欢迎市委转屁股，改变过去一边倒支持革工联的政策。根据《元旦社论》的精神，革工联和大中兵是资反路线的产物。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斗争目标，不是批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对抗红总红联指，妄图阻挡压制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市委如果真心实意地要同资反路线划清界线，造反派所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市委必须撤销对保守派的支持，解散革工联和大中兵。 第二条，根据去年１０月６日张春桥在北京十万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所宣读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凡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红总要求市委责令下属各级党组织，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精神。奚大雄还特别强调：《红旗杂志》在去年１１月发表的第十四期社论中明确指出：“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公开给他们恢复名誉，并且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而现在不少基层单位领导采取了转移黑材料、一心要想向造反派秋后算帐的立场。市委对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所有在文革初期整的黑材料被当众销毁，不留尾巴！ 第三，对于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不允许用解雇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已经解雇的必须重新招回原工作单位，并一分钱不少地补发工资。对于在五八年为分担国家困难而下放、如今重返原单位的“三工人员”，应该转正。对于不属于原下放人员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应该本着同工同酬的原则，与正式工享受同等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 武遥把这三条要求细细一研究，觉得只有第二条要求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而对第一条和第三条，则诚难答应。市委不能在犯了拉革工联一派打红总一派的错误后，又反过来犯拉红总打革工联的错误。毛主席一贯强调紧紧依靠群众和干部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任何排除、压制这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大部分人的做法，必然不利于革命的根本利益。几个月的文革经验和教训，对此已经作出了明示！最有利的做法，是市委出面做工作，使两派逐步消除对立情绪，缩短思想距离。在革工联方面，不要因为红总的组织成员有较多的缺点、错误或者历史问题，或者出身不硬，总把对方看作是“二等公民”，右派翻天；而要承认他们本质上是要革命的，在文革中代表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主动向他们靠拢。而在红总方面，不能因为对方曾经压制反对过自己，就不给他们改正错误和重新革命的权利。如果两方面都不揪对方的小辫子，而是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避免前一阶段的混乱局面，使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正规。至于第三条，因为涉及经济问题，不仅政策性强，而且关系到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这方面涉及的情况面广量大，几次开会讨论协商，红总都专门组织人员现身说法，控诉“三工人员”所受到的各种政治经济歧视和不公待遇。某些极端的情况事例，使武遥也深感同情和震惊。因为他是抓宣传工作出身，一旦察觉到党所宣传的正面思想同基层实际情况存在很大距离，党要让人们所相信的，同人们实际上所感受到的，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就显得有些神经过敏。他觉得以前在自己领导下所作的是那些政治宣传：什么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使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真正享受平等的权利……，等等之类，在那些控诉面前，都好象变成了一种挖苦和讽刺。正是这种脱离实际的宣传，使受到不平等待遇的这一社会阶层愈加怒气冲天。如果我们讲明实情，说明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需要有一部分可以灵活安排的流动性就业成员，并且在政策上，对这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经济的总体发展作出了更多牺牲和贡献的社会成员，给予较多的重视和关心，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给他们以必要的利益补偿，并把尽量缩小他们同正式职工之间差距，作为缩小“三大差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种种问题和怨恨，也就不至于日积月累，象个炸药包似地捱到文革运动中来这么一个总爆发！ 几轮“马拉松”式的谈判折腾下来，在这第一条和第三条方面，双方距离无法拉近。奚大雄通过许洪元，许洪元再通过恭鹏志，绕着圈子向武遥透底牌：在第一条上能否让步，主动权不在红总这一边。只要革工联仍把红总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来对待，心底里始终存着“秋后算帐”的念头，红总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的态度。在第三条上，奚大雄也知道按国家目前的经济条件，要让大批的“三工人员”转正确实有困难。但是红总刚刚合并了几万名革命工人造反军的“三工人员”，如果不为这些归顺者争取到一点合法权益，不仅对红总的领导层会构成很大压力，如果革造军因此而重新分裂出去，对市委日后也许会造成更大的政治麻烦！因此必须使红总在这方面对他们能够有所交待。 武遥得到奚大雄的传讯，就同主管经济和生产的俞市长商量对策。正商量间，杨玲打来电话，说家中来客人有要事相商。武遥从来没有在妻子那里接到过这种含糊其词的电话，追问客人的名字，电话中却已经换了说话的声音。武遥一听，说了一声“我马上到”，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对俞市长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他们派人找上门来了，我会力争最好的结果。”说完就匆匆告辞了。 武遥在家中不仅见到了王小燕，还意想不到地见到了马进。杨玲告诉他：正在跟两位客人谈孙趋孙晨菲父女俩双双去世的事情。杨玲也许是有意当着客人的面，向他通报这样的谈话主题。一般来说，如果不是要想把原来的话题继续下去的话，杨玲并没有这种通报谈话内容的习惯。马进、小燕登门拜访，明摆着不是来讨论这一对父女的死亡问题的。杨玲很清楚这一点，却还是死扣着那样的话题，唯一的解释，就是有意想给客人以某种难堪。因为她以前就在武遥面前说过：对她的学生的死，工学院的造反派也有一份难以逃避的责任。当她知道孙晨父亲在放出牛棚后，得知唯一的爱女已经先他而去离开人世时，就用剃胡子刀片割破了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自杀身亡，她曾经恨恨地对武遥说：“我再也不愿在这个家中见到王小燕！”可是，尽管她不愿再见到丈夫故去战友的女儿，人家还是不请自来了。以她的身份，按照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她能做什么呢？她当然不能象一个撕得破脸皮的乡下村姑那样，用笤帚把不受欢迎的客人扫地出门。因此她就用这种方式，来变相地表达她的抗议和谴责。她甚至都不愿在电话里提“王小燕”的名字，仿佛提一下这个听上去蛮清新可爱的名字，就会脏了她的嘴巴似的；因此当时就让王小燕自己接过电话，用“武叔叔”的称呼来自报身份。武遥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小燕这样称呼他了，心中有些感慨：革命既能把人与人的关系拉近，又可以把人与人的关系隔远！是革命，促使他把王小燕的父亲看作自己恩深义重的兄长；也是革命，如今却使他的妻子把这位兄长的女儿视为冠仇。他一进门，看到一向礼貌周到的妻子，竟然连茶水都没有沏上，就知道这屋子里的气氛，是极不和谐的。疾恶如仇，这就是妻子的品格个性。她从来是这样，连对俞市长的儿子也不例外。如今，她又把这个性发挥到了小燕的身上。可是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小燕恰恰也是一个疾恶如仇的女性。同气不相求却反而相斥，谁应该真正接受这种讽刺，和承担孙教授及其女儿死亡的责任呢？武遥常暗以为自己可以算个“半瓶子醋”的思想家，可是在这个突然冒进头脑里来的问题，却茫然不知所答，终于觉得自己不应该被这样一类问题所纠缠，因此就立即甩开这念头，和颜悦色地对着两位不速之客，胸有成竹地问道：“你们一定知道这几天市委同红总所进行的接触和协商了吧？” “我们就为这个来。”王小燕不仅是作认可，而且似乎是在向偏好死人话题的杨玲提抗议。马进接口说：“确实，从你们双方接触一开始，我们就始终跟红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市委领导的想法和苦衷，其实我们也理解。相信你们对奚大雄他们的想法和苦衷，一定也同样能够理解。如果彼此都能相互理解，那就应该离达成最终谅解不很遥远，你说是吗？” 武遥很高兴来客开门见山的态度，就爽快地说：“我刚同其他市委领导在商量。市委的底线是：我们可以承认红联指和红总对锡城市文革所作的贡献和主导地位，但是一定要保留革工联和大中兵的革命权利和组织。毛主席一贯主张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你们造反派应该有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管早迟的宽大胸襟。” “我同意。”马进也很爽快地回答说：“十六条明确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只要他们不再同造反派作对，并真正愿意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举双手欢迎。但这需要市委和革工联作出两个保证：一是今后市委一切有关文革的重大决定，都要跟造反派通报协商，取得共识或谅解；二是革工联、大中兵凡有重大的政治举动，也应该向红总红联指通报协商，以避免误解和冲突。如果市委接受这两条，我们将负责说服红总接受市委的立场。” 武遥觉得马进提的这两条，都在他跟俞市长商量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既然红总红联指已经成为可以左右本市文革运动的政治主导力量，市委今后所作的任何政治决定要行得通，也必然需要取得这两个组织的支持。因此这第一条实质上不过是对政治现实的一种认可。而第二条如果真能实现，两派组织今后就能减少对立，凡事协商解决，无疑会大大降低混乱，促成稳定局面；而这一点，正是老俞最关心的。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新一年的生产任务和经济目标就无法完成。“只要可以确保生产和经济发展，其它都好商量。”这是老俞在他出门时送给他的最后关照。 在如何对待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的问题上，按照同俞市长商定的口径，同意凡是因参加文革而被解雇的“三工人员”，一列复职。并明文规定：今后如确实因生产超员而需要中止合同的，必须报经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和劳动部门联合审定；决不允许借机对参加造反派的“三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并建议红总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市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实行群众监督。但是补发工资的要求无法办到；因为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被解雇者在解雇时期脱离了劳动，就不能领工资。 马进表示：市委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这一步迈得不够大，象个小脚女人；恐怕群众不会满意。“你说呢？”他收住口，把眼睛转向王小燕。王小燕不吭声，却从书包里掏出一份传单来，递给武遥看。 武遥一看，是中央文革有关领导接见上海市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群众组织的情况和指示。传单说：“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同志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听到＇三工人员＇代表所作的血泪控诉后，当场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到接待现场，当面斥问他们：＇我们听到同志们反应的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我们尊敬的康老指出：＇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江青同志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武遥读完这份有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印发的传单，一是相信这个上海的“红总”没有那个胆敢公开造中央文革的谣言；二是过去已有从王小燕马进那里得过传单的经验，知道那怕是第一眼看上去象天方夜谭的故事，到头来却会证明是绝对地真实。于是他就不抱怀疑态度，马上走进书房，关上房门同俞市长通电话。老俞听了武遥在电话里对传单所作的简要复述，闷了半晌，无可奈何地说：“既然中央文革都完全向着他们，认为合同工制度是搞资本主义，看来这转正也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光靠我们下面顶是顶不住的！他们想要什么，先答应了再说。关键是要把局势赶快稳定下来，把市委的影响力恢复过来。” 武遥放下电话，呆想了一会，走出书房对马进和王小燕说：“市委可以答应补发工资，按江青同志所说的规定办。原为下放工人的＇三工人员＇转正的事，视各单位的经济状况，由单位决定是否办理，市政府加以审批，前提是从长远目光看有利于发展生产，不造成冗员。凡是暂时不能办理转正的，参照正式工同类工种、工龄和技术级别，在政治和经济上享受同等待遇。” 马进和王小燕对视了一下，明白武遥所答应的转正要求，是放的空炮；后面享受同等待遇的许诺，不过是对转不了正的人所作的一种抚慰。但不管怎么说，两人都觉得这也许是武遥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考虑到他在市委并没有根基，能够在中央尚未正式下达文件之前就答应这么多条件，可见他对群众的疾苦呼声，是具有真挚的关切和同情心的。两人就站起身，同武遥握手告辞。马进的辞别话是：“看来我们不虚此行。”王小燕的告别话是：“你仍然是我的好叔叔。请转告杨阿姨，我对孙教授和他女儿的死，也觉得很遗憾！你是了解的，我们长征兵团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血统论的。” 武遥笑了笑：“不要太计较你杨阿姨的态度；你俩其实是应该成为好朋友的。” 对武副书记所做的这些艰巨工作，恭鹏志是比较了解内情的。尽管从感情上说，他为革工联、大中兵的命运感到不平和屈辱；但是这种屈辱，乃是全国性的大形势所造成的。平心而论，武副书记能为他们争取到这样一种待遇，已经是殊为不易了！据他所知，上海市的赤卫队打从成立那天起，从来就没有受到过上海市委的正式承认；尽管它也是市委在幕后一手扶植培养起来的。当他在完成为市常委会做完会议纪录的使命后，武遥当着俞市长和其他常委的面向他布置重返市体育场的任务和要求，他第一次看到武遥的脸色变得出奇地严峻。在他的记忆中，武副书记对下级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他懂得此刻这种严峻的背景和涵义。但是他吃不准：武副书记是否会认为陆书记的做法，是在他背后捅了一刀呢？抑或可以倒过来说，是陆书记觉得武副书记在他背后捅了一刀？或者说，是武副书记先动手，然后，陆书记“有来无往非礼也”，朝他背后还捅了一刀？……脑子里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大问号，恭鹏志急急赶回到了市体育场。在造反派的陪伴下，他穿过了那扇小门，只见那主席台上和主席台的周围，满目都是折断的旗杆，掀翻的桌椅，扯断的电线，碎砖破布间杂着破碎的传单报纸，满地狼藉。仔细辨认，还不时能看到斑斑血迹，展示出刚刚经过一番恶斗的迹象。而在主席台的上空，此刻高高飘扬着的，是红总、红联指和锡山县农民红色造反军的旗帜，表明主席台已经落到了造反派的手里。武斗却暂时休止。在主席台前三四十米的地方，显然是一条临时“三八线”。大批穿蓝色短棉大衣的“主力军”队员，和大批穿黑色长棉大衣的革工联纠察队员，组成两道厚厚实实、壁垒分明的人墙，虎视耽耽地对峙着。就在主席台侧小门旁的那个广播室里，他看到了革工联和“大中兵”的几个谈判代表，也看到了奚大雄，育文庆，以及最近才结识的曲湘川和史苏星。一看那架势，就知道双方在僵持。他不知道自己的光临，会否给这种僵持带来某种转机？武遥责令他带回体育场的常委会意见是：宣布市委不支持革工联“大中兵”无视“两红”意见单方面召开的所谓“批判大会”。并要求双方同时撤出会场，另外商定联合召开批判会的日程。恭鹏志一进门，就向双方传达这一立场。革工联一派对自己被市委明令剥夺独立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权利，非常愤怒。红总一边，对要跟老保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的主张，也嗤之以鼻；对双方立即退出体育场的要求，却举双手赞成。因为这意味着，保守派和陆波联合上演的批判会闹剧，实际上被他们冲掉了。革工联和“大中兵”的谈判代表当然不肯就此收场。他们觉得自己是本着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采取竭力克制的高姿态，才把会场主席台失守给对方的。因此他们反复警告提醒对方，十万大军如果决计要把会议开下去，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颇有军事谋略的史苏星反过来作奉劝：“是的，就算你们在这场里正有十万之众；可是你们十万人可以排开一字长蛇阵来跟我们造反派干吗？真正可以接上手的，就这一百多米的东西两条线。造反大军现在也有十几万，我们一边抓革命、促生产，一边可以一个兵团一个兵团轮流前来跟你们作较量，你们愿意在体育场呆多长日子，我们就奉陪你们多长日子。”奚大雄接上来说：小史已经给你们说得很透彻了。撤不撤，再给你们半个小时。过了这时限，我们就会把你们围困起来。到那个时候，你们想溜都溜不走！ 然而造反派的这种嚣张气焰，不仅没有把革工联“大中兵”压倒，反而激起了他们的万丈怒火，不由地慷慨陈词：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愿意奉陪到底！ 恭鹏志就在一旁作冷静地劝导：“撤离体育场，并不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丢掉了。也不是就不批资反路线。”接着讯问陆书记现在何方。革工联的人推说不知道。恭鹏志恳切地按着一位革工联主要头头的肩膀说：“我理解你们。但是还是要服从大局，服从党的领导。你们暂时想不通，我只好登台向大家当众宣布市委的决定。我也不相信陆书记面对目前这样一种严峻局面，还会赞成把这个会议继续开下去。你们如果确实真理在手，不在于一时一事之得失嘛！” 革工联方面的代表听了恭鹏志的一席话，觉得恭主任的内心还是向着他们的。就相互对视交换了一下眼色，答应先回“三八线”的另一边去，半个小时之内给答复。恭鹏志猜想他们是回去请示陆书记去了，不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确信：不管陆书记现跟市常委之间的分歧有多大，面对更大的流血冲突可能，他一定会说服革工联一方撤离的。 恭鹏志的估计没有错。不到十分钟时间，革工联就有人传讯过来答应撤离。不久，就看到革工联的大队人马向体育场西大门方向移动。他就要奚大雄亲自赶到西大门那一头去，撤走那些围堵在大门口的造反派队伍。一场可能引起全国震惊的大武斗，终于避免了！ 大武斗是避免了，恭鹏志以为可以松口气。谁想到：革工联在体育场一炮打了一个哑火，随后的形势就急转直下。首先是革工联内部军心大乱，市委把屁股转向造反派的消息，使革工联的骨干分子觉得非常地失望、伤心和悲愤；使动摇分子纷纷退出革工联，改换门庭投靠造反派。那些一两个月之前还凄凄惶惶、不知所终的造反派，却俨然成了耀武扬威的主宰者。那隶属于建筑兵团、“石下草”兵团和公路野战兵团之下的几支好象纳粹冲锋队式的队伍，专门闯到那些造反派势力仍然薄弱的企事业单位里，冲砸革工联、“大中兵”的基层组织。三四个月前押着各类“牛鬼蛇神”满街游斗的“革命左派”们。如今却被“翻天的右派”们，押着满街游斗。跪煤渣，剃阴阳头，油漆涂脸，戴高帽，喷气式，用铁丝把大木牌挂在脖颈上，甚至喂粪便，拳打脚踢连棍棒交加……“大中兵”破四旧时用过的种种革命手段，现在又倒过来被用于“大中兵”自身极其工人伙伴的身上。而红总那些“己所不欲、且施于人”的英雄好汉，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初饱尝这类革命手段的“反攻倒算”者。他们或躲在幕后，或跳到幕前，对“红五类子女”和党团骨干分子大打出手，疯狂进行阶级报复。 革工联和部分“大中兵”的骨干分子，就是在这种群魔乱舞、牛鬼蛇神猖狂一时的背景下，毅然决然地聚集到一起的。因爱妻怜子而把体育场批判大会扔在脑后的朱坤兴，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才义无反顾地撇开儿女亲情，加入这支背水一战的北上告状队伍。这些在地方党组织精心关怀、培养和照看下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骨干队伍，在陆书记极其委婉的提示下终于认识到：问题不在市委领导，而在北京！中央受了坏人的蒙骗，硬拎着市委领导的耳朵转方向，换屁股，使地方上好人受气受难，坏人张牙舞爪。向北方，上北京，找救星，伸怨怒！这是他们的共同心声。几个月来，面对那些造反派到处冲击破坏革命生产秩序的捣乱行为，我们革工联革命生产一肩挑，才是真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现在我们不得不撒手了！听说上海的工人赤卫队已经采取停电、停水、停工的“三停”政策，锡城市的革工联如果跟上海的赤卫队联合行动，使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在江苏名列第一的工业城市同时陷入瘫痪，由此可以造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这就是在这精神万分痛苦的四五天时间里，革工联的头头左思右想，反复琢磨，为挽救革命挽救党，最终定出的对策。他们向基层传达的方针是：除了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能动员到的赴京告状人员，越多越好。毛主席不是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吗？他老人家不是在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吗？如果能把全国“赤卫队”、“革工联”之类的组织成员，都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上去，让党中央毛主席听听真正的主力军心里是怎么想的，就一定能改变全国到处存在的“亲者痛、仇着快”的局面！可惜说来容易做来难，全国总动员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本地区全力以赴，尽力而为。 听说革工联要制造“三停”，动员大批人马赴京告状，主抓全市生产的俞市长，当然要加以阻止，他把阻止的任务交给了恭鹏志。恭鹏志赶到市总工会门口时，只见得人山人海，把门口的那条街满满塞塞地挤满了。冬天的日头惨淡惨淡的，刚才还愁眉苦脸地躲在光秃秃的杨树梢后看热闹，一眨眼，却好象经不起凛冽西北风的吹打似的，一下就跑得不见踪影，把心情悲愤的人群，掷在一片阴沉沉的暮霭中。光线一暗，那些在寒风中“啪啦啪啦”翻卷挣扎着的旗帜，就立即失去了原有的鲜红颜色，黑不溜秋的，使人心里看着酸酸的。恭鹏志把自行车锁放在一家店堂内已经亮起昏黄灯光的副食品小店门口，尽量把下半部分脸掩藏在沿脖子绕成一个圈的黑色大围巾中。脸的上半部分呢，有放下耳摆的棉帽子和眼镜作掩护，使自己可以避免熟人的注意和拦截。他担心在这些悲伧而激愤的人群中，随时都可能碰见熟人。而这种碰面，必定是很尴尬很苦涩的。甚至不排除失去理智控制的人士，会迁怒于他，把他当作出卖他们的罪魁祸首！想到这种无法绝对排除的可能性，他的嘴巴，就借着高筑在嘴前方的黑围巾的掩护，作了一下牵动。这种牵动，算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苦笑。他心想：我算什么？一个小小的市委办公室主任，连到底算是陆波手下的棋、武遥手下的棋、还是俞市长手下的棋都搞不清，够得上罪魁祸首的资格吗？可是，如果你觉得冤枉，你不是罪魁祸首，这顶帽子又该戴在谁的头上，才算恰如其分呢？他自问。 是老陆波吗？也许是。毕竟，他是这个市的第一把手啊。在决定这个市市民的政治和生活命运上，谁比他还有更高的权力和影响力呢？而眼前这些人，这些在小副食品商店穿进穿出购买充饥食品的出征战士们，这些仍然骄傲地戴着革工联袖章的基层骨干、党团员、先进生产者们，他们怎么会在这一片黑暗阴冷的暮色中，承受着呼啸寒风的肆虐抽打，撇下自己的妻儿父老，离开跟家一样亲近贴心的车间、工厂、车站和码头，聚集到总工会的门前来的呢？就一两个星期前，只要革工联的大旗一飘扬，人们的心头就变得亮堂堂！什么乌龟王八，魑魅魍魉，有革工联在，天不会塌！地不会陷！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就固若金汤！可是如今，在好多工厂企业，车间班组，甚至在大街小巷，革工联的袖章都不能公开戴。一戴就有人喊“抓老保！”就揪住辩论，就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昨天恭鹏志下班时经过市中心，看到那个原本由“大中兵”搭起来专门斗批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看台上，一位闻名全市的全国劳模被押在台上，正作一百八十度的低头弯腰请罪。他的身上，披挂着一件象唐僧架裟衣裳一般的奇怪红长袍。挤近台前一打量，那长袍，原来是用一只只革工联的红袖章拼制的。虽然是数九寒天，可是他的额头两边，却渗着细密的汗珠。恭鹏志从看台前急速地退出来，不仅觉得惨不忍睹，而且感到一种深重的负疚感！“老莫啊，是我害了你！”他在心里痛苦地叫喊。 两个月前联络组织革工联时，是他亲自找这位全市理发行业的服务标兵，反反复复地作解释动员：“……不会讲话不要紧，不会叫你去登台辩论；没有文化不要紧，不会让你去写大字报；不想丢开手中的理发剪子没问题，不会要你脱产闹革命。党就需要你在革工联挂上一个名，那就等于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莫师傅虽然没文化，但是受党的教育培养这么多年，对恭主任讲的革命道理，无法做到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他是一个本分人，一向只知道用手中的那把理发剪子，恭恭敬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管去他手下理发的是市委干部，慕名而来的社会名流，还是推粪车的清洁工人，上城卖菜的乡下农民，他总是待客如宾；如果恰逢接近关店时间，他从不拒人于门外，弄得他所在的那个理发店，老是到时间却关不了门。他最早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就是因为发觉他那个店的营业额，（因营业时间拖长之故）老是比同类店高出一大截。一了解，就了解出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来！他那双看上去粗巴巴的手，在你头上折腾起来，却比绣花女还显的灵巧温柔。当它们在你头上精工细作的时候，会使你领略到一种意想不到的人生享受！恭鹏志开始时也是慕名作尝试，从此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只要手头工作不是特别繁忙，常常是挨不上两个星期，就去接受莫师傅的精加工。奉恭主任之命，老莫他终于参加了革工联，但是却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原有的生活轨道和目的。他把一切头衔职位都推掉，理由就从恭主任的谈话里面搬：他是借给革工联作块牌子用的，并不能指望他投身革命，忘掉本行。他在引用恭鹏志的语录时，自作主张地把“旗帜”改成了“牌子”。恭鹏志觉得这种篡改，不仅情有可原，所体现的谦虚谨慎，更使人肃然起敬。总之，他还是勤勤恳恳、待人如宾地理他的发。来的都是客，甭问是属于革工联还是属于“主力军”。然而，形势在发展，革命在前进。莫师傅领导的理发店，不可能成为两不搭界、超然于两条路线较量之外的世外桃源。造反与“保皇”，水火不相容。虽然在莫师傅的影响下，店堂里的职工都是清一色的革工联，登门理发的顾客，却已经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于是在等候理发的过程中，就时有唇枪舌战爆发。莫师傅开始还能按照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要求，带着一班同事严守中立，守口如瓶。后来两派矛盾日益激化，莫师傅之辈的情绪，决不可能做到一尘不染，就难免言形于色，撇开中立伪装，一边操作发剪，一边加入唇枪舌战。这种不问政治的防线一旦突破，革命的原则、立场和感情，就汹涌澎拜，到了元旦后人民体育场发生两派武斗，可以给人以美妙享受的莫“记”理发店，终于发展到对几个脸孔特别熟悉、嘴巴特别好斗的“主力军”老顾客拒绝提供服务的地步。于是，就有了恭鹏志所看到的、有如万箭穿心似的的一幕；就有了富有蛊惑力却并无实质性根据的指控：莫老保过去为党内头号走资派理发理得十分起劲，如今却拒绝为革命造反派剃头，是可忍，孰不可忍！恭鹏志已经记不清：是否安排莫师傅为刘少奇理过发。但是即使真有此事，此一时，彼一时。谁能预料当初堂堂的国家主席，今天会成为火烧、炮轰的革命对象呢？他就是不当国家领导人，经过锡城时有意要领略一下莫师傅的手艺，莫师傅能拒绝吗？至于他不肯给红总一派的人理发，那也情有可原。谁让你们跟他吵嘴吵得那么凶呢？人一伤了感情，动了气，剪子剃刀操在手里不听使唤，刮破剪碎了脸皮头皮哪个负责？ 恭鹏志带着这样一连串的回想，畏毕缩缩地出现在革工联总部办公室的门口。革工联的头头这几天已经总结认识到：那天在体育场接受恭鹏志的劝告，乃是走向目前悲惨境地的开端。因此一看到这个背信弃义的昔日助产婆，就生出抗拒的心理。他们估摸他是前来劝阻革工联的北上控告行动的。眼看着他亲手扶植起来的组织气息奄奄，几近绝路尽头，他不尽历史责任和义务，反而想阻碍革工联求生存的最后努力与奋斗，悲愤之中，更增添了一份悲愤；失望已极，倍感被出卖、被欺骗、被抛弃的辛酸！他们同恭鹏志打过这么长时间的交道，知己知彼，不用开口，彼此一看脸色眼神，就能摸清对方的想法意图。恭鹏志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几句一般性的问候话之后，他就寻思着面对强烈的怨愤抗拒心理，怎么能使自己的劝阻发生效力，完成俞市长亲自交待的任务。这么多年来，由俞市长出面安排他任务，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只有在这种非常时期，才可能发生。奚大雄在释放俞彦一事上所放的人情，显然在俞市长的身上产生了作用。在前两次市委常委会上，他虽然都采取了弃权的姿态，但是同他关系亲近的那些常委们，以市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廖胜平打头，却都明显地站到了支持武遥的立场上。几名一向紧跟陆书记的市常委，一是惮于《元旦社论》所定的政治调子，一是看到有一半人已经采取了同“班长”公然对抗的立场，情知大势不妙，也就大都投了赞成票或弃权票。而今天一听到革工联的大批人马停车关机，离开工作岗位打算上京告状，俞市长便把恭鹏志召入他的市长办公室，脸色铁青，眼睛朝他瞟了又瞟，半晌不说一句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说；恭鹏志知道这是俞市长每逢盛怒时的惯常做法：他在竭力克制自己，寻找在狂怒之际，能够尽可能减轻伤害部下感情的词句。“革工联是你扶起来的。你去告诉他们：如果想用对付国民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那只是自找灭亡！”最后俞市长只掷给了他这两句话，简短得不能再简短；这就是俞市长！他即使是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候，也能注意上下之间的工作关系和说话分寸；不管怎么说，恭鹏志是直接对陆波负责的部下，他并不能把他当作自己的直属部下来训斥。同时，他能用最简短的话语，一语中的地砍到关键之处。这就是为何他在市委大院虽然职位低于陆波，实际威望却高于陆波。武遥不管怎么精明强干，风华正茂，他毕竟初来乍到，在市委没有根基。没有俞市长的暗中支持和配合呼应，他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恭鹏志认为俞市长的话，一半是说给革工联听的，一半是在批评指嘀陆波的不择手段。如果说：俞市长前几天在支持武遥的见解立场方面，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怀疑陆波在背后煽动革工联搞“三停”向中央施加压力所引起的不满，终于使他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陆波、反对革工联的立场上。也许这种立场转换，同他跟陆波以前的矛盾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武遥。如果所采取的某种做法或步骤，会直接影响损害他主管一摊子的生产形势和计划完成情况，他一定会拔剑而起、六亲不认！他苦心经营十几年，使锡城市的工业生产在全省一枝独秀，总产值和一个广东省不相上下，这是他的骄傲，他的荣耀，他的资本。这就是为何省委主要领导对他如此器重，尽管他俩间毫无渊源关系，却在他跟陆波的纠葛纷争中，总是能“一碗水”端平，甚至常常批评自己的老部下而支持表扬他。“你们要知道锡城市工业发展的诀窍吗？”省委书记在省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去查查老俞换了多少条自行车的轮胎吧！锡城市大大小小上千家企业，哪一家没有留下他自行车的车辙？”而如今，有人却要制造“停电、停水、停工”，不管是出自什么理由，不管他过去与这些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有多少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有多同情，有多惋惜，这样做客观上就是要剥夺他的骄傲、荣耀和资本！而这些骄傲、荣耀和资本，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私利，而是同全市七十万人民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对整个江苏地区的经济建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闻讯不能不勃然大怒，把蠢蠢欲动也想参加北上告状的儿子，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是，他对市委办公室的主任，是不能象对儿子那样破口大骂的；他只能点到为止，他知道恭鹏志是个聪明而干练的人物。响鼓不用重捶，他相信恭鹏志能够懂得那短短两句话的分量！ 恭鹏志把俞市长的意思，用极其婉转的话语，转达给革工联的头头。他知道这些来自工交战线上的尖子人物，对俞市长的话就象对陆书记的话一样，一向也是毕恭毕敬、奉若神明的。接着他又以革工联助产婆的身份，用同一条船上人的口气，摆自己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在锡城市。你们把各单位的主要骨干都调离主战场，就等于把阵地拱手交给了对方；使留下来的同志处境更加困难，使你们的基层组织更加风雨飘摇，分崩离析。而最最重要的，这样做会授人以柄；１１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讲得非常明确：在工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革，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如果因为动员大批人马上京告状而造成“三停”，革工联就难逃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责……”就在恭鹏志苦口婆心作劝导的时候，有人进来说：大伙在外面等着听出发前的临阵战斗动员。恭鹏志就只能追着革工联头头往外走的脚步，一边走一边继续他的劝说。但是对方有没有听进去，他的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全部希望或失望，就取决于作“动员令”的人第一句话脱口时怎么讲。走出总部办公室的门，走出总工会的门，几盏临时拉起来的照明灯，悬挂在光秃秃的树枝干上，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的，使得门口那两头大石狮的脸部表情，在光线的晃动下，老在变换：一会显得很愤怒；一会又显得很悲哀；一会儿，又好象呲牙咧嘴地在狞笑。恭鹏志早已收住了口；并不是因为当着四周围这么多感情用事的群众，担心他对头头们的劝导话，会溜进其他人的耳朵，激起众怒。他在收住口的开初，是被一种强烈的责任心所推动，肚子里在急速地打着腹稿，心想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他必须抓住，面对上万名革工联的骨干分子，发出他的大声呼吁：停住这种徒劳无益的冲动吧！这会把你们引入自我毁灭之路！但是而后的沉默，却完全是因为眼前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景。这一情景，使他的内心几乎完全被现场的气氛和情绪所征服，所感染，所同化。他看到了莫师傅！莫师傅头戴一顶端庄的黑呢帽，黑呢帽的下沿是灰白的双鬓，灰白的双鬓中间是饱经沧桑的额头，饱经沧桑的额头下是灰白的浓眉。他的脸颊平缓舒展，加上那宽厚的嘴唇，使他的脸神总是显得很慈和。这样慈和的一张脸，既然会拒绝给人理发，拒客于门外，会使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和无法置信。就象他现在这副样子，双腿缠着满满实实的白纱布，一边坐在轮椅上，一边用带着浓重苏北盐城人口音的话作演讲，一样使人不可思议和置信。一个一向说话呐呐的人，一个为准备“五一节劳模表彰大会”上的简短发言急得满头大汗的人，也会对着上万名情绪激动的听众，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然而，这分明是他；他分明在讲。虽然结结巴巴的，全场的人却听得很专注。他们都知道他是名声卓著的全国劳动模范，是代表革工联革命性、先进性的一个标志，一面迎风飘扬的光荣大旗。可如今，这一标志却遭受到了极粗野、极蛮横无理的污辱。光辉灿烂的大旗，被牛鬼蛇神的兽蹄尽情蹂躏践踏！就在恭鹏志所见到的那个批斗示众情景之后，他被押回市服务公司“主力军”的队部。那天夜里，重脸面、性倔强的莫师傅，趁人不防，奋身跃出了被关押的二楼房间。他并没未能够如愿以偿地达到以身殉节的结果，却只是摔伤了股骨，抱恨终身地被送进了医院。革工联总部的人听到这一悲讯，特地派人用轮椅把他接来，让他现身说法，激励出征人马的斗志和士气。在这种情景下，不需要滔滔雄辩，不需要口若悬河，那短短几句极沉闷的、令人觉得十分压抑的、甚至有些含混不清的话语，就足以在人们的心里，卷起万丈狂澜！ “……同志们，革工联的弟兄姐妹们，”石狮子的上空响着莫师傅沙哑的嗓门：“我很想跟着你们一起上路。但是，我知道这会拖累你们。因此，我只能赶来为你们送行。你们一定要替我给毛主席、党中央捎信：那些坏人，那些对党有刻骨仇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最不治一治，我们这个国家就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 莫师傅最后的声音，一句比一句低，喃喃的，又象是对旁人说，又象是对自己说。一边说，一边颤颤巍巍地举起一只袖管，去擦夺眶而出的眼泪。那站在前面的人，都看到了那只颤抖的袖管，都看到了那在灯光下混浊而又闪亮的眼泪，无不热泪盈眶，都禁不住伸手去擦自己也随之奔涌而出的眼泪。恭鹏志扭回头去，他不忍看着眼前的情景，更不敢触碰莫师傅的眼睛。他突然担心起自己是否已经被莫师傅看到。他极想把自己躲避起来。然而，眼睛是可以躲避的，耳朵却无法躲避。他听到了一片哽咽的声音。那是那些站在前面的女同志首先发出来的。这哭声随着呼啸的夜风，一吹就吹散开来了。后面的人，也一大片一大片地跟着呜咽起来。有人干脆号啕痛哭起来。而这号啕痛哭的声音中，不仅仅都是女人的嗓音，而且间杂有男人那种嘶哑的、厚重的、欲想极力压制却又根本压制不住的声响，不仅使人听了愈加悲伧，就是那沉沉夜幕，也浑身颤抖起来，使得灯光投射下的一切阴影，在刺人肌骨的寒风中跟着摇晃抖动。恭鹏志觉得自己的眼眶也湿了，他扭着头，背过灯光的照射，什么话都没有说，一个招呼都没有打，一扭身就离开了那两头石狮子，和石狮子中间所放置的两大张乒乓台所组成的显目地带。他把脸部背着照明灯光，是为了不想被熟人认出他狼狈撤退的脸孔。那乒乓台的上面，此刻就停着莫师傅的轮椅。而这乒乓台，原是革工联头头打算用来作发动员令的。他恭鹏志曾经也想登上去插一脚，发表他的阻止令。然而此刻他却改变了初衷，沿着墙根朝他停放自行车的副食品商店门口，急速地默然撤退。他仍然抑制不住地想回头看。他记得：在那些在冰冷寒风中挂着滚热泪花的人群中，惟有那一对青石狮子，是无动于衷的。他羡慕它们；如果自己也能象石狮子那样，做到不被群众情绪所感染感化，他就一定能够坚定勇敢地登上乒乓台，不虚此行地完成俞市长交给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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